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悲剧

知道伍子胥这个古人的名字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当年父亲告诉我，传说“武圣庙”供奉的神明原来不只一个关云长，还有伍子胥，但后来的人认为，伍子胥挖楚平王的墓，鞭挞其尸体，是非常错误的行为，与圣人应有的品德极不相符，便把他的神像从庙中迁出。

伍子胥的神像被迁出武圣庙的传说是否属实，我没有再请教过别人，至今不甚了了，但据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对楚平王这种过火的行为确实有过，他的一生大起大落，更是富有传奇色彩。

伍子胥（？—前484年），名员，春秋时楚国人，父亲伍奢，是楚国的大臣。楚平王考虑到儿子建已到了论婚的时候，便让少傅费无忌到秦国物色对象，费无忌为了讨好平王，将看中的拟给太子作妃的绝色秦女献给了平王，之后又进谗言，诬说太子对此事有怨恨，准备作乱。楚平王立即叫来太子的老师伍奢“考问”。伍奢直言道，“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质亲乎？”费无忌见状，恶毒诋毁伍奢，并要楚平王采取动作，说是“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擒。”昏庸的楚平王信以为真，立即逮捕了伍奢。为了斩草除根，费无忌又建议平王诛杀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子胥）。伍尚与父亲一起被杀。伍子胥不愿父子都死在楚平王的手上，当即逃亡。司马迁对此持赞同的态度，说伍子胥如果当时不走，与其父兄一起死，“何异蝼蚁”。

伍子胥逃出楚国后，先是到了宋国与郑国，而后又投奔吴国。有关他的逃亡，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最著名的是过昭关一夜头发全白。《史记》对伍子胥过昭关的记载则是另一种写法——伍子胥到了昭关，把关的人发现后要抓，他拔腿就跑，追者在后，几不得脱，幸好有个渔父帮他渡过江。伍子胥非常感激，便解下身上背的剑对渔父说，这把剑价值百金，我把它送给你，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渔父拒不接受，他说，我帮助你不是图报答，要知道，楚国为了抓到你，开出的赏金很高，赐粟五万石，还给以爵位，价值何止是百金的一把剑，但我懂得为人之道，绝不会那样做。渔父的话让伍子胥感到震撼，他恭恭敬敬地朝渔夫一拜，然后迅速向吴国走去。

伍子胥刚到吴国时，僚是国君，公子光（即阖庐，也作阖闾，与吴王僚系叔伯兄弟）为将。过些时候，伍子胥觉察到“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在吴王僚与公子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认为这人日后会有所作为，于是把刺客专诸推荐给他。公子光即让专诸在他举行宴会时，乘机杀掉吴王僚，夺取王位。（京剧《鱼肠剑》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阖庐当上吴王后，伍子胥忠心耿耿，扶助他整军经武，使国家强盛起来，打败了宿敌楚国。吴兵攻占楚国的都城郢时，楚平王已经故去，楚昭王也早已逃离，但不忘父兄被杀的伍子胥仍怀着极大的仇恨心理，“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逃亡在外的楚国大臣申包胥知道这件事后，让人转告伍子胥：“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意思是，楚平王曾是你的国君，他已死去多年，你这样对他，未免太过分了。伍子胥面对曾经的好友和恩人申包胥的责备，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他让人感谢申包胥，并说“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我好比赶路的人，天快黑了，要去的地方还很远，没奈何，只得不按常理行事了。这是实话，因为复仇心切而失去理智，以致做出不该做的事。仅此一点，后人把他的神像从武圣庙迁出，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然而造成伍子胥的悲剧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与吴王夫差的关系。夫差是阖庐的儿子。他有许多兄弟，大家都想当继承人，出现了“诸公子争立”的局面。关键时刻，伍子胥“以死争之”，说服阖庐，立了夫差。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国与越国在檇李（今浙江嘉兴）交战，吴兵战败，阖庐受了重伤，临死前对夫差说，“你会忘记勾践杀你的父亲吗？”夫差回答“不敢忘！”两年后，夫差起兵打败了越国，勾践用重金贿赂太宰伯嚭，以“求委国为臣妾”，即投降求和，在吴国当奴役，以免一死。伍子胥对勾践的这一招看得很透，他对夫差说，“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但由于夫差已经依了伯嚭的主张，接受越国求和，伍子胥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

五年后，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死后，新君弱，大臣争宠，认为是个好机会，便准备兴师北伐齐国。伍子胥强烈反对此举，认为吴国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齐国而是勾践。他对夫差说，“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伍子胥的这个意见深谋远虑，对吴国而言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雄心勃勃而又刚愎自负的夫差根本听不进去，他执意出兵伐齐，而且大败齐师于艾陵。这一下，夫差觉得自己的决策完全正确，而伍子胥的反对意见才是谬误，君臣的关系就此进一步疏远了。

过了四年，吴王又将伐齐，伍子胥仍然表示反对。原因还是不放心越国。他对夫差说，请大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政敌伯嚭深知吴王不喜欢听这种逆耳话，便乘机在夫差的面前诋毁伍子胥，说他“专愎强谏，沮毁用事”，企望以吴国的失败来证明他的意见正确。并说伍子胥作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这种似是而非、没有事实作根据的谗言，只要头脑稍为清醒的人，是不难识别的。但早已对伍子胥心怀不满的夫差，却听了进去，而且表示深有同感——“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于是不加调查，也不念其过去的功劳，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剑，令他自裁。

面对夫差的赐死令，伍子胥怎么也想不通，他仰天长叹，觉得自己忠于吴国，忠于夫差和他的父亲阖庐，帮助他们赢得王位，建功立业，夫差却听信谗言要杀他，这是为什么？悲愤之余，他让人在他死后，挖出眼睛，悬挂在东门上，他要亲眼看见越国军队是如何把吴国灭掉的。夫差知道后非常恼火，派人把伍子胥的尸体用鸱革包裹起来，投到江里。吴国当地的老百姓同情伍子胥，在江边为他立了祠，“因命曰胥山”。

伍子胥虽然死了，但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预言。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之后，国家由弱变强，便于公元前482年趁夫差北上会盟，国内空虚的机会，出兵攻吴。夫差仓皇回军，但已措手不及，吴国最终为勾践所灭，夫差也因此走上了不归路。自杀前，这位刚愎自负和一错再错的国君沉痛地说道，“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人们从伍子胥的悲剧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人的天下。帝王是臣子的主人，臣子是帝王的工具。然而忠心耿耿的臣子并不一定就有好结局，许多人甚至惨遭杀害。原因之一是，最高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从前的工具就不再需要了，甚至成为心腹之患，于是出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滥杀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但伍子胥之死还另有一个原因，即他未能顺着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办事，甚至于经常唱反调。作为臣子，敢于向上提出不同意见是值得敬佩的，如果遇到能够兼听的明君，意见还有可能被采纳，如唐太宗之于魏征。但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帝王，君临天下，自以为最了不起，只能听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好话，不愿意听实事求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的逆耳之言，因此臣子向上进谏要冒非常大的危险。伍子胥似乎不懂得这个道理，或者是懂得道理却又居功自傲，不把年轻而又是他一手扶起的吴王夫差放在眼里，仍然我行我素，终于酿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