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唯上、不唯书的古人——读王充及其《论衡》

王充像

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本身、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比同时代普通人深刻得多的认识。东汉初期的王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一带）人，其祖上从魏国元城迁徙而来，他出身“细族孤门”，小时十分聪明，6岁开始识字，15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京都洛阳太学深造，拜当时著名的大学问家班彪为师。由于“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但王充不是书呆子，而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他“好论说”，喜欢与人辩论，即使是长辈或老师，都敢于直言。一开始人们对他的观点并不认同，然而越听越顺，觉得他说的话有理有实，值得佩服。

虽然王充曾任郡功曹（郡守的总务长）、治中（州刺史的助理）等小官，但他知道自己的言行不为当局所容，做官没有前途，便早早回到乡里，以教书维持清贫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开始做学问，对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学的典籍很有研究，认为“俗儒守文，多失其实”，决心写出一部能加以系统辨识的书。为此，他谢绝一切“庆吊之礼”，“闭门潜思”，家里“户牅墙壁，各置刀笔”，以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写作。

王充对写作的态度非常认真，主张文章要有为而作，要有益于社会人生。他说，“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篇》）。正是本着这种积极的精神，他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几乎耗尽毕生心血，终于完成了伟大著作《论衡》。

《论衡》全书30卷，分85篇（现缺《招致》一篇），20余万字，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不朽之作，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天地、自然，生死、鬼神、谶纬、家居、圣人、吏治、富贵、卜筮等等。所谓论衡，“衡”是古代对天平的称谓，“论衡”即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和学问，都要加以称量，辨别其真伪，衡量其轻重。对此，作者说得很坦白，“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可见《论衡》并非泛泛而谈，它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纠正当时一些认识上的错误（“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因而有很强的针对性。

笔者读《论衡》，印象最深的是王充不唯上、不唯书的勇气和态度。他在《书虚篇》写道：“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然而“如实论之，殆虚言也”。例如舜死于苍梧，大禹死于会稽的传说，他都一一提出质疑；对女娲补天用鳌足支撑，也加以非议。他说，“鳌，兽也，天本以山为柱，共工折之，代以兽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王充的怀疑是对的。今天我们读古籍中这些记载，也是把它当神话对待，并不是真的相信女娲会补天。

王充这种不唯上、不唯书的勇气在《问孔篇》、《刺孟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宣泄。他公开反对把儒学名著当作圣经加以膜拜，指出，“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然后一一列举那些“相违”与“相伐”的例子。对于孔老夫子所说的话，他也不盲从，有些问题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关于为政的回答。孔子认为，不得已时，在“足食”与“民信”之间选择，应当“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个看法从道德层面上讲，似乎值得肯定，但王充却另有见解，他说，“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并进一步阐述，“夫弃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信不立矣。”意思是说，如果老百姓穷得连吃的都没有，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盗贼四起，信还能够立吗？如果老百姓丰衣足食，即使不特别强调信，信也自然而然存在。这个说法与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是相似的。王充还认为，人性虽有善恶之分，但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即“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免，使之为善。”

正因为王充不唯上、不唯书，他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天人感应论”敢于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在理论上与董仲舒唱起了对台戏，这是全书的精彩之处，也是王充唯物论思想基石。他认为，“气”是客观世界最基本的元素，“广大无垠，无边无际，不生不灭”，是万物的本原。人与万物都是“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不存在有意志的创造者。自然界的灾异，也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他还说，天与人不一样，它没有口眼，没有欲望，没有意识，因此“夫天道，自然而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谴告篇》），从而否定了上天创造万物、主宰人类的“天人感应”论。

王充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谓谶纬，是一种庸俗的经学和迷信的混合物，用诡秘的隐语与预言，昭示人的吉凶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将人世间的一切都归于上天的安排，它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被奉为“内学”。东汉时期，朝廷、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充满谶纬之气。王充坚决反对谶纬符瑞有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枯龟之骨，死蓍之茎，问生之天地，世人谓之天地报应，误矣。”（《卜筮篇》）他还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即人世间的一切并非上天的有意安排。

王充对鬼神之类邪说的批判更是精彩。他认为，人与其他物质一样，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禀受天地之气而成的，“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故人死不能为鬼”（《论死篇》）。他还把人的形体、精神和知觉的关系，比作蜡烛、烛火与烛光的关系;“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实”，从根本上否定了鬼的存在。为了让自己的立论更具说服力，他在驳斥有鬼论时，说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话，“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意思是说，如果人死了都变成鬼，那么，开天劈地以来，世界上的鬼肯定比人要多，以至于“满堂盈廷，填塞巷路”，到处见鬼。这段话非常生动而且深刻。至于为什么人们觉得世界上有鬼，王充说，“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之为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即鬼是人的一种精神幻觉，解释得非常合理。

上虞县王充墓

然而王充反谶纬、反迷信、反对盲目尊孔的言论，却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极端仇视，《论衡》被禁止流行，埋没近百年，直到东汉末期，才被蔡邕发现而密藏于书库。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都把《论衡》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加以禁锢。特别是那位对诗文颇有兴趣的乾隆皇帝，曾作过这样的批示——“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这个罪名太吓人了，如果王充生在盛行“文字狱”的清代早期，岂不要被问斩？幸亏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今天，当我们谈论这位伟大的学者和他的著作时，不能不感慨系之。

当然，王充也有局限性，他的一些说法并不都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例如，在谈到人间社会的富贵贫贱时，他认为“凡人遭遇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显然是宿命论的表现，有违于科学精神。不过，《论衡》有错误的说法只是少数（或称之为次要方面），不能因此抹杀，而应充分肯定其主要方面，承认它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进步性。说实在，一个远离今天一千九百多年的古人，能有这样的科学观，而且把它写出来，这是何等的了不起。比起现在有些信鬼神而敬之的共产党员乃至领导干部，其思想境界，不只是“略胜一筹”，而是真正的“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