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的宰相与宽容的皇帝

宰相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量级大臣，他位于政权的核心，帮助皇帝处理国家日常大事，最接近皇帝，最受皇帝信任，也最能与皇帝说上话。因此，宰相的品德、能力与作风如何，是否敢于秉公直言，关系到朝代的盛衰兴亡。宋代的著名宰相吕蒙正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史·吕蒙正传》说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

吕蒙正（公元944-1011年），字圣功，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即状元）。先是从地方官做起，因政绩显著，不断升迁。然而当他到京任职时，却有个朝士瞧不起他，公开说，“此子亦参政耶?”意思是，像这样的人也有资格在朝为官吗？口气非常轻蔑。吕蒙正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径直走过去，有的同僚很为他抱不平，准备追上去问那个人的姓名，吕蒙正马上劝阻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还不如不知道。这件事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度量大，修养好。吕蒙正还很注意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尊重前辈，这使得他有极佳的人缘，连开国元老赵普都“甚推许之”。

据史书记载，宋太宗、宋真宗时，吕蒙正先后三次担任宰相。

有一次，宋太宗与吕蒙正论及征伐之事。太宗现身说法，“朕比来征讨，盖为民除暴，苟好功黩武，则天下之人熸亡矣。”意思是他所发动的征讨，都是为老百姓除去恶势力，并非穷兵黩武，应予全面肯定。吕蒙正则认为，征伐虽然是为民除暴，但其负面效应也相当大，不能只看到一面就全盘肯定。于是他直抒己见：“隋唐数十年中，四征辽碣，人不堪命。炀帝全军陷没，太宗自运土木攻城，如此卒无所济。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听了此番“异议”，不仅没有生气，还“韪之”，即肯定吕蒙正的话说得对，说得好。

还有一次，宋太宗“灯夕设宴”，谈到五代以来社会动荡，生灵凋丧，而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便飘飘然地对众大臣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皇上给自己评功摆好，臣子一般都会积极迎合，山呼万岁，并继续拔高。然而吕蒙正却不给宋太宗面子，他直言不讳地说道：“乘舆所在，士庶所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说皇上您只看到身边的这一点点，就以为天下繁荣，其实只要您稍微走出京城到外面看一看，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他因此希望宋太宗能由近及远，全面看问题，这才是天下老百姓的幸福。作为臣子，吕蒙正如此针锋相对地反驳皇上，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且，当宋太宗“变色不言”时，他一点也不惧怕，而是“侃然复位”，表现出一个良臣的忠心耿耿而又刚正不阿的可贵品质。

吕蒙正敢说真话，不仅缘于他的性格，更是出于他对人与事的正确认识。有一次，宋太宗准备派人出使北方，交代有关部门选拔对象，要注意选“可责以事者”。吕蒙正郑重地推荐一个人，宋太宗没有同意，吕蒙正不肯罢休，一再地推荐。太宗觉得很烦，便批评说：“卿何执耶？（你这人怎么这样固执？）”吕蒙正也不客气，他正色地回答道，“非臣执，盖陛下未谅尔。”（不是我固执，是您不了解情况），而且语气坚定地说，“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在吕蒙正的坚持下，宋太宗最终同意派其所推荐的人出使。事后证明，此人非常称职。宋太宗因此对左右说，“蒙正气量，我不如。”

敢于直言是吕蒙正的一贯作风，景德二年（1005年），已经到了告老辞官的时候，他还提出“弥兵省财，古今上策”的谏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他也能够做到直言不讳。据史载，吕蒙正晚年回到家乡洛阳定居，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在“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之后，经过洛阳，曾两次到过吕蒙正的家，对他赏赐有加，并关切地问道：“卿诸子孰可用？”言下之意是要起用吕蒙正的儿子。换成别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肯定要把自己的儿子大大地夸赞一番。吕蒙正却相反，他严肃地对皇上说：“诸子皆不足用！”我的儿子一个也不值得起用，回绝得非常干脆。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它恰恰表现出吕蒙正公而无私的品格。

无私即无畏，正因为吕蒙正对个人的利益无所求，他才敢于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说真话，甚至反对“圣上”的某些意见，这种勇气和精神即使放在今天，也属难能可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宋太宗的宽宏大量，谅他也不敢如此“放肆”，即使有胆量“放肆”，也很可能要遭到惩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历史上此类事甚多。正如《贞观政要》中魏徵对唐太宗说的话：“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因此，在称赞吕蒙正之类的诤臣时，还应该肯定宋太宗之类的明君。虽然宋太宗在业绩和声名上不能与齐桓公、唐太宗等相提并论，在继承皇位上甚至还有让后世怀疑之处，但他对待大臣们的直言所采取的态度，却是可圈可点。《宋史·太宗本纪》指出，他“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而且这种宽容，不仅仅是给了吕蒙正一个人，对同时期先后的另两位宰相———吕端和寇准，大致也是如此。

吕端，即那位被宋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人。

《宋史·吕端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西夏首领李继迁扰乱边境，其母亲被保安军抓到，宋太宗与枢密副使寇准商量后准备把她杀掉，“以戒凶逆”。吕端原本并没有参与此事，但从寇准那里知道后，即坚决反对，他对寇准说，“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并直接上奏宋太宗：“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意思是，从历史到现实都证明一个道理，杀害对方的亲人只会增加他的叛逆之心，于事无补。面对吕端的不同意见，太宗没有生气，而是询问道，如此该怎么办？吕端回答，“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其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听后豁然开朗，拍着大腿连连叫好，说是“微卿，几误我事。”———要不是你的提醒，差点误了我的大事。事后表明，这一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继迁不仅没有继续作乱，他死后，儿子“竟纳款请命”。

正因为吕端凡事谨慎，深受宋太宗的信任。这位并不擅长为文的皇上还作诗“意以属端”：“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后来还特出手谕：“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闻奏”。

寇准，乃北宋力主抗辽的关键人物。

《宋史·寇准传》也有生动的记载。某次，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换成现在的话说，寇准上朝奏事，因意见不合，顶撞了皇帝，宋太宗很生气地站起来，狠狠地瞪着他，作为臣子的寇准此时不仅没有半点退让，竟然还拉扯皇帝的衣服，“令”其再坐下去，一直到事情决断之后，他才退下。这种胆量可以说极为罕见。另一次是，淳化二年，天大旱，宋太宗召集近臣问时政得失。别人都是打马虎眼，唯独寇准说，“大旱之征，盖刑有所不平也”，矛头直指朝廷。太宗起先“大怒”，但很快就平息下来，并问寇准“所以不平状”。寇准说，祖吉与王淮两人贪赃罔法，祖吉数额小，被处死刑，王淮数额达千万，却因是参政王沔的弟弟，“止杖（仅打屁股而已），仍复其官，非不平而何？”经过查问，王沔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此时的太宗，“知准为可用矣”，立即予以提拔。

像宋太宗这样能接受臣子批评的皇帝，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以后的两千多年，能有几个？更可贵的是，宋太宗还因此表扬寇准，说是“朕得寇准，犹文皇（即唐太宗）之得魏征也。”当然，宋太宗也会有不理智的时候，也曾把寇准贬到青州。然而寇准一不在身边，他就想念，并因此闷闷不乐，问左右说，“寇准在青州乐乎？”左右回答：“准得善藩，当不苦也。”之后连续几天，他仍不断地问。左右揣摩皇上的心意，知道他想召用寇准，便对他说，您那么想念寇准，寇准天天纵酒，未必也想念您。宋太宗虽然不说话，但第二年就让寇准回到身边，“参知政事”。

宋太宗在位21年，社会经济文化有所发展，这与他能以宽容之心善待臣下尤其是宰相，或许不无关系。人们看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江山是皇帝的，他是天下的主人，再大的臣子（如宰相）也是奴仆，君臣的地位并不在一个档次上，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平等可言（清代的满族大臣在皇帝面前正是以“奴才”自称的）。吕蒙正等人敢于向“圣上”直言，宋太宗能够对大臣的直言持宽容态度，属于极少数，只能算是个例。但个例也有它的积极意义，也值得后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