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宋志坚

鲁迅许广平和海婴

荀子在论“孝道”时，用“子道”二字做了标题，我以为非常确切。这不仅对其所论的“孝道”，即使对孔子以来的整个儒家——纯儒，俗儒、陋儒——之“孝道”，也是相当确切的。因为在家庭关系中，或在父子关系中，对于“子”的规范，主要是说“子”应当如何如何，而缺乏对于“父”的具体规范，基本没有说“父”应当如何如何。

鲁迅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杂志的那篇著名的论文，即《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完全换了一个视角。鲁迅说的不是“子”应当如何如何，而是“父”应当如何如何。按照荀子称儒家的孝道为“子道”的逻辑，我以为鲁迅所说，可以称之为“父道”。这种“父道”，并非是对“子道”的颠覆，它与“子道”各有边界，可以交融互补，但在“父道”的观照之下，却可以从总体上发现儒家的孝道即“子道”的缺陷。

鲁迅的“父道”，大致有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子女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附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勿敢损伤，孝之始也”，但并不意味着，“受之父母”的，便得永远受制于父母。中国的“圣人之徒”，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总“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不仅父母在世之时，儿子的一举一动，不能自主，即使父母去世之后，儿子也得“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继续生活在父母的“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之下。按照鲁迅的看法，父母“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其二，父母与子女的之间只有互爱的关系，并不存在施恩与报恩的关系。鲁迅说到路粹所引孔融遭致杀身之祸的一句话：“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句话是否孔融所说，鲁迅不能确定，所以一直强调此乃路粹所引，但对这句话的本身，鲁迅并不认可。他认为这“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子女固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附庸，但“子之于母”，并不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父母与子女之间，是有割不断血缘关系的。这种关系，不能归结为父母的“施恩”与子女的“报恩”。鲁迅说，人有食欲与性欲，“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鲁迅所说，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说后之俗儒、陋儒，这种“施恩”与“报恩”的观念，即在儒家的原典《论语》之中，也是已见端倪的。以下引文，见诸《论语·阳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就是在《论语·公冶长》中被孔子斥为“朽木不可雕”的宰予。他提出的“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会荒废许多的事。孔子却认为宰我“不仁”，理由则是你出生之后，也要三年方才离开父母之怀抱，“三年之丧”，乃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由此联想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个“三年”时间的确定，大概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墨家反对厚葬久丧，倒与宰我所言相合。

在鲁迅看来，父母与子女之间，有一种天性的爱。“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这种互相的，互动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天性的爱”，便是维系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纽带。

因为这种天性，遂有父母对于子女的养育，只生不养，禽兽不如；只养不育，则与禽兽无异。早在1918年，鲁迅就在《随感录二十五》中，尖锐地批评过那种只管生，不管教，只想充当“制造孩子的家伙”而不是“人之父”，只想把孩子当做“父母福气的材料”而并非“将来‘人’的萌芽”的倾向。

因为这种天性，遂有子女对于父母的赡养与孝敬，不知养老与敬老，亦与禽兽无异。孔子以及孔门弟子在《论语》的学而篇、为政篇、里仁篇中说的“孝”之种种，包括“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等等，都是这种天性的具体体现。

鲁迅非常精辟地论述了这种“人之天性”：

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

显而易见，这句话，尤其是这句话中的一个“纲”字，针对的便是儒家“三纲五常”之中的“父为子纲”。

其三，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应当确立的是幼者本位。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似已有幼者本位的胚芽，但骨子里还是长者本位，连这生育后代的本身，也是为着对于长者的“孝”，为着传宗接代；至于“父为子纲”之“纲”，既与“目”相对应，纲举目张，以“子”为目，则分明是以父为本了。这种“圣人之徒”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而“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诸如《二十四孝图》中的“卧冰求鲤”与“郭巨埋儿”，鲁迅在此文中还顺便说到的宋代的“割股疗亲”，都是按照这种长者本位的观念，设计出来的。

然而，这种长者本位的观念，是违背自然界的安排的。鲁迅认为，“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顺应自然界的安排的做法，便是幼者本位，绝非长者本位。“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这种“幼者本位”，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解。要理解孩子的思想与兴趣，不要以成人的思想去替代孩子的思想，不要以成人的兴趣去替代孩子的兴趣，不要使孩子变成小大人。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都有过教训。“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鲁迅说：“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第二，指导。因为“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因为“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所以，鲁迅说：“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第三，解放。中国人在说孝子时，常有“逆子”相衬，然而，“逆子”的存在，往往与“拘挛”有关。“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鲁迅说：“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将这种“父道”， 即“父母对于子女”之道，归结为“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而且随时准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写这些文章说这些话的时候尚未做父亲，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也有言在先：“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然而，在此17年之后，他在留给亲人的遗嘱中，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那遗嘱的前五条，其实都体现了一句话：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