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与治学都值得肯定

—— 读《宋史·真德秀传》

真德秀

浦城，素有丹桂之乡的美誉，虽然偏于闽北一隅，却是中原文化进入福建的第一站，历史上曾拥有8个宰相，20个尚书，4个状元，172个进士，可谓人杰地灵。在众多的名人当中，宋代的真德秀堪称出类拔萃。他既是国之良臣，也是著名的理学家。

为官几十年 心系百姓

真德秀，字景元，后改作景希，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出生于浦城一户贫寒的家庭。祖上姓慎，因避孝宗讳（孝宗名眘，眘为慎的异体字），更姓为真。晚年的真德秀在家乡的西山读书写作，人称“西山先生”。

据《宋史》记载，真德秀四岁开始读书，年纪虽小却“过目成诵”，七岁就能作文。他的学生、诗人刘克庄在为其所作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中写道，“入小学（即县学）夜归，尝置书枕旁，灯膏所熏，帐皆墨色”，可见少年真德秀学习之刻苦用功。不幸的是，真德秀十五岁时父亲去世，是母亲在艰难困苦中抚养他成长。失去父亲的他，更加发奋读书，学业上进步很快，庆元四年（1198年）中举，第二年考取进士，其时才二十出头，称得上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

及第后，真德秀被授予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判官，开始了从政之路。他在这个位置上连续做了七年，“孜孜职业，不以高第胜流自居”，公务之余，勤奋读书，奠定了深厚的学识基础。《溪山伟观记》一文曾这样自述，“退自幕府，辄兀坐亭中，翻阅古今书”。开禧元年（1205年），他以“选人”（后选官员）身份就试博学宏词科，录取后被福建路安抚使萧逵聘为幕僚，协助处理政务。不久，应召为太学正（太学的教员）。开禧三年（1207年）“迁博士”（提升为学官）。值得一提的是，真德秀在太学任职时，二十岁的宋慈（之后的著名法医学家）正入学受教。作为老师，真德秀发现宋慈所作的文章发自内心，言之有物，非常欣赏，便处处予以关照。可以说，宋慈后来能有出色的表现，与他先前的这位老师不无关系。

从嘉定元年（1208年）到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先后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兼礼部郎官、军器少监、起居舍人兼太常寺少卿等职。在从政道路上，他坚持为国为民的原则，忠于职守，努力工作，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有所帮助。为此，他不断上书提出建议，《宋史》这样说他，“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如为政之道，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开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即广开言路，倾听多数人的意见，让那些专靠传播小道消息而得势的不正之人受到抵制。二是，“选良牧，励战士，以抑群盗声张之锐”，即选用好的官吏，勉励守疆的士兵，以击退内外敌人的嚣张气焰。再如对北方强敌金国的态度，他一方面坚持民族气节，反对称臣纳贡，另一方面又不主张草率征讨，而是建议巩固内部，积蓄力量。

然而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大权独揽，拉帮结派，重用宵小之辈，真德秀为人耿直，不愿配合，更耻于攀附，他对同僚刘爚表示：“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随后即向朝廷提出外放的请求，并获批准。嘉定八年（1215年），他以秘书阁修撰的身份出任江南东路转运司副使。在向皇帝辞行时，他郑重地提出建议：“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可谓句句良言，但宁宗却不乐意听，说是“卿有余，到江东为朕撙节财计，以助边用。”

所谓江东，包括赣东北、皖南、江苏西南一带，当时这些地方正闹旱蝗灾害，饥荒严重，哀鸿遍野。真德秀上任后首先抓赈灾工作，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接着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地主的过度盘剥，惩处贪官污吏，从而使整个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真德秀的杰出表现，让许多同僚刮目相看，认识到此人并非是只会提意见的儒生，乃一位有真才实学又能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官员。

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出知泉州。宋代的泉州，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地，商业活动非常兴盛，号称东方第一大港。后来由于外商受到执掌贸易大权的地方官员的肆意敲诈勒索，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失去了与中国贸易的兴趣。到了真德秀知泉州时，来此做生意的外国商船已经少到一年只有三四艘，昔日繁忙的港口变得衰败冷清。真德秀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倾听民意，果断推行优惠政策，减免许多不合理的征税，迅速收到成效，前往泉州的外国商船很快就增加到年36艘。这不仅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还做了许多好事，如抑制豪强对百姓的压迫与盘剥，加强海防，打击海寇的骚扰。离任前，他诚恳地向同僚李公晦征求治泉的得失。李说，“君为政三年，其可以无愧者二，尽己之忠与不息之诚也。”这番话并不过誉，真德秀对国家与人民，确实做到了忠诚二字。

离开泉州后，真德秀先是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今南昌），后又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长沙），这两次也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进徽猷阁，并第二次出知泉州。一个人过了十五年，能再次到同一个地方、担任同一职务，非常罕见。老百姓知道后欢欣鼓舞，“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为了不辜负庶民的希望，真德秀在任期间，重视教育，整顿吏治，认真清理历来累积的案件，解决南外宗（皇族）扰民问题，下决心平寇定海，政绩显著。尤其是严禁预借赋税，为老百姓解困，受到众口交赞。但当时有人却因此指责他对老百姓“宽恤太骤”，致使财政紧张。他回应道，“民困如此，救之当如解倒悬，宁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为悔也”，充分表达其爱民之心高于一切。

绍定六年（1233年），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第二年（即端平元年）正月上任，但到了六月便被召入京。短短的半年，真德秀为福州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离开时，“帮人竞为彩旗以送，自谯门至舟次，弥望数里不绝”。

晚年的真德秀，先后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最后官拜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但在职的时间都很短。端平二年（1235年），这位一生清正廉洁奋发有为的官吏告别人世，享年58岁。

真德秀著作《大学衍义》

穷经大半生 重振理学

南宋之后，元明清以来，朱熹是公认的儒学代表人物，正如现代著名史学家蔡尚思的诗所指出，“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之所以能受到后世如此的推崇，除了本身的贡献外，与稍晚于他的两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一个就是真德秀。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真德秀）”，“西山之望直继晦翁”。清代另一位学者陈衍锟则说，“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杨时），其盛也集于朱子（熹），其末也振于西山”。

真德秀虽然未曾在朱熹的门下学习，但他对这位理学大师的为人及其学问非常崇敬，曾赞颂道：“巍巍紫阳，百代宗师”，早年还曾向朱熹的弟子詹体仁求过学，与朱熹的另一些学生也有很深的交往（如上面提到的李公晦）。可以说，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或私淑弟子，他为重振理学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扫清政治障碍尤为突出。

宁宗庆元年间，朱熹和他的弟子被诬为“伪学逆党”，理学遭禁，名列党籍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世称“庆元党禁”。过些时候，朱熹等人的职务虽有一定的恢复，但理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真德秀认为，制造“庆元党禁”，禁止理学，迫害理学人士，使正道不行，官场腐败，社会风气沉沦，此案应该彻底推翻。理宗继位后，他发现这位新皇帝有改变过去一些做法的意愿，便向其进言，希望朝廷重理学，正人心，定国是，解决政治混乱局面。建议终于被采纳，他也因此以经筵侍读（为皇上解读儒经的讲官）身份宣讲理学。由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扶持，理学迅速兴盛起来。淳祐元年（1251年），宋理宗还亲撰《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正式肯定朱熹等人为孔孟之道的真正继承者，使朱子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钦定的官方哲学，令无数企望“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离不开它。这虽然是后话，但不可不提。

回顾真德秀的一生，他始终致力于朱子理学的研究，并为之鼓与呼。尽管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评价不高，称其“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盖墨守之而已”，但此说仅是一家之言。事实上，真德秀对理学的研究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正如全祖望所说，“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近代也有学者认为，真德秀在传播朱子理学过程中，着重发挥心体说，强调“反身而诚”的求仁说，要求封建统治者“克制”自身过分的贪欲，以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他把道心人心、天理人欲、未发已发、性情动静，都以仁说加以贯通，“合而言之则皆仁”。而求仁则只能求之于心，一切工夫都在心中，一切作用都在心中，因此要“反诸身而求之”，“挥求一心之全德”。

真德秀还继承与发挥朱熹理学中有关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结合。他说，“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混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这种“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的主张，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要把做学问与做人结合起来。他还认为，人与动物的形体虽然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仁义礼智的特性。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真德秀指出，天之所以能主宰世间万物，赏罚予夺，主要原因并非天是人格之神，而在于其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这个“理”能够报善以福，报淫以祸。人类社会的秩序，即纲常名教，就是“天理”所在。显然，真德秀将朱熹的理学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结合起来，使之涂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今天看来，这种见解并不足取。

真德秀留下的著作有《西山文集》、《读书记》、《四书集编》等。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大学衍义》，这是一本向帝王献策的书。他在《自序》中说，“臣始读《大学》之书，见其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伦。益尝抚卷三叹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既又考观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达之天下者。然后知此书之陈，实百圣传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接着他在《帝王为治之序》中指出，“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举而措之耳。”也就是说，帝王是治国的根本，正君心则是帝王最需要做的事。这既强调了帝王们的极端重要性，又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宋理宗为真德秀的一番苦心所感动，称赞《大学衍义》“备人君之轨范焉”。元、明、清以来，《大学衍义》更是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仁宗说，“修身治国，无逾此书”。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还让人将此书抄写于殿堂的两壁，令群臣听理学大师宋濂讲析。

毫无疑问，真德秀是一位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代表人物，他对程朱理学的解读，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作出了贡献。虽然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不宜过分赞誉，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这位学富五车、从政为民的古人曾对自己的学生说过：“一生短，千载长。不久名位，只久德业”。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世的敬仰。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