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敕命”的解读
1985年，惠安县百奇回族乡发现一道清道光皇帝颁发的敕命。敕命是古代皇帝诏令的一种，它用于推恩封赠六品以下的官及世爵有袭次者，民间笼统称之为圣旨或诏书。
这道敕命，绢质，横幅，长1.65米，高0.32米，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汉文20行，竖写，计236字。汉满文中间加盖“敕命之宝”方印。卷头织有“奉天敕命”四个篆体字，周以双龙抢珠图形。两头卷轴已不存。
道光敕命全文如下：（句读笔者所加）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任使需才称职志，在官之美，貤驱奏效报功，膺锡类之仁。尔郭用锡，乃议叙盐运司知事职街郭金榜之父，雅尚素风，长迎善气，弓冶克勤于庭训，箕裘丕裕夫家声。兹以尔子遵例急公，貤封尔为修职佐郎，锡之敕命。于戏，显扬之盛事，国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巨心弥励。
制曰：奉职无愆懋，著勤劳之绩，致身有自，宜酬育之恩。尔骆氏，乃议叙盐运司职衍郭金榜之母，淑范宜家，令仪昌后，早相夫以教子，俾移孝以作忠。兹以尔子遵例急公，貤封尔为八品孺人。于戏，贲象服之端严。诞膺臣典，锡龙章之涣汗，用表荣施。
议叙盐运司知事职街郭金榜之父母
道光拾伍年拾贰月拾肆日
这道敕命是道光十五年（1835）皇帝颁发给惠安百奇郭金榜的父亲郭用锡、母亲骆氏的。郭金榜，惠安百奇人，官居议叙盐运知事。清制议叙有两种，一种是于官吏考核之后对成绩优良者给以议叙，或加级，或记录；另一种是由保举而任用之官亦称议叙。郭金榜没有科举功名，应属后一种，即由保举而任用之官。知事，即主持。盐运司，管理食盐专卖的地方机构。唐中期以后特置盐运使，以管理食盐专卖为主，多派大臣充任，常驻扬州。诸道设盐铁转运使，是握有重要财权的官职。历朝因乃不变。元至元十六年（1279），惠安设置盐管勾司，管理全县盐务，址在玉埕。郭金榜就是食盐专卖机构（地方机构）盐运司的主管。道光皇帝这道敕命是“貤封”他的父母。貤（yi），通迤，延展的意思，即从郭金榜推恩封赠父母。封赠的修职佐郎是文职八品。敕命颁发于道光十五年（1935）十二月，时郭用锡已71岁，第二年即道光丙申年（1836）夏五月他就去世了。这个修职佐郎只是荣誉性的，并非实职，也不可能任职。据郭用锡墓志铭记载，他死后皇帝还“赐努金建坊”“嘉以海内乐善好施之举”。皇帝封给郭用锡夫人骆氏八品孺人属于惯例。明清七品以下官员的母亲或妻子都称孺人。骆氏先于丈夫去世，皇帝的封赠是追封。
朝廷为什么给郭氏夫妇如此殊荣？敕命只概括一句“兹以尔子遵例急公”。急公的意思是急公家所急。郭用锡墓志铭记载，“先是丁亥岁（1827）邑有城工役，公（指郭用锡）捐重资以倡。嗣建文峰书院，又踊跃输助，命儿子金榜董其役。大吏胪事状以闻于朝。皆纪实也。”
先说“城工役”。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为防倭寇侵扰，惠安县城始建城垣，此后，万历、天启、崇祯各朝均有增筑。清乾隆十六年（1751）修葺后数十年城垣被水冲裂。道光七年（1827）知县仝卜年巡视城垣，颓裂愈甚，于是集议重修，捐俸以倡，全县士民共集资2.3万多两白银。郭用锡参与这次修城，“捐重资以倡”。
再说文峰书院，这是惠安县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书院。《惠安县续志》卷二《建置志?学校》载：“螺阳书院旧在文庙之西，嘉庆初年圮，地狭隘，屋少，不足肄业。道光七年（1827），知县仝卜年倡捐，邑人输助一万一千九百余金，择邑东门外附廓地建造，改名曰文峰书院。倡捐的是知县仝卜年，参与其事的除孙珩外，还有陈金城（进士，刑部云南司主事）、汪洋（进士）、孙经世（进士，经学家）等，都是当时惠安有名望的人物，为什么朝廷单单表彰一个小小的盐运司知事的父母？因为郭用锡是个捐资大户，即“建文峰书院，又踊跃输助”。还叫儿子郭金榜参与其事。民间传说郭氏当年是用箩筐往县城挑银子的。
郭用锡，字般若，号乔斋，卒于道光丙申年（1836）夏五月，享年72岁。郭用锡是个海商，墓志铭说他“弱冠时经营瀛海中，万里风波，不惮艰险。尝泛舟游普陀寺……踰壮而家计稍丰”。他为人“气量宽厚，世务洞达。恕以待人，而语言必慎；谦以持己，而喜怒不形。施恩不求报，善忍以弭患。非理相干，以情遣之。甚至横逆频加，而终不失其坦荡之怀”。他虽身为商人，却好读书，重教育，“每与骆孺人日劝儿孙曰：不读书无以发各成业。碌碌享温饱，何耻如之！”墓志铭作者、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爱国学者陈金城对郭用锡的评价是“知大义而即勇为义，好行德而不自见德，诚今世之所稀”。敕命中褒扬郭用锡“雅尚素风，长迎善气，弓冶克勤于庭训，箕裘丕裕夫家声”，是有所依据，并非溢美之辞。表彰骆氏则侧重其“相夫教子”“移教作忠”。
惠安百奇郭氏不同于汉族姓氏中的郭姓，其始祖郭德广，原名伊本?库?斯广贡，为来华经商之阿拉伯（或波斯）穆斯林，落籍于浙江省杭州府富阳县郭家村。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以宣差微禄奉命来泉，督糈供应。其时干戈扰攘，弗克还朝，遂纳室于泉而家焉”。（引自《郭氏家谱》）郭德广卜居泉州行春门外，后迁晋江法石。郭德广次子郭仲远于明洪武九年（1376）携妻儿入惠，择居奇水之滨，是为惠安百奇郭氏肇基祖。
从对这道敕命的粗浅研究中，至少可以得到几个方面的历史信息：一、惠安虽然地瘠民贫，但重教兴学之风由来已久，即所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据史书记载，整个元代，泉州府考中进士极少，其中卢琦就是惠安人。道光年间（1821-1850），惠安童生到泉州参加乡试院试多达3000人，为泉州府各县之最。二、惠安的富商大贾，历来不乏慷慨好义热心公益之人。三、书院制度起于宋末，至康熙、乾隆时弥重书院之教。乾隆时惠安知县邵应龙为礼聘出科联（翰林院庶吉士）任文峰书院山长（院长）。封建统治者注重教化，倡导民间兴学，从道光皇帝这道敕命就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