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何以自杀
蒙恬芳轨设，游楚妙弹开。新曲帐中发，清音指下来。
钿装摸六律，柱列配三才。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剩哀。
这是唐代诗人李峤的五律《筝》，诗中指蒙恬是古筝的发明者，但这与“蒙恬是毛笔的改良者”一样，都仅止于传说。真正载入史册的是，蒙恬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抗击匈奴的过程中，作为领兵作战的将军，建立过赫赫战功。然而，一位对秦王朝有着如此重大贡献的功臣，最后却落到了“吞药自杀”的下场，不仅让人叹息，还要问一句，这究竟是为什么？
据《史记·蒙恬列传》载，蒙恬对此作过这样的解释，“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属之辽东，城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显而易见，所谓修长城“绝地脉”，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也非他的真心话。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应该从蒙恬的一生中去寻找答案。
蒙恬（？—公元前210年）的先辈是齐国人，祖父蒙骜后来归顺秦昭王，伐韩攻赵打魏，所向披靡；父亲蒙武与王翦攻楚，大获全胜，后又活抓楚王负刍。蒙恬从小勤奋好学，尤其精通狱典，曾做过审理案件的文书官。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0年），他成为一名将军，累建奇功，被拜为内史。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攻打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大片土地，并在这个地区设置34个县，划归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周边一带）统属。后来他又从内地发派三万多名罪犯到榆中、洮河一带垦殖，发展经济，加强军事力量，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边防。接着，他的部队渡过黄河，夺取高阙、阳山等地，严重摧毁匈奴军的要塞和据点。《史记》指出，“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击退匈奴后，为了解决都城咸阳与前方交通不便的困难，蒙恬奉命修了一条北起九原，南到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宽阔直道（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全长一千多公里（没有全部完工）。公元前213年，他还根据“用险制塞”的原则，把秦、赵、燕原有的长城联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体。这条长城从临洮到辽东郡碣石，对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战功赫赫的蒙恬，秦始皇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加以重用。《史记·蒙恬列传》这样写道，秦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蒙恬的弟弟），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蒙恬、蒙毅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堪称是秦始皇的左膀右臂，权力达到了巅峰，朝廷内外谁也不敢与他们争宠。那时，宦官赵高犯下了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然而当判决书送到秦始皇那里时，这位“千古一帝”却又变起卦来，觉得赵高平时勤勉尽力，杀了可惜，于是赦免他，还让他官复原职。秦始皇这一改，在他看来可能是小事一桩，却彻底地改变了蒙恬兄弟的命运，并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秦帝国的历史。因为逃过一劫的赵高从此恨死了蒙恬兄弟，秦王朝也因此为自己选定了一个掘墓人。
公元前210年秋，秦始皇病死在出巡途中。临终前，他“令赵高（中书府令）为书赐公子扶苏（此前扶苏被派往蒙恬部队任监军，与蒙恬在一起）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思是，让扶苏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蒙恬，然后回到咸阳主持葬礼，实际上就是要扶苏继承帝位。但是有关秦始皇的死讯却被保密起来，“群臣莫知”。此时，“得幸于胡亥”（秦始皇的小儿子、后来的秦二世）的赵高却动起了脑筋。他想，如果扶苏继位，必然重用蒙恬兄弟，这对他的政治前途极为不利，于是劝胡亥先发制人。但是胡亥认为，“废兄而立弟，是不义”。赵高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胡亥却听了进去，当即同意篡位。
赵高说服胡亥之后，接着拉拢丞相李斯，准备伪造诏书，废公子扶苏，立胡亥为帝。李斯起先反对，并斥责道，“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赵高问他，“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指扶苏）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李斯只得承认，“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赵高进而说，这五项你都不如蒙恬，一旦扶苏当上皇帝，必然用蒙恬为丞相。到时，你还能“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吗？显然是不可能。如果现在你听我的话，杀扶苏立胡亥，就可以“长有封侯，世世称孤。”聪明一世的李斯，听了这番话之后，为了一己之利，竟改变初衷，成了赵高的帮凶。他们当即伪造诏书，并派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
老实的扶苏不辨真假，看到父皇赐死的“诏书”，便要自杀。蒙恬见状予以制止。他对扶苏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怎么有可能要杀我们呢？再说，“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意思是，情况未明您就自杀，如果诏书是假的呢？我看还是把情况搞清楚再说也不迟。愚孝的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当即自杀身亡。
深知政坛阴谋的蒙恬并没有因扶苏的死而减少对“诏书”的怀疑，他要求入京申诉，使者回报了胡亥。考虑到扶苏已死，竞争对手没有了，胡亥起初打算放了蒙恬，但赵高另有想法，他觉得蒙恬在，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必须坚决除掉，才能不留后患。于是编造谎言，诬告蒙恬兄弟，说“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建议胡亥“不若诛之”。政治上低能的胡亥信以为真，把蒙恬、蒙毅都抓起来，准备杀掉。子婴（秦始皇的孙子）反对此举，认为杀功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会“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胡亥根本不听，他下令杀了蒙毅，又派人到阳周对蒙恬说，“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有大罪，法及内史。”要蒙恬谢罪自杀。蒙恬当然不甘愿就这样死去，他对使者说，我是无辜的，我一生忠心耿耿，即使到了今天被囚，手上仍有三十万大军，若要反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敢辱没我那些对秦国有大功的先人。希望您能将我的情况转呈陛下，体察我的苦衷。使者说，我是奉命来对将军执法的，怎么敢把你的话反映给上面呢？蒙恬听后喟然叹息道：“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最终吞下毒药自杀。
读蒙恬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他是最早开发大西北的人，也是有大功于秦帝国的将军。他的死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所谓筑长城“绝地脉”受到神的惩处，因为冥冥之中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他的死因是政治性的。司马迁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史记·蒙恬列传》的最后评述里否定了“绝地脉”获罪一说。然而他的解读也不尽合理。他是这样写的：“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障，山堑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看来，司马迁对修直道和筑长城都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这样做不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而蒙恬身为名将，没能急老百姓之急，劝阻秦始皇，反而阿谀奉承，大搞劳民伤财的工程，他们兄弟俩因此被诛是罪有应得。窃以为，太史公的看法显然不够全面，因为修直道和筑长城，虽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也有好处，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即使退一步说，蒙恬在这个问题上有某种过错，也不能称他的死“不亦宜乎”。据说，唐太宗有一次与大臣们议论谁是历史上死得最冤的将相时，有人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国的大夫），有人说白起（战国时秦国的大将），众说纷纭。唐太宗则认为，死得最冤的应该是蒙恬。
总之，蒙恬之死，不在于修直道和筑长城，而在于他先前大大得罪于赵高，之后又为公子扶苏所亲信，从而成为赵高政治道路上的绊脚石，注定要被搬掉，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说，蒙恬是死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斗争，死于阴谋家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