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积聚的经验看鲁迅“反孔”

鲁迅与同胞

鲁迅有两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句是《狂人日记》中，借着狂人之口说的，叫做：“从来如此，便对么？”一句出自他给“未名先生”的信，叫做：“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这两句话自有相通之处，即说的都是检验真理（或是非）的标准。前者以是否“传统”作为标准，凡是传统的，就是对的；后者即以说话人的身份作为标准，凡是“阔人”说的，就是对的——“他田地就有二百亩”，便是一种身份，这是“阔人”的身份。说“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或许过于狭隘，这两种评定是非，检验真理的“标准”，或许是许多中国人已经用得很顺手了。

对于孔子的言论，两千多年来，人们大概也是以这两种标准去判别的。他是“圣人”，因为从来都是这么说的；“圣人”无疑就是阔人。“圣人说对的，还会错么？”这是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下，必然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凡是圣人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要是居然对圣人说的提出疑义，便是大逆不道。在这种氛围之中，人的思想受到禁锢，人的探索精神也会受到抑制；在这种传统之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会逐步失去生气。

鲁迅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生长在这样的传统之下：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这是录自《忽然想到（五至六）》中的两段话。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说的是鲁迅小时候的事。所谓“训诲”、“家教”以及“卫道”的“道”，其实都是那种被人顶礼膜拜而决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思想，这种思想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从孔孟之道到程朱理学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他说的“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其实也就是在对于某种思想的膜拜和迷信之下的众生相。平心而论，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并非全是糟粕，毕竟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至今也不能一概否定。而且，儒家思想能成为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思想，也有其历史必然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至今仍为人们所向往，但别忘了这个时期群雄并争，战火不断。等到国家统一了，又需要有统一的思想，而儒家思想正是维护大一统的思想，于是就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么一来，思想界又开始沉闷而没有生气。尤其是天下太平之时，更容易“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地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于是也很容易使有思想的人萌生某种逆反心理：你要把孔夫子捧到九天之上，我偏要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犬”，这是孔夫子自己也认可的；你要把他当作是完美无缺的圣人，我偏要在圣人的脸上指出这个那个的斑点。鲁迅对于孔夫子以及儒家思想的不少大不敬的语言，或许就含有这样的心理因素。

以上所说，可以归纳为一条，即对于孔夫子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以及教条主义，这是促使鲁迅“反孔”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孔夫子的实用主义，这是促使鲁迅“反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像我们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人一样，那种对孔子及其学说搞实用主义的人，也是把孔子及其学说当作手电筒，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他们自己并不想实行。因为这种人拿孔子当作大旗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以反对礼教作为整人的罪名，也极易使人萌生对于孔子以及礼教的逆反心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讲演中，说的阮籍、嵇康，大概就是对孔子以及礼教具有逆反心理的两个典型。

然而后人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的确是，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个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实则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承认礼教，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国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对于嵇康，鲁迅是很有研究的。他从1913年起开始校辑《嵇康集》，直到1924年才基本结束。他读过嵇康的《管蔡论》，知道嵇康与“历代传下来的意思”唱了一个反调，说管叔与蔡叔“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可见在嵇康那边，并非“从来如此，便对”的；他读过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知道嵇康与孔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没有保持一致，说“人是并不好学的，……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他读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嵇康对孔夫子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提出过异议，所谓“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可见，在嵇康心中，并没有“圣人说的，还会错么”这样的逻辑。他读过《与山巨源绝交书》，更明白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是怎么回事。

鲁迅“反孔”，当然也建筑于他对孔夫子以及儒家道统本身的认识。例如，鲁迅认为孔子“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是最根本的。此外，鲁迅也不喜欢孔夫子的世故与圆滑，包括他的“瞰亡往拜”和“出疆载质”，包括他的“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包括孔子以及儒家的守旧复古与缺乏创新精神。孔子不满足于现状，也想改革，这一条，鲁迅是看到的，但他的改革，却是回复古道而缺乏创新的精神，他的“述而不作”，本身就有相当的保守性，假如代代相传的都只是“述而不作”的东西，人类思想何能与时俱进？这一条，至少在1907年的那个时候，鲁迅也已有所认识。例如，鲁迅在《科学史教篇》有这样一段话：

希腊既苓落，罗马亦衰，而亚剌伯人继起，受学于那思得理亚与僦思人，翻译诠释之业大盛；眩其新异，妄信以生，于是科学之观念漠然，而进步亦遂止。盖希腊罗马之科学，在探未知，而亚剌伯之科学，在模前有，故以注疏易征验，以评骘代会通，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宇宙见象，在当时乃又神秘而不可测矣。怀念既尔，所学遂妄，科学隐，幻术兴，天学不昌，占星代起，所谓点金通幽之术，皆以癙也。

这是古希腊与古阿拉伯（亚剌伯）之科学的一个比较，一个是“探未知”，一个是“模前有”。“探未知”者多有创新，“模前有”者，总是袭旧。我想，鲁迅在说“模前有”的“亚剌伯”人“以注疏易征验，以评骘代会通，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时，一定想到过“注疏”二字的中国语境。查查百度百科即可知，注是对经书的注解，疏是对注的注解，注解和解释注解的文字合称注疏。自汉以来，释经之书，有传、经、解、学等名目，今通谓之注；唐太宗诏孔颖达与诸儒，择定五经义疏，敷畅传疏，谓之正义，今通谓之疏。宋人将十三经之汉注唐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可见，所谓“注疏”，首先而且主要是与孔子编修的儒家经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本来就是靠“注疏”二字传承的。鲁迅在评说“亚剌伯之科学……以注疏易征验”之时，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儒家经典之注疏，鲁迅在指出“亚剌伯之科学”因“模前有”而“发见之事少”之时，其实也就已意识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传承中的弊端。尤其是在时代已经向人们昭示，要振兴中华，亟需走出新路之时。

鲁迅日后在为《新青年》所写的《随感录三十五》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