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友情永在

——悼念黄种生兄

 前排左起：戴慈文、王奕忠        

后排左起：黄寿宗、黄种生、叶炳篡

         陈懋强、李扶西、林远荣

（1957年6月12日摄于南安芙蓉乡国专校董会花园）

前排左起：戴慈文、王奕忠        

后排左起：黄寿宗、黄种生、叶炳篡

         陈懋强、李扶西、林远荣

（1991年春天松竹友七人摄于厦门南普陀）

惊闻黃种生兄不幸于今年8月21日在福州病逝，我感到很悲痛。

我和种生兄是福建省南安市国光中学高五组一班的同班同学，相处三年，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但最为刻骨铭心、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我们班八位好友组织一个“松竹友”锻练小组，组员除我外，还有黃种生、陈懋强、黃寿宗、戴慧文、李扶西、叶炳篡、王奕忠共八人。每天早上天未亮就到运动场打打篮球，跑跑步，锻练身体，同学们戏称我们是“八仙”，大家推选我当队长，我也不客气地当了。

我和黃种生、戴慧文、陈懋强、李扶西爱好文学，经常在学校的征文比赛中联名参赛，并获得冠军；叶炳篡、黃寿宗、王奕忠数理化较好，各展所长，相处和谐友好。

1957年6月12日，我们八人相约在国专校董会旁边的一个小亭子拍照留影，因为这个小亭子周围种着众多松树和竹子，与我们“松竹友”锻练小组会名十分吻合。

拍完照后，种生兄诗兴大发，题了一首五绝:

松占百花春，竹压话昆仑；

友会桃园宴，影恤朱家墩。

意思是说大家像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那样友情永固。

松竹友锻练小组成立一段时间，相安无事，因为大家志同道合，而且热爱体育活动，所以促进友情，增进身体健康。学校有一个《学生周报》，我们大多是周报的骨干。运动方面，陈懋强是学校乒乓球代表队主力，我是南安县撑杆跳高冠军及最高纪录保持者，所以在校园内，“松竹友”锻练小组也颇有名气。

1958年反右运动。“松竹友”锻练小组因风头甚劲，又队员中大多不是工农出身，学习成绩较好，既顽皮又有点傲气，对班中团支部领导有所批评，触怒了班主任和校方，被划为只专不红的“落后小集团”，并写进了档案。一些成员因档案上有此污点，而升不了大学。

过了若干年后，身居《福建日报》总编辑的黃种生兄著文《悠悠芙蓉情》，对“松竹友事件”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写道：“在遙远的记忆中，当年我和我的几位好友，想来都是应该划入‘野孩子’之列的。几个人读书在一起、玩耍在一起，自己掏钱买球组织篮球队，还仿照武侠小说的人物，借用‘松竹梅，岁寒三友’的古语，结为‘松竹友’文社，恃才傲物，独立不倚。这在‘左’思潮渐起的年代，自然难为世俗之所容，不免要遭莫名其妙之‘厄运’，导致‘松竹友’文社被指为‘生活小集团’。几位同学中，有的竟因此而导致升学受影响。‘文革’之后这件事泄露了出来，好友们愤愤不平，有的就致书学校当局要求‘平反’。我倒不甚在意，不去过问档案里是否有个‘小尾巴’，总觉得即使留有‘小尾巴’，也无法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而且事过境迁，何妨它随着时间飘逝﹗

出乎意料的是‘文革’后的母校当局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认真甄别，郑重其事地给几位好友所在地的单位发出信函，推倒了强加在‘野孩子’们头上的不实之词，还‘野孩子’们以纯真的本来面貌。

不管怎么说，中学时代那一段短暂的生活，留给我的大都是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种生兄觉悟高、看得远，他对“松竹友”事件的分析，十分透彻，其为人胸襟宽广、大度，却是我辈望尘莫及的。

我们自1959年9月于国光高中部毕业后，几十年未见面了。说来也巧，1990年原在国光中学的同班同学李铁圣兄到菲律宾开会，会上碰到旅居马来西亚经商的叶炳篡校友，大家很高兴，接着叶炳篡问起“松竹友”诸君情況，铁圣都一一介绍。炳篡兄思友心切，于1991年春天携带夫人，并约“松竹友”诸君来廈门团聚，还在廈门南普陀寺一个小凉亭合影，其排序与1957年的合照相同。相隔34年，大家由一群十五六岁的翩翩少年，变成50多岁的小老头了，真是岁月无情啊！

“松竹友”这群小青年虽然起步受挫，但并不气馁，“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在人生的历练中，在社会上，他们都做出了成绩。

当然，在“松竹友”同仁中，最优秀的首推黃种生兄。1959年他考入廈门大学中文系，1963年7月毕业后进入福建日报社，从记者当起，直至担任总编辑职务。他还是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其文章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专著有《团团转集》（上、下集），他曾把亲笔签名的大作寄来香港送我，弥足珍贵。

至今，“松竹友”的“八仙”中，已有五仙离开人世了，颇有日见故人稀之叹！特以此文悼念之。

                                            2017年9月12日于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