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59.董应举与《崇相集》
董应举是明末著名的学者、政治家。晚明时期，内忧外患，内宦官当权，外边患频仍，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活中，他心怀国事，忠君报国，忧国忧民，提出了很多应对时局的对策，力图补救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所著《崇相集》记载了他为官的经历和感受，以及朝政大事、时局要闻。这对研究晚明历史与稽考董应举的生平事迹、交友情况及其文学创作成就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崇相集》十九卷，（明）董应举撰。
董应举（1557-1639），字崇相，号见龙，福建闽县龙塘乡(今属连江县)人。年青时，性情爽直，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连江陈第交往情深。明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后出任广州府学教授。当时，税监李凤要霸占学宫旁空地，被董应举当面申斥。李凤的侍从过孔庙门前不下马，董应举立即扣留马匹。因此，他以不畏权贵闻名。三十一年（1603），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又应召入朝，任北文选司主事、考功郎中等职。旋辞职回乡，不久起用为南京大理寺丞。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日中黑子相斗。五月初一日，黑晕遮日。董应举借异常天象上书神宗，请勤内政，修武备，以弭祸变，并条陈具体措施，但未被采纳。
天启元年(1621)，董应举升任太常少卿，督四夷馆（外事机构）。是时，明军在关外与努尔哈赤的金兵作战屡败。二年(1622)春，努尔哈赤又挥师南下，广宁告警，北京震动。他上疏造成当时兵败民离、疆土日削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执行国法所致。因此，力请申明法纪，对擅离职守者，一律处斩。朝廷命其专任较射演武事。他奏陈要保卫京师，应在各险要之处设防，实行屯田制。朝廷升董应举为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负责天津至山海屯田事。他感到责任重大，在上《新命陈愚疏》中，陈述屯田之“十难”与“十利”。奏上，朝廷听从其言，特命各部门予以支持。于是，在董应举主持下，安置流入关内的辽民于顺天、永平、河间、保定一带，动用公帑购买民田，广泛招募承耕的农户，给予土地、农具、牛种等，教他们浚渠筑堤，耕种稻麦，增添的住屋、仓库、场圃、运输工具等一应设备，只费银两万六千两，收到谷、麦五万五千余石。朝廷旌奖董应举的功绩，升为右副都御史，仍管屯田。天津葛沽旧有水、陆兵力两千人，董应举也下命他们屯田，以收入充当军饷，由是屯务愈见兴盛。
天启五年(1625)六月，朝廷见屯务已成，改任董应举为工部右侍郎，主持铸钱事务。董应举于荆州开局兴铸，并将两淮盐税收入作为铸钱资金，后又兼任户部侍郎，并理盐政。董应举到扬州，奏请整顿盐务，但厘正盐弊触动了一大批利益者，巡盐御史陆世科认为董应举越权，便上疏弹劾。阉宦魏忠贤传旨叱责，御史徐扬先再劾，董应举终被免职。
董应举罢官归里后，在乡建筑附城堡垒，疏浚水利，设置社仓、义田，救恤孤寡，兴办不少社会善举。他平生又爱慕名胜，开辟琯头百洞山，募款重建青芝寺，使之成为一方名胜。他曾一度寓居武夷八曲的涵翠洞，与生徒讲学其中，老而不倦。崇祯七年(1634)，追复原官。十二年(1639)卒。著有《崇相集》、《学庸略》等。
《崇相集》因其刊刻时间不同而有卷数多寡之别。今存较早者，当为《崇相集》八卷《存素诗稿》二卷，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吕纯如刻本，首都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皆有藏本。《（道光）福建通志》著录:《崇相集》十一卷，明万历间刻本。《千顷堂书目》著录:《董崇相集》十六卷，未见存世，情况不详。另有:《崇相集》十七卷，明天启三年（1623）刻本；《崇相集》十八卷，崇祯十二年（1639）刻本。“十八卷本”为较完整的刻本，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皆有藏本。又有《崇相集》十九卷，崇祯年间刻本，实则在“十八卷本”上增加一卷“杂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已影印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这是比较全的本子，今以此版本来说明。
《崇相集》十九卷，崇祯年间刻本。卷首有叶向高《序》，天启三年(1623)董可威《序》，泰昌元年(1620)吕纯如《序》。全书按照文体来编排，每卷先列一种体裁详目，而后正文。计有：疏二卷、议二卷、序二卷、寿文一卷、诗一卷、书四卷、志记一卷、志铭一卷、表启一卷、传一卷、杂文二卷、祭文一卷，共十九卷。
董应举身处于明末多事之秋，由一介书生入仕，尽职尽责，勤政为民，忠君报国。他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活，历经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将所参与的朝政大事、时局要闻，以及为官的经历和感受，一一记录下来，晚年由门人校对并汇编成书。他的诗文与明朝廷的内忧外患紧密联系在一起。
《崇相集》中的疏、议等, 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拳拳热忱。他以忠恳之心,力求挽救时弊，处处从国家实际出发。努尔哈赤率领金兵不断地伺机向明王朝发起进攻，威胁明朝江山社稷之际。董应举多次上疏朝廷，献计献策，谈及御敌之事。他主张纵深设防，兵民结合，寓兵于民，举贤荐能，提拔有勇谋的军事人才等。如《危急效计疏》《保卫神京疏》《请较演处所疏》《乞招辽兵知会疏》《报安插辽人支给成数疏》《进辽册疏》等。他心系社稷存亡，喜谈论边塞防务，这类文章和诗作，在《崇相集》里也有不少。如《丙寅闻边报》《赠俞克迈治兵蓟门序》《沈将军歌》等。对内则主持屯务、铸钱事务等，主张发展经济，稳固后方，为前方战事提供支援。如《屯田协心疏》《屯饷合作疏》《屯田练兵省饷疏》《钱法疏》等。
董应举为福建沿海长治久安，平定倭乱，也屡向朝廷上书建议。如：《省城第一门户议》《筹倭管见》《福海图说》《福海寨游说》等。书中还有有关外敌侵台的记录。如追述日人村山等安侵台失败后又侵闽的经过，对郑芝龙受抚及其后平剿“海寇”事也有记述，并提及天启年间荷兰人入侵澎湖事件。
总体来看,《崇相集》中应用类文章占了多数，如寿文、志记、墓志铭、传、祭文等。除此以外，还有与师友、门人书信赠答、唱酬、商讨时政等。与叶向高、陈第、曹学佺等当时的达官贵人的唱和交往，亦可见其交友情况。诗中也有纪游、咏物、赠答、送别之作，反映了他寄情于山川，又忧愤国事、心系民生。这些都直接反映了晚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叶向高在《崇相集·序》中，给予董应举诗文的高度评价。曰：
吾读廷尉见龙公之文，其辞沉雄奥雅，备极炉锤，可谓修矣。然而在庠言庠，在曹言曹，在铨言铨，大之而国故、朝常、士风、吏弊，小之而米盐、簿书、竹头、木屑，无不备列。语语由衷，言言实际，至于阐发幽微，抽扬小善，曲折周详，千载而下，犹为动色。即家人、父子、交游、知故、尺牍、单辞，必依于道义。蔼如，洞如，肝胆若披，面目如对也。其抚景触事，发为诗歌，尤本于性情，绝无近世词人依仿剿袭之态。盖公之韵言在陶、谢之间；其议论之文似得昌黎、眉山之胜；若纪载叙事，则出入五代史，而浸淫马、迁；所最不可及者，真境、真情、真事、真语，机轴结撰，皆出胸中，不寄人篱下。古之所谓成一家言者，殆于公见之。
近人陈衍在《石遗室书录》也云：
诗无俗态，似南宋人语，文多经济家言，动关大计，窈曲而畅遂，无明人故为古奥之习。惟《传志》载人里籍，皆用别名，或书其乡镇之名，乃是明人习气。
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有碍清朝统治的典籍，大肆禁毁。由于董应举诗文涉及辽事等颇多，凡是提及清军之处，多用“虏”“夷”“夷虏”“奴贼”“建酋”“胡夷”之类的蔑称，这种有文字违碍的文章非常多，所以在乾隆年间被禁毁。即使如此，《崇相集》还是不绝如缕，流传了下来。在民国十七年(1928)连江人林焕章重辑乡贤诗文集，石印出版了《崇相集》，此书至此流行渐广。1998北京出版社据明崇祯年间刻《崇相集》十九卷本，影印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中，可供学者研究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