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是否知进退
——范蠡与文种的不同结局

东周末年，诸侯独大，互相间纷争不已，是一个需要人才并产生人才的时代。范蠡与文种，就是这个时期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在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卑辞乞和、称臣归附的最困难时刻，不离不弃，竭尽忠诚，帮助他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改革，终于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之后，于公元前482年，趁夫差北上会盟、国内空虚的有利时机，兵分两路攻吴，迫使夫差仓皇回师求和。公元前472年，越国再度起兵伐吴，最终打败宿敌。夫差羞愧自杀，吴国灭亡。

越王勾践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胜利，作为左臂右膀的范蠡与文种本该飞黄腾达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一个见好就收，主动离开；一个韬光养晦，最终无奈自杀。如此截然不同的结局既出乎意料，又耐人寻味。此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先看看范蠡。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出身贫寒，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因为在楚国不得志，他投奔了越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样写道：“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这段文字充分说明，范蠡在兴越灭吴进而帮助勾践称霸的漫长过程中，是立下大功的。不过，也正是由于他与勾践相处的时间很久，对勾践的为人非常了解，知其“可以同患，难与处安”，自己又身居高位，“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如不及时抽身引退，后果难以预料。因此，当越国人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范蠡却“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

勾践看到范蠡的信，非常生气，立即把他找来，沉着脸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意思是，你好好呆在我的身边，我会让你与我共同管理国家的；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会毫不迟疑地杀掉你。范蠡知道，此话前一句并非真心，后一句倒是实意，对此他早有思想准备，便从容地回答说：“君行令，臣行意”——您当君主的，可以下您的命令，我作臣子的，也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回到家后，“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也就是说，范蠡没有贪恋富贵，而是急流勇退，一走了事。据说范蠡走后，勾践曾让工匠铸了一尊铜像，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以表示对他的怀念之情。两百多年后，司马迁在谈到某些人（如任安）“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时说到范蠡，认为“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

离开越王勾践的范蠡到了齐国，改名换姓，做起了买卖，由于经营有方，“致产数十万”，成了闻名于世的大富豪。“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但早已看透金钱和权力的范蠡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说完，他把相印归还给齐人，又把所有的财产散尽，然后去了一个“陶”的地方住下，自称朱公。他看到这里乃“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一个货物集散地，便又重操旧业，做起生意，而且“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赚钱“累巨万”。人们称之为“陶朱公”。但他有了钱仍然像过去一样，“分散与贫交”而“疏昆弟”，即“富豪行其德者也”。司马迁的《史记》把范蠡放在《货殖列传》，说明作者对其经营之道的认可。显然，范蠡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不仅懂政治，而且懂经济，更重要的是懂得怎样保护自己。

再来看看文种，情况就不一样了。

文种，字少禽（一作子禽），原籍也是楚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早年他在宛当官时，听到范蠡的声名之后，即驾车前往，并与之结为好友。文种是一个善于思考，足智多谋的人。正是他，在越国被吴国打败、伍子胥极力主张杀掉勾践的情况下，暗中收买伯嚭，说服了夫差，准其降吴为臣。还是他，在勾践受困会稽，曾一度产生消极悲观情绪时，用祸福可以转化的许多事例给予开导，指出“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更是他，在勾践夫妇与范蠡到吴国为奴的三年里，受委托主持国政，同时周旋于吴越之间，可谓里里外外一把手。而当勾践获释回到越国后，起先要“范蠡治国政”。范蠡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蠡不如种”。勾践觉得有道理，“于是举国政属大夫文种”。文种忠于职守，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之日益兴旺，又给勾践出了灭吴的主意，即文种“七术”，其中包括，实施贿赂策略，用金钱收买吴国君臣；采取美女色诱，消除吴国君臣的志向；用高价买进吴国的粮食，削减他们的库存；派能工巧匠给吴国修楼堂馆所，使其劳民伤财降低国力；离间吴国君臣的关系，让夫差杀其功臣；积草屯粮，操练兵马，以便伺机出击，等等。这一策略收到显著的效果，吴国的力量受到重创，老百姓怨声载道，从而为勾践后来灭吴创造了条件。

然而，由于文种知进不知退，不懂得保护自己，最后的结局与范蠡截然相反。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到了齐国后，曾给文种来了一封信，指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意思是，当君王的劲敌被消灭之后，那些原来为他出谋划策、出生入死的人就不再需要了，甚至会成为绊脚石而被搬掉，何况勾践这个人，心胸狭窄，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安乐，呆下去必定没有好结果，你为什么还不赶快走呢？文种看到这封信后，沉思了很久，他觉得，范蠡的话不无道理，但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勾践尽管是个不太容易相处的人，但也不至于如此绝情，因此接到信后他并没有走，而是“称病不朝”。

忠厚的文种以为，韬光养晦、暂时退避一下可以消除勾践对他的疑虑，谁料此时有人乘机向上诬告，说文种自以为功大赏薄，心里有怨恨，才装病不上朝，其实是在准备作乱。听到谗言，勾践既不公开追究，也不作任何调查，而是把文种叫来，当面赐给他一把宝剑，然后冷冷地说道：“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意思很明白，先生教我七种办法讨伐吴国，我只用了三种就把它灭掉了，还有四种办法在你那里，如今我这边没事了，你应该带着那些还没有实施的办法到先王那里，再去试一试。话说到这个份上，文种知道勾践已经下狠心要他死，深悔当初没有听范蠡的话出走，只得长叹一声，用勾践赐给他的剑结束自己的生命。写到这里，不禁让人想起，吴王夫差不是也曾赐剑给他的重臣伍子胥让其自杀吗？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

读范蠡与文种的生平，感慨良多。人们从中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残酷性，它不仅反映在统治者对黎民百姓的剥削与压迫无所不用其极，也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斗争你死我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当他们在创业初期或面临巨大困难时，可以而且必须与臣子真情相处，以期得到鼎力帮助，渡过难关。一旦江山坐稳，没有了劲敌，没有了危难，原来的功臣不仅不需要，还成了心腹大患。他们怀疑这些人权力过大，迟早会起来谋反，因而耿耿于怀，想方设法将之除掉（宋太祖赵匡胤对功臣采取“赎买政策”，即“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比较缓和的形式）。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太多了，不只是一个勾践，也与勾践的长相无关，它由封建社会的阶级本质所决定。从这一点说，文种的死有其必然性，范蠡的出走则属于侥幸。或许因为如此，范蠡的故事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他的终局有许多说法，特别是与美女西施泛舟西湖，最为浪漫，这多少反映了人们对这位古代智者的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