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不归路

崇祯（朱由检），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按照“惯例”，亡国之君，免不了要遭到后世的指责，如夏桀、商纣、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等等。崇祯却是个“另例”，他甚至得到了某些同情与肯定，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政敌李自成都说，“君非甚暗”。

清代张廷玉的《明史·庄烈帝（即崇祯）》作了这样的评论：“赞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太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置制乖方。”

赞词有褒有贬，算是比较公允。但具体解读这个末代皇帝，审视他是怎样走上不归路的，还是应该翻开历史的那一页。

公元1628年，信王朱由检接替朱由校（天启），执掌江山大业。那时的明王朝，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末期。朱由检即位之初，雄心勃勃，立志改变现状，表现出英明有为的姿态。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生活极其俭朴；他平反冤假错案，起用被无辜罢黜的官员；他查禁朋党，力戒廷臣与宦官交结，尤其是采取果断措施，大力打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除去了一大祸害。此举堪称是崇祯的最大政绩，得到了朝野的一致拥护，老百姓更是欢呼皇上英明。明末文学家张漙的《五人墓碑记》甚至将他歌颂为“圣人”。文中写道：“大阉（指魏忠贤）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指崇祯皇帝）之出，而投缳道路”。意思是，崇祯即位后，将魏忠贤贬到凤阳去看守皇陵，阉贼知道不免要被诛戮，便畏罪上吊自杀。

然而崇祯皇帝求治心切，又急躁多疑，刚愎自用，决断因此常出差错。比如他对外廷大臣不满，却忘了魏忠贤们的教训，居然又重用宦官（尽管是另一批），授予他们京师的军政大权，许多宦官还被派往地方，凌驾于督抚之上，甚至让宦官总理户、工二部，将本该管事的尚书搁在一旁。由于他的失误，宦官干政之势卷土重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首辅、兵部尚书等主要大臣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长期没有一个稳定的内阁，政权处于危亡之际。虽然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反省，也不断下罪己诏，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崇祯皇帝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严重相悖，让后人不禁为之叹息，但明末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灭亡则是历史的必然，连《明史》的编撰者都说是“气数使然”。因此，狂澜既倒决不是朱由检所能挽回。笔者读《明史·庄烈帝本纪》，有一个感触非常强烈，即内中记载的两件事，犹如两根绳索，紧紧地勒着这个王朝的脖子。一是内忧，那时灾害连年，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二是外患，清兵日益强大，不断南下侵扰。朱由检在位17年，几乎都在应付这两件事，他企图去掉这两根绳索的威胁，但怎么也做不到，最终只能和他的王朝一起，被这两根绳索所勒死。

先说“内忧”。万历以来，陕北灾害连年，老百姓严重缺粮，只能吃树皮、蓬草，或“青草石”，非正常死亡的现象不胜其数。有的地方甚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致使“死者枕籍，臭气熏天”。如此的民不聊生，终于把善良的老百姓逼上了“梁山”。安塞人高迎祥（还有他的部下李自成）、肤施人张献忠等纷纷揭杆起义，势力不断扩大。

到了崇祯当政的时候，朝廷起先对农民起义军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但此举不仅没能取得成功，“匪患”还变得更加厉害，崇祯皇帝一气之下，将主张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抓进监狱，转而实行大力镇压的政策。为此，他改派洪承畴为总督，继而又将之提升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广各路军队。应该说，洪承畴对围剿农民起义军是很卖力的，也取得了不少“战绩”。粗略翻一下《明史·庄烈帝本纪》，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崇祯三年，“巡抚延绥副都御史洪承畴、总兵官杜文焕败贼张献忠于清涧”，崇祯五年，“洪承畴败贼于甘泉”，崇祯八年，“洪承畴出关讨贼”，“洪承畴督副将曹变蛟等人败于关山镇”，崇祯九年，“洪承畴败贼于陇州，贼走庆阳、凤翔”，崇祯十一年，“洪承畴、曹变蛟大破贼于潼关南原，李自成以数骑遁”，等等。

尽管洪承畴等人企图将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但事与愿违，农民起义军犹如星星之火，越烧越旺，特别是李自成与张献忠所率领的队伍，势如破竹，席卷大半个中国。

崇祯九年，李自成率领他的队伍，继续在渭南、四川一带活动。崇祯十一年，因受洪承畴的阻击，起义军转战川、陕鄂交界。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的部队进入河南，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队伍迅速壮大。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的农民军相继攻破洛阳、登封、项城，第二年，围攻开封、襄城、朱仙镇汝宁等地。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进军湖广，夺取襄阳。第二年，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占领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建国号大顺。二月，率部渡过黄河，先后攻克太原、大同、宣府，夺取居庸关、昌平，逼近北京城。同年十一月，进军四川的张献忠也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

再说“外患”。女真族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后金政权、统一各部之后，势力日渐强盛，遂把矛头直指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队攻陷沈阳、辽阳，夺取辽东70余城。为了便于对明军作战，努尔哈赤把都城迁到辽阳，天启五年（1626年），又迁到沈阳，改称盛京。然而不久，他遇到了一生中的最大“克星”———袁崇焕。那是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攻打辽东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时，被明朝参将袁崇焕用“西洋炮”击伤，八月病死。临终前，他把贝勒们召到床前，不无遗憾地说道：“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尔能耶！”

作为抗击后金的主将，袁崇焕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击退来犯之敌。崇祯二年（1629年），继承努尔哈赤的皇太极避开袁崇焕把守的宁远，从喜峰口入长城，直逼北京城下。此时已任蓟辽总督的袁崇焕闻讯后，立即从山海关星夜回兵驰援，在北京广渠门外打败了后金兵。但是聪明的皇太极使出了反间计，散布谣言，说袁崇焕“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多疑的崇祯皇帝既不分析也不调查，就信以为真，把袁崇焕杀掉（采取的竟是极端残酷的“凌迟”），明朝从此失去了一位足以让对手惧怕的将领。这是朱由检执政过程中的最大失误之一，也是皇太极一生中的得意之作。之后，后金兵攻占辽东半岛，又多次闯入关内，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边防力量。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过了两三年，他又击败了索伦布首领博穆博果尔，攻克了雅克萨、乌库勒、铎陈、阿萨律、多金等地，实现了东北全境的统一。从此，满族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洪承畴的转变。崇祯十二年，他从陕西调往东北，任蓟、辽总督，朝廷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他去对付气势汹汹的清兵。他的确也这样做了。但不同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崇祯十五年（1642年），驰援锦州的洪承畴受困于松山，被俘后经劝说，最终归顺了皇太极。洪承畴的投降，不仅使崇祯皇帝失去了一个善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更给了清军一个能对明政权以致命打击的“引路人”。皇太极非常高兴，他赏赐洪承畴许多金银财宝，还置酒陈百戏款待他。清军的一些将领难以理解此举的意义，情绪上有点不快。皇太极解释道，“欲得中原”，“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后来的事实证明，皇太极很有先见之明———作为“贰臣”的洪承畴确实为大清王朝东征西讨，立下了赫赫战功。

内忧与外患，将明王朝和崇祯皇帝逼进了历史的死角，没有了任何的出路。李自成和皇太极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都想入主北京紫禁城，坐上“龙廷”。但能不能如愿以偿，就看哪一个的办法更强，运气更好了。

历史终于到了这一天，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大顺军从彰义门攻进北京内城，皇室成了瓮中之鳖。绝望的崇祯皇帝早在前一天，就已经对皇后、几个妃子以及15岁的长公主等人作了“处置”（或手刃或令其自尽）。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无牵无挂，可以解脱了。但他不愿死在“匪贼”的手里，他想死得尊严。主意已定，伸出手指，用力咬破，写下一道血书，并将它揣进衣袖，然后急匆匆地走出紫禁城，上了万寿山（因山下堆放过煤，又称煤山，清代改名景山），吊死在一棵树上。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它宣告，有着276年历史的明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处。不过，事情到此并没有了结，因为李自成在紫禁城称帝后，由于缺乏统治经验，更由于将领们的骄傲、腐败，尤其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勾结满族贵族，引清兵入关，形势急转直下，大顺军只得撤出北京，辗转各地，最终被清军消灭（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没能逃脱这一命运）。因此，真正实现朝代更迭的不是李自成或张献忠，而是从白山黑水走出来的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笔者在北京读书时曾上过煤山，看到那棵树，树旁有个牌，写着“明崇祯吊死于此”几个字。

煤山的那棵树，无疑是崇祯皇帝悲剧人生的重要物证。尽管树已经没有了，但在“旧址”上仍有牌子说明这段历史。至于崇祯死前写下的那件血书，更是亡国之君的最后自白。他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已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充满了羞愧之心。然而依笔者之见，明朝的许多皇帝，即朱由检的某些祖宗，在位时是很不像话的，或迷信道教，长期不理政事，幻想长生不老；或纵情声色，淫乐思游，恣意挥霍，大好江山就是在他们的手里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的。追究责任，挨板子的首先不是朱由检，而是他的这些“祖宗”。朱由检则生不逢时，碰上一个烂摊子，如果他生在盛世，或许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然而历史不可能重新设置，何况崇祯也有致命的错误，因此他只能定格在明朝末代皇帝的框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