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乡愿

按照孟子的理解，孔子是把人分成四种的，首先是行为合符中庸的“中道”（亦称“中行”）之士，“不必可得，故思其次”的，便是“狂放”之士，“狂者又不可得”而再求其次的乃是“不屑不洁”即“狷介”之士，他厌恶的只有一种人，即“阉然媚于世也者”的“乡愿”（孟子称“乡原”）。孔子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

什么样的人是“乡愿”，孔子为什么痛恨“乡愿”，并称其为“德之贼”？孟子的学生万章向孟子提出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孟子告诉他，“一乡之人皆称愿”的“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阉然媚于世也者”，则言行不一而且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好先生”本来是不错的，多了一个“好”字，也就不好了，就像“公公”多了一个“公”就不“公”了一样。

第二个问题，孟子的回答是：混同于流俗，迎合于浊世；为人似乎忠诚守信，处事似乎方正清洁，可谓世故圆滑，八面玲珑，似是而非，以假乱真，遂被称之为“德之贼”。用孔子自己的话说：“恶乡愿，恐其乱德也”。

孔子可能未曾想到，“乡愿”所乱之“德”，首当其冲的偏偏就是“中庸”。

掌握分寸，把握好度，做到恰如其分，无过而无不及，这应是中庸的本意。所以，孔子把中庸之道不能行之于世，归结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将中庸之道不能昭之于世，归结为“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要说“不偏不倚”，也只是在“过”与“不及”之间。儒家的传人，却将“不偏不倚”扩展至所有“对立双方”，至今仍有学者诠释“中庸”，为“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于是乎，中庸逐渐演变为折衷骑墙。然而，对于是与非之“对立的双方”，能不偏于“任何一方”吗？对于革新与守旧之“对立的双方”，能不偏于“任何一方”吗？对于廉正与贪浊之“对立的双方”，能不偏于“任何一方”吗？不偏不倚既然勉为其难，为了“媚于世”也就先“阉”了原则，“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貌似公允，这显然不是中庸，而是乡愿。

乡愿能够成为冒牌之中庸大行其道，有其客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真要做到中庸的不易。用孔子的话说，这是比光着脚踩在锋利的刀刃之上还要困难的事。连孔子本人，中庸也是一直想努力达到却未能完全达到的境界。“无过无不及”也好，“发而皆中节”（子思语）也罢，都好比是数学中的极限，你只有不断接近，却永远不能到达。何况在不同利益格局中人那边，所谓的“无过无不及”，自有不同的尺度；所谓“恰如其分”，也有不同的标准，很难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同。只要生存在一定的利益格局之中，这便是难以摆脱的困窘。

真正的中庸如此难觅，冒牌的中庸就应运而生。

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不少东西，在流传的过程中早就走样，无数历史事实已为之重新作了注解并赋予其以别的内涵，就像“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样，无疑会受到来自觉醒了的民众的批判。中庸也有类似的遭遇。鲁迅的反“中庸”，反的难道不正是孔子厌恶的乡愿——那种被曲解了的冒牌的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