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福建的骄傲

腊日不饮独游湖，如此清尚他人无。

唱酬佳句如连珠，况复同好相应呼。

这是苏颂《次韵苏子瞻学士腊日游西湖》的前四句。苏子瞻，即大名鼎鼎的苏轼、苏东坡也。然而苏颂是谁，却不太为人所知。其实，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很值得他的福建乡亲引以为豪。

苏颂，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更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和药物学家。《宋史》对他作了如下的评价：“颂器局闳远，不以人校短长，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宫、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明典故，喜为人言，亹亹不绝。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苏颂也非常敬佩，他在《苏丞相祠记》一文中写道：“如公学至矣，又能守之，终其身一不变，此上君子之所难，而学者所宜师也。”

据记载，苏颂的先祖苏益，五代十国之际随王潮入闽，任泉州押卫都统军使，后定居于同安。苏颂是第六代，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兼之天资聪慧，读书勤奋，学问大进，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与王安石同榜考取进士。主考官欧阳修对苏颂的试卷作了很高的评价：“珪璋粹美，是为邦国之珍；文学纯深，当备朝廷之用”。之后，苏颂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知县、南京留守推官，继而到京城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宋哲宗时，先后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从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直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病逝，苏颂先后在五个皇帝的身边为官，长达五十余载。一个封建官吏能在汹涌险恶的宦海沉浮如此之久，的确不易；更可贵的是，他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着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是不贪不占，两袖清风。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苏颂在京城任集贤校理时，“奉祖母及母，养姑姐妹与外族数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时。妻子衣食常不及，而处之晏如。”按说封建王朝的京官，生活本该阔绰才对，至少也应过得去。苏颂却穷到连维持老婆粗茶淡饭的日子都有点困难，可见他为官之清廉。

其次是凡事认真，注重调查研究。任地方官时，苏颂经常深入底层了解民情，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凡事心中有数。某次，他到了一个地方，“互问民邻里丁产，识其详。及定户籍，民或自占不悉，颂警之曰：‘汝有某丁某产，何不言？’民骇惧，皆不敢隐”。由于他识民情，知民意，对一些邻里纠纷，总是采取劝和的方法，告诉当事者双方“乡党宜相亲善”。效果非常好，“民往往谢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调任南京留守推官时，苏颂得到上级也是老师———留守欧阳修的赏识，政务几乎都委托他去办，还说，“子容（即苏颂）处事精审，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

三是千方百计为老百姓做实事。苏颂在淮南任转运使时，目睹灾荒所造成的哀鸿遍野，立即上书朝廷，请求给灾民以救济。他认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任开封府提点时，他看到当地常闹水灾，便深入实地勘察，然后提出建议，组织民众疏浚“自盟、白沟、圭、刀”等四条河，收到了保田防灾的效果。任沧州知府时，黄河泛滥，他认真做了调查研究，上奏朝廷，指出修堤坝还不够，必须同时疏通出海口。为此，他提出了具体方案，认为“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府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方便。为此，他写诗“以记其功”。诗中对“自来水”作了精彩的描绘：“峨峨凤凰山，有泉出其腋。初微才滥觞，渐大乃穿石。”接着叙述它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日用助烹爨，岁储供醴醳”。“一支出横廊”，“万口得盥涤”。

四是参与政治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之一。元丰以前，宋代的官制颇为复杂，“官”是用来评定品阶俸禄的，“职”则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的职称，以示尊宠，只是一个衔头，没有实权，唯有差遣为实职，可以行使权力。这就造成官称与实职相脱节、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的弊端。为了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官制，苏颂被调回吏部参与其事，他深感此中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这充分证明，苏颂在改革与保守两派的斗争中，并非盲目跟随，而是有着独立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苏颂为官几十年，在处理民族关系（当时也可称为外交关系）方面，如与契丹（辽国）、党项（西夏）、吐蕃（今西藏）交往时，显示出大政治家的智慧与风范。

治平四年（1067年），苏颂伴送辽国使臣到恩州时，驿馆突然起火，由于他处变不惊，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现象，辽国的使臣也无受到惊扰，英宗知道后非常满意。熙宁元年（1068年），辽国太后生辰，苏颂奉旨前往祝贺，第二年又任生辰伴使，再度前往辽国。熙宁十年，他又去辽国，任务是代表宋朝皇帝向辽主祝贺生辰。

当时的北宋，虽然经济、文化方面远远超过辽国，但军事上却明显处于劣势。苏颂深知，在处理与辽国的关系时必须相当谨慎，不能有丝毫的大意。有一次，他“使契丹，遇冬至，其国历后宋历一日。北人问孰为是。”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颇为棘手，说我对你错，得罪了主人；说你对我错，不符合事实。苏颂非常机智，他回答说，“历家算书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节气交，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其历可也。”辽国人听了非常满意。回到国内，宋神宗表扬他说，“朕尝思之，此最难处，卿所对殊善。”

另有一次，边关送来奏章，说是从间谍那里得到情报，青海东部吐蕃首领阿里骨已经死了，还没有确立继承者，建议“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契丹官吏）入其国立之。”众大臣一听，都深表赞成，唯独苏颂不同意，他说，“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辑之，未晚也。”事后证明，所谓“阿里骨已死”，纯粹是一个假情报。幸亏苏颂的正确意见被采纳，没有贸然行事，否则后果必定非常严重。

由于苏颂对契丹的情况以及宋辽双方的关系相当熟悉，宋神宗把一件重要任务交给他。说是“欲修一书，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余年，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皆无所考据，但患修书者迁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书何时可就？”苏颂回答，大概要一两年。神宗表示同意，并认为“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结果苏颂如期完成任务，神宗读了《序引》，高兴地说，“正类《序卦》（《易经》中的一节）之文。”并赐书名《鲁卫信录》。

苏颂还是一位诗人，收录在《苏魏公文集》、《却扫篇》、《艺圃集》等书的诗作共有600多首，不仅多产，而且相当不错。如出使辽国途中在古北口拜谒杨无敌（继业）庙时所作的七绝：“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荡气回肠，很有力度。

读苏颂的生平，深感他在政治方面，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许多实事好事，的确值得称赞。但就其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他的最突出贡献还在于科学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苏颂一生，有过两次重大的科学实践活动。

第一次是在嘉祐二年（1057年），当时他任校正医书官，参与编撰《嘉祐本草》，接着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这件事有许多人参加，作为总负责人，苏颂改变过去那种从书本到书本脱离实际的做法，发动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要求写出详细说明，这就为纠正药物的混乱和错讹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如果不“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此，苏颂组织人员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年），编出了历史上第一部有图说明的本草书。明代李时珍高度赞扬《图经本草》，说它“考证详明，颇有发挥。”今人厦门大学教授周济认为，早在公元11世纪，苏颂就发现化石乃动植物体长期演化而成———《图经本草》写道，石蟹“乃体质石也，而多与蟹相似，或云是海蟹多年水沫相著，化而为石”。周济还指出，《图经本草》可能就是我国最早记述动植物化石的药物学著作。

第二次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苏颂奉旨检验当时太史局使用的各种浑仪，突然萌生一种设想，即旧有的浑仪，如果与新的仪器配合使用，效果可能会更好。这个设想得到充分的肯定，并于当年十一月接到制作新仪器的任务。苏颂为此请求朝廷“置局差官”，即成立有关机构、调派专门人员。请求很快得到批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因此成立。这个机构的主要人员都是苏颂亲自挑选的，如精通《九章算术》且对天文、历法颇有研究的吏部令史韩公廉，擅长仪器制造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有了人才，苏颂首先对他们进行考察，让各部门的负责人提出书面材料，研制模型，待到比较成熟时才进入实际制作。他觉得这样做既稳妥，又避免浪费国家资财。

在苏颂的周密规划和有力领导下，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攻关，具有世界意义的水运象仪台终于诞生了。作为总设计师，苏颂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宋史》对此只有简短的描述，说苏颂向自己的团队“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缠度所次，占候则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

上述这段简短的介绍告诉人们，水运仪象台共设三层，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让浑仪、浑象随着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用水力推动运转）。这样，就把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和准确报时三种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苏颂为此还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详细说明———《新仪象法要》，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全部结构。纵观当时世界科技的发展状况，水运仪象台不仅在国内是首创，在国外也领先了一大步。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结构复杂、自动运转的天文钟，它反映了11世纪的中国在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所具有的第一流水平。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水运仪象台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浑用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苏颂是中国的骄傲，首先是福建的骄傲，同安的骄傲。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福建人对这位科学家却知之甚少。早在南宋，从外地来同安任县主簿的朱熹就发现这种现象。他说，“以公（指苏颂）所为问乡人，虽其族家子不能言。”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苏颂三岁时就随父亲苏绅外出，奔波于各地。这在他《送郑无忌南归》一诗中说得很清楚：“我家本南闽，处世若羁寓。侍亲从宦游，东西迁者屡”。老家人因此对他不够了解，这当然有些遗憾，但在信息闭塞的古代还是可以理解的。到了近现代，资讯日益发达，却因为对苏颂缺乏应有的认识，几乎没有宣传，以至于“苏颂是谁？”连许多福建人乃至同安周边的人，都成了问题，这就不应该了。

值得高兴的是，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些年来同安有关部门为这位古代杰出的乡贤做了许多工作，如修缮苏公祠、芦山堂，新建苏颂公园，按1比1的尺寸复原水运仪象台，等等。笔者由此还想提出建议———即在全省范围内加强对苏颂的宣传，例如，在某个城市的广场，建造具有象征意义的苏颂塑像，以“苏颂”为科技馆或其他公共设施命名，将苏颂首创水运仪象台的杰出贡献，列入中小学课本，还可以将苏颂生平的事迹编成戏剧、电影或电视剧在舞台上、屏幕上展示，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杰出的古代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