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去世前后

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还是痴情依旧，喋喋不休地吹嘘自由主义，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组织一个在野党。他还表彰雷震“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可是，1960年9月，当所谓新党正在筹组时，雷震却被逮捕，并被判以10年徒刑。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得到这一消息后，他可动了肝火，拍着桌子，对记者们说：“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象，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由此产生了深深的歉疚之情，“伯仁由我而死，他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1961年7月26日，身陷大狱的雷震逢65岁生日，以什么来慰藉身陷囹圄的老友呢？“百无聊赖以诗鸣”，他将抄录好的南宋诗人杨万里《桂源铺》，赠给老友：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11月6日，在台湾举行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他又作了25分钟英文讲演，说：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人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此论一出，顿时掀起巨澜狂波，港台的一些知名报刊，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中华杂志》和《文星》等，连连发表文章，或褒或贬，或讴歌或批判，可谓众说纷纭。批胡者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读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所发“狂悖的言论”，是在“向西方人卖俏”。他们甚至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等旧账，也全算到胡适的身上，似乎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了。当然，也有微弱的颂歌声，称道他“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 院士酒会，席间，当有人提及他的那篇演讲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酸疼便发作了，并抑制愤懑的情绪说：“我去年说25分钟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体事。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迎之至。”他的话越来越多，说着说着，便面色苍白，身体倒地，虽经尽救，却因心脏病猝发而长眠不醒，享年72岁。

胡适去世后，世人给他镌刻的碑文是：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要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江水摘自《文史精华》2010年11月张思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