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派”需慎重

张锦才

 前不久，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发有以《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一书（2014年出版），荣获文学理论评论奖。我省一家媒体作了报道。由于这位获奖者的原籍是福建（上杭），记者称，“这是继曾镇南、陈晓明、南帆、张炯之后，闽派批评家第五次获鲁迅文学理论评论奖。”黄发有也不无感慨地说，“‘闽派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界无法忽视的力量。‘闽派批评’大有作为。相信会有更多的闽派批评家获得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祝愿‘闽派批评’欣欣向荣。”

笔者以为，获大奖值得祝贺，称“派”则需慎重。

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界称“派”的，虽不排除有籍贯相同的情况，如清代中期散文领域的“桐城派”，成员都为安徽桐城人。然而，桐城派形成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彼此间是老乡，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创作理念，即以宋代朱熹理学为思想基础，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努力服务于清王朝。再如清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虽然冠上扬州之名，但成员来自各地。他们当中，既有江苏的（如郑板桥），也有安徽的（如汪士慎）、浙江的（如金农），还有福建的（如黄慎）。之所以把这些画家（不仅八人）统称为“扬州八怪”，是因为他们的创作生涯在扬州，形成了共同的独特画风——不落俗套，又极富怪异。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界出现的“京派”与“海派”，原因也在于一个生活于大学公寓，一个生活于租界亭子间，文化差异而形成。还有，宋代诗坛，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以柳永、秦观为代表的“婉约派”，二者区分的依据更是与籍贯无关，而在于创作风格的迥然不同。

近些年来，福建籍的文学艺术评论家，累获鲁迅文学奖，这是事实。但是否意味着因此有一个“闽派批评”，就值得追问。首先要问的是，福建的文学艺术评论，在全国范围内是否别具一格，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其次要问的是，获奖的这些福建籍评论家，是否因关注的问题、评论的指导思想以及行文之道，拥有某些共同点而被读者所认知？如果有，称“闽派批评”当然可以；如果没有，仅仅因为是福建籍，获奖次数多，就称之为“闽派批评”，未免显得牵强。据我所知，福建省文学艺术界对“闽派”的提出与宣传，看法并非一致，不赞成的人也大有人在。至于记者报道中所说——“不论朱熹、李贽、严复等著名闽籍思想家，还是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文化批评学者，抑或辜鸿铭、林纾、林语堂等文化大师，都为独树一帜的‘闽派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也值得商榷。因为历史上的这些人物，虽然都是福建老乡、先贤，但所处的时代不同，彼此间的思想行为、创作表现，差别很大，他们对当今福建籍的文学艺术批评家是否有影响，影响多大，能不能因此形成一个派？无疑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还要问，当今中国文坛究竟存在哪些不同的派别？按籍贯划派是否可行？倘若可行，仅省、市、自治区一级，全国就有三四十个，倘若延伸到省以下，那也未免太多了。说实话，笔者之所以对当下一再提“闽派批评”存有异议，并非要否定福建籍文学理论评论家的成就。恰恰相反，我十分赞赏这些年来他们为福建增光添彩的出色表现。但是，在“闽派批评”这一内涵还没有充分、明确的阐述之前，在省内文学界对这一提法尚有分歧的情况下，谈闽籍的文学艺术评论家，说他是福建人实事求是地介绍就行了，不要动辄以“闽派”称呼之。因为，那样做既无助于提高他们的声誉，还可能引某些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