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同安人的同乡组织发展

王日根  郭思涵

同安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同安人出海探索、从事海外贸易提供了便利。其中，台湾与广东两省与同安相对邻近，气候相似，又十分适合开拓移垦，许多同安人都选择来到这里经商或移民，为其开发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近代以来，因复杂的历史原因，台湾和原属广东的香港、澳门曾有段时间被迫与大陆分隔分治。在深厚的乡土之情下，在海峡对面的同安人拧成了一股绳，以庙宇、社团、会馆各种形式将乡亲会聚一堂，互帮互助，感念故土，将自己的文化和血脉一代代保留下来。因此无论多少年过去，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两岸人民相连的根并不会斩断。如今，港澳实行一国两制，台湾回归成必然趋势，两岸人民的联系不断加强，这份力量愈发茁壮成长，将同安与港澳台紧紧地维系在一起。2006年经普查，祖籍同安的港澳乡亲4370人，港澳眷属579人。有他们所发起组建的冠名同安、金、厦的地域性社团和宗亲公会等联谊性宗乡社团多达数十个。这些同乡组织至今仍频繁举办联谊活动，保持着极强的活跃性。^[1]

一

自古以来，同安与台湾两地就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代台湾县志中记载：台湾县在福建布政使司东南大海中，自泉州同安之厦门，乱流经澎湖，抵鹿耳门至治，计水陆程一千二百六十里。陆自省城五百四十里至同安，又六十里至厦门。自厦门至澎湖水程七更。自澎湖至台湾水程四更。因这样便捷的地理位置，早期的同安与台湾有着统属关系：元之末，于澎湖设巡检司以隶同安，中国之建置于是始。^[2]因此两岸人口往来密切，自元代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以来，就有源源不断的以闽、粤地区居民为主的大陆人移民至台湾，而其中又以泉漳厦地区的人为最多。

有明一代，朱元璋推行海禁政策，要求“寸板不许下海”，但滨海地区的居民本就依海而生，往往以渔业生产或海上贸易为业，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生活难以为继。再加上沉重的科赋，陆续有许多沿海民众逃往澎湖台湾一带，“而同安、漳州之民为最多”。到了崇祯年间，郑芝龙集团组织了一次前往台湾的大规模移民。他们“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与一牛，载至台湾，令其垦田筑屋；秋成所获，倍于中土。以是来者岁多……漳、泉、惠、潮之民望风而至”^[3]。明末清初，因明郑政权的影响，朝廷一度失去了对台湾地区的控制，并颁布了迁海令，试图杜绝大陆居民与台湾郑成功集团的联系。但郑成功却趁机广泛收容无处可去的沿海民众，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台湾百废待兴，其后续开发也是个问题，因此政府也在官方层面上倡导贫民赴台，厦门正是两岸往来中最主要的口岸之一。这些移民使台湾人口指数型增长，对台湾的开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乾隆年间，台湾已经是“土著者少，流寓者多，皆系闽之漳、泉，粤之惠、潮迁移赴彼，或承贌番地垦耕，或挟带资本贸易，稍有活计之人，无不在台落业，生聚日众，户口滋繁”^[4]的局面。据1926年统计，祖籍同安的台湾人有55.31万人，占当时台湾汉族总人口的14.7%。

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为了适应当地生活，凝聚社会力量，人们就必然会以各种各样的纽带维系在一起。最早的纽带当然是宗族亲缘关系，同姓同宗的族人们会相互协作，并通过家庙祠堂来敬拜共同祖先、共同信仰，维持着宗亲内部的秩序。例如乾隆年间移民至台的灰瑶陈氏，数百族人共同祭拜陈姓辅顺将军舍人公，定期举行祭祀仪式；早在康熙年间就移民到台湾的水滴陈氏建起陈家祖庙保佑宫，香火旺盛。还有兑山李氏、后壁厝林氏等，这几支宗族的祖居地都是同安县，都祀有宗族保护神，可见同安人宗族凝聚力之强烈。^[5]但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血缘上的联系难免存在局限性。随着清政府对台管理的加强，台湾出现了越来越多未携带亲眷的官员、班兵等群体。在政策实行之初，他们自大陆地区遣调而来，且并不长期居留。为了保证自身利益，这些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会自然地组织互助社团，再加上相同的信仰和相同的乡土情结，如会馆、乡土神庙宇这类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同乡组织在台湾诞生了。

神明会是台湾传统汉人民间信仰中重要的一部分，通常是为了祭祀神佛而组织的团体。虽然它是人们在同一信仰前提下而建立的宗教组织，但实际上，神明会往往有着身份限制，例如同乡、同宗族或同业等，成员之间通过信仰共同的神明和共享资源形成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是一个宗教性团体，也是一个社会性的团体，帮助成员共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特别是在先民初渡台，民间社会相对缺乏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神明会往往承担起调解纷争、捍卫利益的功能。神明会通常每年都会选举或掷筊，选出主持一年祭典的总负责人，也就是“炉主”，根据规模大小，有时神明会还会有“副炉主”“头家”等职务，无担纲职责的信众则统称“炉下弟子”。^[6]台湾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保生大帝，其在台信众在今日早已无籍贯畛域之分，但是在明清时期，保生大帝是早期同安移民的重要信仰中心。譬如，台南学甲慈济宫、台南祀典兴济宫、台北大龙峒保安宫、新北树林济安宫等主祀的保生大帝庙宇都详细记载了其来源。这些庙宇随着同安县移民渡海而来，或是明郑时期随同安军队渡海而来，或是乾隆年间入垦台湾的同安移民携带入台，在创立早期都是由在台同安籍民众运营祭祀。这些庙宇的信仰活动也多多少少沿袭了初期发展中神明会的习惯，设有炉主、头家。

除了祭祀奉神以外，这些神明会发挥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台北大龙峒保安宫是乾隆时期同安人移垦当地时所创，最早并没有庙宇，只有作为神明会而存在的草寮，道光年间才由当地商人集资捐建并命名保安宫，取自“保佑同安人”之意。在台北地区的艋舺顶下郊拼、漳泉械斗时，保安宫为同安县籍移民避难之所及据点。高雄五块厝慈圣宫成立时间较晚，最早的记载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创草寮，后来当地乡绅信众筹建出小庙，还下设有保安会馆，乐善好施的人家在此收留帮助落难游民。

有一类随着戍台军队的活动而诞生的同乡组织——公厅，是台湾出现较早的，不以神明信仰为核心的同乡组织。台湾的官兵按例往往并不久留，“防守总兵、 副、参、游等，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7]，基层的班兵同样交替更换，每轮守卫期限是三年。由于福建距离台湾相近，大部分驻扎台湾的士兵都是福建出身。又因各地生活习惯有所不同，籍贯不同的兵勇容易一同聚居，自成势力。道光年间，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徐宗干曾记录此现象：“郡城内各兵分据各坊街占住民房，复设立私庙公厅。”同安籍士兵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同安兵丁，散住东安上下坊，俱系错处民居……其同安兵丁曾建公厅，前台湾县托令业经拆毁；现查建有同安祖庙，虽无公厅名目，而其实与公厅无异……温陵妈庙及同安公庙，均为兵丁聚集之所。且同安兵丁，从前曾建公厅，经姚前道饰县会营拆毁有案；此时复又改建，仍杂民居。”^[8]从徐宗干所叙来看，早期的在台同安会馆、庙宇基本是由同安籍兵丁因无政府分配的营房而自发组成的聚居地，也就是同安公厅。虽然中间几度兴废，但一直有同安籍兵丁聚集在此。

道光年间台湾银同会馆碑

道光二十一年（1841），银同会馆由多位在台同安人共同捐资成立。这也是自此之后同安人最为集中、功能最全面、资料最完善的在台同安会馆。会馆由戍弁陈青山倡议劝捐重建，职员陈邦英、高兴邦等协同。会馆中堂塑立有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神像，以满足移台同安乡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需求。会馆的碑文中也明确提到了会给赴台同安人提供寓所，“凡同人之来郡者，寓焉”。科举考试期间，祖籍地同安的台湾生员同样可以在此投宿。可见银同会馆的功能十分完善，有祀神、常规寄宿和试馆的功能，基本与传统的会馆无二了。

会馆是在原同安公厅的基础上新建而成，因此虽然并不提及与军人聚居相关，但会馆的建立处处能看见同安籍军人的身影。首先，会馆的发起者陈青山、高兴邦都是同安营出身的军人，其中陈青山是戍弁，也就是一名低阶军官。参与了会馆建立并要求立碑的李皎亭是曾经来到台湾驻守的一名官兵，他身有军功后离台归乡，数年后又前去台湾游览，因此十分支持台湾银同会馆的营建。会馆还有一块重修捐款者的碑刻，从碑记中也能看出，捐款的来源十分广泛，不仅有来自政府职员的，还有来自当地神明会会众、商人、士人、兵丁等的。仅行伍出身的就有13位，既有来自福建台湾镇总兵辖下营署的官兵，也有原属同安营，轮值戍台的兵丁。会馆显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支持，反映了当时同乡会、宗教信仰和地方集体主义的紧密结合。

还有一类由商人建立的会馆，因台湾与福建频繁的贸易往来而诞生。澎湖水仙宫初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祀奉水仙尊王为主。澎湖与大陆地区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逐渐形成了“郊”，也就是由船商或聚居港口的商号组成的商业公会组织。这里的郊是由以厦门同安商人为主的“厦郊”金长顺和以台湾商人为主的“台郊”金利顺组成，又称“台厦郊”，他们相互合作，以澎湖为中转点，为对方在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经商事宜提供帮助。光绪年间，澎湖商民集资，将水仙宫宫庙和台厦郊的办公、仲裁会所一同合并，便形成了集宗教与商贸会所于一体的台厦郊会馆。

这些传统的同乡组织随着清政府在台统治的落寞而逐渐消逝。到了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台湾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大规模地毁坏了台湾的民间组织。一些同乡组织就此消失，一些则转型成为无祖籍地之分的宗教组织，与之相对的，一些近代化的同乡社团逐渐出现。日据时期有台湾中华会馆，1945年后，开始出现台湾福建同乡会。1949年后，大量大陆人跟随国民党军队前往台湾，更是涌现了一波组建同乡会的潮流。但筹建一个正式的，体系化的同乡会组织并不容易，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在众位旅台同安乡长乡亲的多方努力和大力呼吁下，1974年，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终于创立。同乡会以联系同乡感情、团结同乡力量、发挥互助合作精神、共谋全体会员福利，并促进海内外同乡协助政府推行国策，建设家乡为宗旨。^[9]一方面，他们帮助祖籍在同安的台湾人寻根谒祖、联络亲缘；另一方面，同乡会会务活跃，以会费、募捐为经费，他们积极开展与故乡的联谊参访活动，组织会员举办家乡传统习俗聚会；定期出版会讯《同安》，刊载祖地的文史资料和建设成就报道；重印民国版《同安县志》和清代《马巷厅志》，以便台湾人更多地了解故乡的历史文化。台北同安同乡会不仅是一个以故乡地缘为核心的社交和文化团体，更是一个促进两岸融合、民间交流的重要渠道。能够为台湾民众提供一个了解大陆、理解两岸历史文化的平台，减少误解与偏见。能够加强两岸民间的联系和交流，为两岸人民增进理解、增进情感提供可能。

二

香港旧属广东省新安县，地处沿海，与福建临近，福建至香港移民是历史十分悠久的。“福建人不乐臣元者，乃乘船而南，移殖各岛，视为海外桃源。 此辈未来前，福建船户已多拓居各岛上。 此事有各岛天后庙可证。 ……香港天后庙之遗存者颇多，足见本岛以前住民，多系闽人遗裔。”^[10]香港最古老的天后宫佛堂门天后古庙，始建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便是这段话的有力佐证。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区的政治、商贸、文教中心都在广州，向广东流动的闽人也多是选择前往广州从商，因此香港基本没有形成以会馆为代表的大型系统化的传统同乡组织。移民此地的同安人以天后宫等信仰庙宇为核心聚集，后来逐渐地完成了本地化。被割让给英国后，香港开埠，实行自由港贸易，是大陆与国际贸易的重要窗口，并因此吸引了许多福建人前来经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沦陷，又有一批闽籍人士南逃香港，香港福建人的社团随之陆续建立扩展出来，包括1917年成立的旅港福建商会、1925年成立的旅港福建体育会、1939年成立的旅港福建同乡会。此外还形成了原籍地范围划分更精细的旅粤泉漳会馆、旅粤鹭航会馆等，是同安人较为集中活跃的社团。^[11]

马来西亚同安金厦公会

旅港福建商会是香港最早成立的闽籍社团，汇聚了众多香港闽籍工商界人士。它的创办人杜四端是同安县马銮乡人，由于众望所归，商会成立后连任多届主席，在任期间不遗余力地联络乡谊、团结乡亲、广行善举，深得民心。商会不仅促进了福建商人之间的经济合作、互助，还承担着促进同乡情感、团结力量的社会职能。它在香港创办了四所学校：福建中学（观塘）、福建中学（小西湾）、福建中学（北角）和福建中学附属学校，早期是特地为培养在港闽籍同乡子弟人才而设，后来逐渐开放面向全社会，为香港的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商会还时常集资捐赠善款，煮粥义赈，安抚南下流民；设置义冢，使各同乡得安窀穸。抗日战争爆发后，商会曾捐资支援，即便是日军侵占香港的危难时刻，商会也没有停止运营，“……时闽籍六个社团中，有五个已经停止会务活动，惟有旅港福建商会未曾停顿，且独任艰巨，为乡人服务，办理回乡证明”^[12]。当时的旅港福建商会制度完善，组织严明，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在港闽籍商人网络。有不少重要的同安籍民族实业家都是商会成员，或与社团有着紧密联系。活跃在东南亚的四大糖商之一郭春秧、时任厦门总商会主席洪鸿儒、福建侨务委员代主任庄银安、同安修志局总察吴锡琪、厦门淘化大同公司董事长黄廷元等人，都是同安县出身，他们频繁与同乡社团往来，参加活动/捐赠物资等记录都会出现在社团自创的刊物中。^[13]2017年，旅港福建商会在其成立100周年庆典活动上宣布更名为“香港福建商会”。这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原先来到香港的福建新移民因定居此地而融入本地社会，旅港社团需要采取对社团本地化的转型尝试，以便增加社团新鲜血液。

香港同安联谊会于1995年落地。以香港商业巨擘黄克立先生为首的27位心系同安的乡贤，“身在香港，心系同安”，一同在港发出创建“香港同安联谊会”的倡议。相比于传统的同乡会、同乡商会更加重视同乡们在当地的互助，联谊会则更加重视两地交流。它以联络乡谊，团结旅港乡亲，爱国、爱港、爱家乡为宗旨，多年来多次组织会员回乡投资建设，捐资赞助家乡福利事业；接待内地各省、市部门及海外乡亲过往香港，先后与全省100多个社团、机构联合从事各项社会活动。为了活跃联谊会的新鲜血液，香港同安联谊会还特别组织了如“银同寻根之旅”的活动，带祖籍同安的香港青少年回到家乡，感受祖地文化，加深对同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

澳门旧属广东香山县，早在五代时期就出现了福建人移民香山的记载。自南宋开始，就陆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闽籍移民。县志记载香山地区“月山古庙，在黄角山，宋咸淳间建，祀天后”^[14]。可见早在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福建人就已经将妈祖文化带到了这里。到了明代，广东地区实行海禁政策，澳门受到葡萄牙人侵占，成为了葡人掌控下的国际性港口，吸纳了许多外地商人，明嘉靖年间名臣庞尚鹏曾奏称：澳门“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番衣服声音”^[15]，可见泉漳地区的海商便在其中。这些前往澳门的同乡聚居一处，逐渐形成了村落，继而实现了本地化。诞生在明洪武年间的澳门望厦村，其名字就是厦门人在此聚居，因思念故乡而取的遥望厦门之意。与香港相似，在澳门早期的民间组织中，宗教信仰组织占据了主导地位，寺庙在华人社群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华人社区社会生活的核心。寺庙作为重要的公共建筑，为华人社群提供了公共活动空间，许多庙宇前都有空旷地带，成为居民聚集和举办活动的场所。寺庙也是商议公事的重要地点，历史记载显示妈阁庙和莲峰庙曾是客商集会的地方。寺庙还成为了公共事业的中心，许多慈善活动和义学的组织都由寺庙的理事会负责，如由泉州泉敬堂、漳州漳兴堂及潮州和敬堂三堂联合组成值理会主管的妈祖阁，在晚清时期曾通过举办“漳泉义学”支持社会公益。^[16]尤其在澳葡侵占时期，中央朝廷失去了对澳门的实际掌控权，这些庙宇就逐渐转变为捐资人自行管理，甚至成为了部分商人的私产。掌控这里的商人可以更加自由地集会议事、举行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属于商人社团的会馆，由旅澳中华商会创办的澳门三街会馆，便是典型的代表。

总体来说，历史上澳门的民间组织是以宗教、慈善或同业性质为核心，并没有形成传统的成体系的地缘性社团。直到1970年代中期起，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国内政治稳定、内地劳动力大量输入、本地社团法律完善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澳门社团出现了一个增长的高峰期，尤其是以同乡会为代表的传统区域性乡族社团迎来了发展的高潮，1981年到1999年，澳门新成立乡族性社团占全部同类社团的72.7%。^[17]

澳门福建同乡会于1990年创立，聚集了包括来自闽南泉、漳、厦等各原属同安治下市县的在澳闽籍乡亲。其宗旨是：发扬爱国爱乡传统，发挥团结互助精神，沟通内地与海外联络，融洽街坊社团感情，搞好文教福利事业，促进社会安定繁荣。2007年，澳门厦门联谊总会成立。联谊会秉持爱国爱澳爱乡的创会宗旨，积极拓展会务，敦睦乡谊，服务乡亲，发挥联结厦澳两地的桥梁纽带作用，情系厦门，通过投资兴业、牵线搭桥、捐助公益等各种方式，踊跃参与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积极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繁荣发展、为澳门与厦门的交流合作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团结广大会员和在澳乡亲，积极参与澳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为澳门与祖国内地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澳门的繁荣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这两个社团都长期保持着活跃性，是澳门重要的闽籍同乡社团。

四

同安在港澳台的同乡组织，不仅是乡情的纽带，更是中华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自古以来，同安与港澳台地区便因地理相近、文化相通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明清时期同安人渡海垦殖台湾，还是近代以来港澳台地区的同安乡亲通过会馆、庙宇、社团等形式凝聚力量，这些同乡组织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不仅是同安人互助合作的平台，更是中华文化在异乡生根发芽的象征。台南学甲慈济宫、澳门的妈阁庙……这些由同安人在异乡建起的庙宇不仅是信仰的中心，更是同安人精神归属的寄托。它们见证了同安人在异乡的奋斗历程，也承载着他们对故土的深情厚谊。

近代以来，尽管港澳台地区经历了殖民统治和外部势力的干预，但同安人始终心系祖国，通过同乡组织维系着与大陆的血脉联系。旅港福建商会等时刻心系祖地的同乡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为同安乡亲提供了生活上的帮助，还通过文化传承、教育支持、慈善公益等方式，增强了港澳台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这些同乡组织成为了促进民间交流、增进理解与信任的重要桥梁。

展望未来，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深入推进，港澳台与大陆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同安在港澳台的同乡组织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凝聚乡情、弘扬文化，为祖国的统一与繁荣贡献力量。它们不仅是同安人的精神家园，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同安人与港澳台同胞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坚信，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同胞必将携手共进，共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港澳台的同安同乡组织，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推动者。它们以乡情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不仅连接着同安与港澳台，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这份深厚的情感与责任，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2期，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以来会馆文化研究”(23BZS072)的阶段性成果。王日根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思涵为厦门大学研究生）

注：

[1]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同安年鉴》，方志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2]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卷1《建置》，第1页。

[3]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5页。

[4]钟音：《为奏请编台地保甲以防偷渡以靖海疆事》，《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2辑第23册，第133页。

[5]何绵山：《在台湾繁衍的福建移民家族》，《寻根》2016年第4期。

[6]尤重道：《神明会之理论与实务》，台北永然文化1997年版，第11页。

[7]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8]徐宗干：《移镇改建兵房议》，载丁日健：《治台必告录》卷4，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55-56页。

[9]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章程》，《同安》1997年1月1日。

[10]许地山：《香港小史》，载吴在桥：《香港闽侨商号人名录》，香港旅港福建商会暨福建旅港同乡会1947年编印。

[11]李培德：《香港的福建商会和福建商人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2]柯伯诚：《香港闽籍社团发展简史》，载《旅港福建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旅港福建商会1997年版，第244页。

[13]杜祖贻：《数十年前香港闽侨的商业活动片断》，载《旅港福建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旅港福建商会1997年版，第287页。

[14]道光《香山县志》卷2《建置第二·坛庙》。

[15]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载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357，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3835页。

[16][17]娄胜华：《消逝与新生：澳门民间结社的变迁及其线索》，载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三册），澳门基金会2008年版，第871-872页、第9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