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大家司马相如

中国古典文学有一种形式称“赋”。班固在《两都赋序》作了如下的解释：“赋者，古诗之流也”，可见它是古代诗歌的一个支流。赋的特点是规模宏大，铺陈事物，讲究文采，词藻华丽，多用典故。

最早以“赋”名篇的要追溯到战国时代那位提出“性本恶”的著名思想家荀卿，他的《赋篇》今存《礼赋》、《知赋》等五篇。但这种形式的出现并不为那个时候的人所注意，直到汉代，赋才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制，尤其是汉武帝时候，赋特别盛行，并且影响到其他文体。后人因此将赋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列，称为汉赋，其中以司马相如的成就最大。

司马相如（前179年———前117年），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小时候爱读书，又喜欢击剑，父母呼之为“犬子”。长大后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蔺相如，遂改名相如。汉景帝时，任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喜欢辞赋，司马相如得不到重视,被闲置在一旁。其后，梁孝王来朝，随行的有一批文人学士，如邹阳、枚乘、庄忌，等等。司马相如与这些人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不久，梁孝王一行回去，他以请病假为由也跟着到梁国，客居数年，备受礼遇，期间写下了著名的《子虚赋》。

子虚者，虚言也。文章叙述楚国的子虚(虚构人物)到齐国出使，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强大与富足，特向乌有先生(也是虚构人物)夸耀楚王在云梦游猎的盛况，声称这不是齐王所能比拟的。乌有先生很不服气，他批评子虚的话“言之过也”，一再提出诘难，同时把齐国的地大物博渲染了一番。

《子虚赋》给司马相如带来声誉，然而梁孝王死后，他失去了依靠，只得回成都老家。但“家贫，无以自业”，生活相当困苦，幸好平素他与临邛令王吉的关系好，得以应邀前往其处。临邛那地方富人多，特别是“卓王孙家僮八百人”，可谓富甲一方。当时卓王孙的女儿文君，刚刚丧夫住在娘家。司马相如知道年轻的卓文君才貌出众又喜欢音乐，便有心追求。他在赴卓家饮宴时，显得“雍容闲雅”，并于席间抚琴弹唱《凤求皇》（皇通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孽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是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司马相如弹唱《凤求皇》，明显是在向卓文君求爱。“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从这一段描述可以看到，司马相如先是对卓文君“以琴心挑之”，得到对方的好感，然后又派人收买文君的侍女，从而实现了两人的“私奔”，可见是情场上的一名高手。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到成都后，家徒四壁，生活陷入困境，而她的父亲卓王孙对其私奔的行为又很恼火，声称“女至不才，我不忍杀，不分一文钱也。”朋友劝他说，跟自己的女儿，何必做得如此绝情。卓王孙仍然不听。面对老丈人的无情，司马相如心生一计，带着卓文君回到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他自己则像个店小二一样，在大庭广众洗洗涮涮。

富豪的女儿女婿于自家门前如此这般行为，自然在临邛引起不小的轰动，卓王孙觉得这是丢他的面子，受不了，加上“昆弟诸公”纷纷上门规劝他不要把事情做绝，只好顺水推舟，“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卓文君有了钱，当即随司马相如再回成都，买田地，盖豪宅，做起了富人。

在成都住久了，司马相如结交了许多朋友，杨得意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在朝廷任“狗监”，服侍汉武帝。有一天，汉武帝读到《子虚赋》，非常欣赏，并因不能与作者同游而发出感慨。杨得意连忙对他说，“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汉武帝听了很是吃惊，连忙派人把相如请来，一问，果然是其所作，便称赞了一番。相如谢恩之后却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汉武帝很高兴，让人递过笔墨。司马相如当即写下了《上林赋》。

《上林赋》和《子虚赋》，在《史记》与《汉书》里，原本是一篇，称《子虚赋》。到了南北朝梁太子萧统编《昭明文选》时才一分为二。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刻画的主要角色是无是公（与子虚、乌有一样，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此公听了子虚、乌有二人各自对本国园林之美和田猎之盛的夸耀后，认为诸侯的事不足道，便洋洋洒洒地叙述汉家天子田猎的空前盛况，借以压倒齐、楚，显示中央王朝的气势和声威。赋的末尾，无是公对天子、诸侯贪恋游猎、荒废政务提出了讽谏，主张修明政治，提倡节俭。汉武帝对《上林赋》非常欣赏，即封司马相如为郎官（侍从）。

司马相如任郎官时，汉武帝击败匈奴，平定了北方，形势一片大好。当时摆在这位汉家天子面前的，是如何对西南边陲进行安抚。西南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落后而又闭塞。所谓“夜郎自大”，指的就是小小的夜郎国，其统治者不知天高地厚，竟说出“汉孰与我大”的话来，可见是多么的无知。为了稳定西南开发西南，汉武帝派唐蒙去管理。然而这个唐蒙只知严厉管束，不懂安抚教化，搞得百姓叫苦不迭，怨声载道。汉武帝看到这种情况，便让司马相如代拟文告，向百姓说明唐蒙所做的一切“皆非陛下之意”。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妙笔生花，文告写得入情入理，从而稳定了民心。汉武帝对此相当满意，“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作为中央派出的大员，司马相如不辱使命，推行安抚政策，“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然而，开发西南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也遇到许多人包括某些蜀中的头面人物和朝廷大臣的反对，司马相如为此写下了《难蜀父老》，以问答的形式，阐述“通西南”的重大意义以及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他指出，这一事业，“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看法颇有远见,从而说服了反对者。过后，司马相如回京述职，汉武帝听取他的报告，非常高兴。

然而春风得意的司马相如不久即被人告发，说他出使西南时接受贿赂，结果官丢了，一年多才“复召为郎”。但因“有消渴疾’（即糖尿病），常称病闲居在家。后来，任“孝文园令”，经常随汉武帝出去打猎。在此期间，他发现汉武帝“好仙道”，为投其所好，写了《大人赋》呈上，让汉武帝“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司马相如晚年因病免于入朝，住在茂陵家中，汉武帝说，“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可是派人去取，司马相如已经死了，家里也找不到他所写的书，问他的妻子，得到的回答是，“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使者取回那卷司马相如临终前所写的书，呈给汉武帝，一看，是谈封禅的事，即《封禅文》。

对于《封禅文》的创作动机和后果，历来有不同看法。一说，司马相如是为了迎合汉武帝而写，使封禅之事愈演愈烈，造成极大的浪费；另一说，司马相如是出于对皇上的规劝，希望汉武帝不要夸功封禅。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认为司马相如写作此赋是要汉武帝“兴必虑衰，安必思危”，可以说是最后的忠谏，值得肯定。司马迁似乎也持这种态度，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将其全文录下，并对他的赋作出如下评论，“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纵观司马相如从政的一生，确实为开发西南出了力，也替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但就其文学创作而言，不妨称之为“御用文人”，因为他的赋多半是奉圣上之命而作。尽管个别篇章有反映汉代繁荣景象和“劝一讽百”的积极意义，但内容多数为歌功颂德或迎合上意。当然，称他为御用文人是针对他的作品而言，并非指他的人品。他与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为虎作伥的御用文人不同，他不害人，本质上是善良的。

司马相如的作品由于其御用性，加上汉赋作为宫廷文学，本身有堆砌词藻“虚辞滥说”的毛病，很难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因此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倒是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包括“凤求皇”、“私奔”、“当炉卖酒”），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种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