研究之于国学

关于“国学”的概念，据刘梦溪先生所述，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胡适之的“国故”说，二是钱宾四与马一浮的“固有学术”说，三是马一浮的“六艺之学”说。在此三说之中，只有胡适之的“国故”说强调“研究”二字，明确提出国学是“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以此推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或“固有学术”，乃是国学之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的大学问家以及他们的学问本身都是构成过去的“历史文化”或“固有学术”或“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流转变迁”的元素。他们的学问——无论是汉学、宋学、理学、心学、朴学——都不叫国学，他们——包括以上诸“学”的代表人物——本身也都不叫国学大师。“固有学术”说和“六艺之学”说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容易使人将“固有学术”或“六艺”之本身当做国学。

强调“传统的中国学问”或“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国学之研究对象，其本身并非“国学”相当重要。如果缺乏这一条，只要是“传统”的，无论是什么文化什么学问，无论是应当汲取的精华还是应该抛弃的糟粕，都会重新被当做“国学”予以倡导。前些年有人撰文说，包括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与鲁迅在内的“新文化派”是八十年前的胜利者，八十年后的失败者；“专一和新文化派作对”的“学衡派”则是八十年前的失败者，八十年后的胜利者，如此翻烧饼似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概就是因为省略了“研究”二字，将国学与传统文化，传统学问，以至于与文言文与旧式标点画了等号。“孔孟之道”或“儒家经典”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的中国学问”中之重要一脉，同样不能省略“研究”这个前提。

注重“研究”二字，以下两点必须特别关注：

既然是研究，就应当是有关学者的工作，而不是政府的行为，更不是全民的运动。然而，如今在继承传统文化旗帜之下，祭孔业已成为某些地方的政府行为，“全民皆儒”（或使崇儒成为一种全民的运动）的试点也正在逐步扩大。这是一种形式主义，不是扎扎实实研究“传统的中国学问”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应有的景象。

既然是研究，就应当用审视的目光，而不是一味的推崇。然而，如今在张扬国学的背景之中，孔老夫子独占鳌头，又被当作圣人抬到吓人的高度。由他口述又由他的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又有点“句句是真理”以至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味道了，按照某些高级干部的意思，《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都应当成为当今之世做人做官的教科书。

我很欣赏东汉时的王充，他在《论衡》的“问孔篇”中说到《论语》，认为即使是孔老夫子“下笔造文，用意详审”，经过自己周密思考亲手写出来的，也“尚未可谓尽得实”，何况是他“仓卒吐言”，哪能句句是真理？即使句句都是对的，不问一个为什么，怎么知道他是对的？王充也在儒家之列，他不是孔夫子的“凡是”派，不赞成把孔夫子当做偶像去崇拜，不把孔夫子的学说当做教条去套用，他还责问那些俗儒：“(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所谓“研究”，就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