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这句著名的话出自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它所评论的对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韩愈。短短的13个字，涵盖了韩愈一生的贡献，可谓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邓州南阳人，由于韩姓大族出自河北昌黎，他便自谓“昌黎韩愈”，后世则称之为“韩昌黎”。韩愈的祖辈虽然曾经显赫过，但到了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兼之父母早丧，由其堂兄嫂先后抚养，生活十分艰辛。小时候的韩愈非常懂事，“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很早就颇有名气的韩愈，科举之路却很不顺利，他先后考了3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试，才“擢进士第”（与福建泉州的欧阳詹为同一科）。

根据唐代的有关规定，中进士后还得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的考试，才能当官。韩愈参加3次吏选均告失败，3次给宰相上书，也不见回音，3次登门拜访当权者，都吃了闭门羹。直到贞元十二年（796年），才受到宣武节度使董晋的赏识，到其幕府任巡官，以后又被徐州张建封请为宾佐，做的都是一些幕僚工作。贞元十七年（801年），韩愈入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他在朝廷机构工作的开始。

由于“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韩愈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灾民又得不到救济，许多人家被迫流离失所。韩愈在各地巡视中目睹惨状，非常不安，于是向朝廷上疏（即《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求免去灾区农民的傜役赋税，并不指名地抨击京兆尹李实，说他欺骗朝廷，隐瞒灾情。李实非常恼火，便在德宗面前诬告韩愈，说他的奏章是攻击朝廷。德宗看了奏章，发现内中确有一些比较尖锐的言词，加上听了李实的谗言，一气之下便把韩愈贬到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任县令。尽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韩愈并没有气馁，他在《答张十一》诗中写道“未报君恩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态度。这也使得他在阳山县的任上恪尽职守，作出成绩。《新唐书》说他“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宪宗时，韩愈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九年（814年）淮西镇吴元济四出攻城掠地，“狂悍而不可遏”，朝廷发兵讨伐，但因决断犹疑，指挥无力，出兵三年而不能奏效。韩愈上书朝廷，即《论淮西事宜状》，指出“淮西连年侵掠，得不偿费，其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宪宗接受这个意见，随即任命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统帅全军，韩愈任行军司马（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由于策略正确，指挥得力，很快就平定了淮西之乱。韩愈因功迁刑部侍郎。然而不久，发生了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的事。韩愈对这种活动非常反感，上表进谏。本是一番忠心，却触怒了笃信佛教的宪宗，这位沉溺于佛事的皇帝把表章给了丞相皇甫看，准备问韩愈一个死罪。裴度、崔群等人出面说情，认为韩愈“内怀至忠”，否则不敢于谏争。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犹可容忍，但骂我会短命（“天子咸夭促”），罪不可赦，最终还是把他贬到潮州任刺史。

韩愈在前往潮州上任的途中，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事，好收吾骨瘴江边。”情绪相当低落，但一旦到了任上，精神面貌则完全不同，似乎已把先前的委曲与愤懑都抛到九霄云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他先后为潮州的老百姓做了四件好事———“兴业”（抓教育）、劝农（鼓励农民生产）、驱鳄（消灭为害百姓的鳄鱼）、释奴（解放奴隶），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与欢迎。

不久，宪宗皇帝看到了韩愈在潮州写的“哀谢”表章，深感“愈前所论，是大爱朕”，有点后悔当时的处理，想复用他。但是宰相皇甫心胸狭窄，“素忌愈直”，遂在宪宗面前说他的坏话———“愈终狂疏，可且内移。”结果韩愈不仅没有复用，反而被派到袁州任刺史。袁州（今江西宜春）是个非常穷困的地方，而且“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能没入之。”韩愈到任不久后即发现这种陋习，决心废除它。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并订出规约，禁止再有蓄奴的现象发生。当地老百姓感念他的大恩大德，建昌黎书院以表纪念。

韩愈在袁州只呆了9个月，就被召回京师，“拜国子祭酒”。穆宗时，镇州发生兵变，杀掉州官田弘正，拥立王廷凑。朝廷派韩愈前往宣抚。许多人都为他担心。元稹甚至说，“韩愈可惜”，暗指他可能被王廷凑杀掉。穆宗也后悔，因而下诏要他“度事从宜”，避免出事。韩愈到了镇州，王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想给他一个下马威。韩愈临危不惧，侃侃而谈，指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说得王廷凑和其他人心服口服，最终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穆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吏部侍郎。

李逢吉任宰相时，因为讨厌中丞李绅（即“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诗的作者），想排斥他，便让韩愈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且“特诏不台参”。韩愈因此常常不去指定的地点办公，李绅于是弹劾他，韩愈则“以诏自解”，两人“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他们之间不和为由，将韩愈转为兵部侍郎，李绅出任江西观察使。李绅对此不服，反映到皇上那里，被留了下来，没有外放，韩愈也重新回到吏部任侍郎。历史过去了一千多年，今天重读这段历史，笔者不想去评判韩李二人谁是谁非，倒是觉得，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师韩愈与著名诗人李绅之间的争论，也算是一段难得而有趣的插曲。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因病去世，享年57岁，谥文，赠礼部尚书，世称韩文公。

综观韩愈的一生，我觉得，他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文学。

唐代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是国子监，韩愈屡为国子监博士，还曾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在教育部门工作前后达十几年之久，对教育有着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写于贞元十八年（802年）的《师说》，可以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教师的文章。韩愈认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直到今天，教师的这个定义依然不可动摇，教师的主要职责仍没有超出上述三项工作。韩愈还指出，“圣人无常师”，意思是，只要这人有长处，就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不必拘泥于年龄、资历和地位。他还从孔子的“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教导中得出结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种看法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进取心。韩愈还教育学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总之，韩愈的教育思想很值得后人继承，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教育家。据史书记载，经韩愈指导的学生，都自称“韩门弟子”。可见当时能入韩愈门下，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文学上，唐代中叶以后兴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所谓古文运动，即要求废弃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骈文，恢复周秦两汉的古代散文体。这个运动表面看似乎是要复古，实际上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提倡创新，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主张学古文“师其意不师其辞”，“词必己出”，“文从字顺”。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主将，他反对已经僵化了的骈文，讨厌艳丽浮夸的文风，提倡“文以载道”，认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强调文章的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艺术性要为思想性服务。他反对陈词滥调，要求做到“惟陈言之务去”。主张继承和吸收从六经、《离骚》到司马迁《史记》的古文成果，创造出一种新鲜活泼便于表达思想感情的新的散文体。为此他身体力行，先后写出了许多具有高度思想内涵和精湛艺术技巧的散文，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讳辩》、《祭鳄鱼文》、《祭十二郎文》等。他的散文深于立意，巧于构思，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感情丰富，文字精练而生动，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宋代文学家苏洵称赞其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韩愈的一些精妙词句，被后人当作成语使用，如“落井下石”（《柳子厚墓志铭》）、“动辄得咎”（《进学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他的许多名言更是流传至今，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于身，身在则有余”（《符读书城南》，符是韩愈的儿子），“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语出韩愈，后收录于《增广贤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马说》），等等。

韩愈的诗虽然不如他的散文在文学史上所拥有的显赫位置，但别开生面，勇于创新，还是值得一提。后世评论家认为，韩愈的诗宏伟奇崛，有“以文为诗”、“说理诗派”之称，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公曹（张署）》等，都是这类风格。他诗中的一些佳句至今仍为人所熟悉，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春雪》），“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晚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等。笔者很喜欢他在青年时代写给妻子卢氏的《青青水中蒲三首》，尤其是第一首：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双鱼。

君今上陇去，我在与谁居？

风格既像《诗经》中的“风”，又像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歌。读来朗朗上口，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