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20.蔡元定与《西山公集》
蔡元定是南宋著名理学家，被誉为“朱门领袖”、“朱学干城”。 其一生不涉仕途，不干利禄，博涉群书，探究义理，潜心问学，著述宏富。不仅对《易》学有着十分精深的研究，而且对于天文、历数、地学、乐律、制度、兵阵等学问，亦无不博通。《西山公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蔡元定的一些为学成就与思想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与文献价值。
《西山公集》一卷，（宋）蔡元定著。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学者称西山先生。福建建阳人。南宋著名理学家，被誉为“朱门领袖”、“朱学干城”。蔡元定自幼聪颖，博闻强识，8岁能作诗，读书日记数千言。少时，从父蔡发问学。蔡发授以二程《语录》、邵雍《皇极经世》、张载《正蒙》，并告知此乃孔孟正脉，蔡元定深涵其义。其父病逝后，蔡元定秉承父教，筑室西山之顶，以野菜充饥，发愤读书，学问大有长进。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蔡元定往崇安五夫里拜朱熹为师。朱熹问其所学，大为赞赏，认为：“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之列。”(《宋史·蔡元定传》)从而视其为讲友，确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此后，二人常常对榻讲论诸经奥义至夜半时分。而蔡元定亦成为朱熹重要的讲友和学术助手，凡四方来学者，朱熹必定先让蔡元定考查其学识。朱熹在讲学著述中遇到困难，亦往往先同蔡元定商议，其不少著作都是在蔡元定的协助下完成的。如“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宋史·蔡元定传》）。
蔡元定一生不涉仕途，不干利禄，年40仍不就科举。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曾联名举荐蔡元定于朝，孝宗皇帝亦下诏召其进京任职，他都托病推辞，一心从事讲学著述。
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擅权，“伪学”禁起，理学家纷纷遭到打击、驱逐。朱熹被打成“伪学魁首”，落职罢祠，而蔡元定亦因“佐熹为妖”的罪名被流放湖南道州编管。他在道州贬所，仍然不惧当权者的压力，坚持授徒讲学，四方学者闻之，来学者日众。庆元四年（1198）八月，染病而殁。守臣上奏，旨许归葬，子蔡沉扶柩三千里以还，葬于建阳。朱熹撰祭文痛悼曰：
呜呼！吾道其终穷已乎？使敬夫、伯恭既相继而逝于前矣，天何复夺吾季通之速耶！惟君学通今古，道极渊微，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夺之节，有不可穷之辩，有继往开来之功，今不复可得而见之矣。（《西山公集》附录《祭蔡季通文》）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既诛，蔡元定得到平反，赠迪功郎。宝佑四年（1256），追赠太子太傅，赐谥文节。明嘉靖九年（1530），诏蔡元定配享孔庙启圣祠。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颁赐宋儒蔡元定“紫阳羽翼”金匾。
蔡元定一生博涉群书，探究义理，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不仅义理洞见大原，而且对于天文、历数、地学、乐律、制度、兵阵等学问，无不精通。凡古书奇辞奥义，人所不能晓者，其一过目辄解。于方技曲学，异端邪说，能悉拔其根而辨其非。故朱熹曾说：“人读易书难，季通读难书易”，又说：“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不厌也。”（《宋史·蔡元定传》）蔡元定居家以孝弟忠信仪型子孙，教人以性与天道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闻者莫不兴起。
蔡元定潜心问学。著述宏富，主要有：《大学说》《律吕新书》《洪范解》《皇极经世指要》《潜虚指要》《太玄指要》《大衍详说》《燕乐原辩》《八阵图说》《发微论》《西山公集》等等，可惜多所散佚，传世颇少。他还协助朱熹撰成《易学启蒙》《太极图说解》《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周易参同契考异》等著作，故其不少学术思想亦反映在朱熹著作之中。
《西山公集》一卷，是蔡元定的诗文别集，由其后裔明代蔡有鹍编辑。该书收录了《皇极经世指要》《律吕新书》以及文16篇，诗15首，并辑录尤袤、杨万里、赵汝愚、朱熹诸人之荐章、通书、祭文、墓表、挽诗等为附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蔡元定的一些为学成就与思想特点。具体而言：
首先，蔡元定的《易》学思想主要受到朱熹与邵雍的影响，偏重象数而又不遗义理，且以《河图》《洛书》等《易》图为研究中心，对于图书之学颇有新的阐发。关于《易经》中象数与义理的关系，蔡元定指出：“数即理，理即数，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形，在人为五常，错综参伍，即天地变化之数。若混而无别，乃是佛老异端之学。伏羲之画，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后能毕天下之能事。不然，天生《河图》，特一技术之末耳。”（《答江德功书》）故其治《易》强调数理合一，二者并重，因数以明理。
关于《易经》的起源、发展与种类，蔡元定说道：
龙马负图，伏羲因之以画八卦，重之为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阳奇阴耦，卦画次序而已。今世所传伏羲八卦图，以圆函方者是也。康节曰：“上古圣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谓之《周易》。若然，则所谓三《易》者，皆本于伏羲之图而取象系辞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连山》《归藏》虽不传，意其作用必与《周易》大异。然作用虽异，其为道同一太极也。（《皇极经世指要》）
在他看来，《易经》起源于图书，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卦画，其间经历了一个从伏羲《易》到文王《易》的发展过程，今天的《周易》即是文王《易》。除了《周易》之外，古代尚有《连山》《归藏》两《易》。三者虽然作用不同，但都根源于伏羲之卦画，故是同一太极之理的体现。
蔡元定进一步叙述伏羲始画八卦之法。曰：
《大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实则太极判而为阴阳，阴阳之中又有阴阳，出于自然，不待智营而力索也。其叙首《乾》而尾《坤》者，以阴阳先后为数也。（《皇极经世指要》）
其又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之法。曰：
八卦重而为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实则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传》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阴阳流行之数，前三十二卦为阳，后三十二为阴，古往今来者也。（《皇极经世指要》）
对于邵雍的经世图，蔡元定亦十分赞赏。譬如他解释《经世衍易图》道：
一动一静之间者，《易》之所谓太极也。动静者，《易》所谓两仪也。阴阳刚柔者，《易》所谓四象也。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少刚、少柔、太刚、太柔者，《易》所谓八卦也。（《皇极经世指要》）
在此基础上，蔡元定又藉《经世天地四象图》来解释宇宙天地与人类社会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理。曰：
动者为天，天有阴阳，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故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是为天之四象。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四者天之所变也。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万物之所以感于天之变也。静者为地，地有柔刚，刚柔之中又有刚柔，故有太刚、太柔、少刚、少柔。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是为地之四象。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万物之所以应于地之化也。暑变走飞，草木之性；寒变走飞，草木之情；昼变走飞，草木之形；夜变走飞，草木之体。雨化性情，形体之走；风化性情，形体之飞；露化性情，形体之草；雷化性情，形体之木。天地变化，参伍错综而生万物也。万物之感于天之变，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体者善口。万物应于地之化，飞者善色，走者善芦，木者善气，草者善味。盖其所感应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异。至于人，则得天地之全，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鼻善万物之气，口善万物之味。盖天地万物皆阴阳刚柔之分，人则兼备乎阴阳刚柔，故灵于万物而能与天地参也。人而能与天地参，故天地之变有元会运世，而人事之变亦有皇帝王伯。元会运世，有春夏秋冬，为生长收藏；皇帝王伯，有《易》《书》《诗》《春秋》，为道德功力。是故元会运世，春夏秋冬，生长收藏，各相因而为十六；皇帝王伯，《易》《书》《诗》《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为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数也。凡天地之变化，万物之感应，古今之因革损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毕矣。（《皇极经世指要》）
由此可见，蔡元定将动与静视作万事万物产生、发展、演变的根本因素，由动静而有阴阳刚柔，由阴阳刚柔参伍错综而化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又因其禀受的阴阳刚柔之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特点。唯有人得天地之全，兼备乎阴阳刚柔，故灵于万物而能与天地参。天地之变有元会运世，表现为春夏秋冬、生长收藏，故人事之变亦有皇帝王伯，表现为《易》《书》《诗》《春秋》、道德功力。蔡元定进一步指出，一动一静之间而主乎动静之理就是太极。这一道理虽源自先天，超乎形器之上，非数之所能及，但亦表现在数之中，理数不离。而人若能尽太极之理，则能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实现造化在我。
显然，蔡元定对于邵雍及其《皇极经世》是倍加推崇的，他不仅将邵雍的《皇极经世》与《周易》相提并论，认为其“命数定象，自为一家，古所未有，学者所未见，然亦皆出于伏羲卦图奇耦之序，其为道亦同一太极也”（《皇极经世指要》），甚至视邵雍的《易》学成就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对于时人对邵雍《易》学的误解与批评，蔡元定为其解释、辩白道：
《皇极经世》之书，康节先生以为先天之学。其道一本于伏羲卦图，但其用字立文自为一家，引经引义别为一说，故学者多所疑惑。要当且以康节之书反复涵泳，使伦类精熟，脉络通贯，然后有得。若其宗要，则明道先生所谓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体，则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体而之用，则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太极也，所谓一动一静之间者也。盖尝谓体天地之撰者，至于《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杨氏之《太玄》八十一首，关氏之《洞极》二十七象，司马氏之《潜虚》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画，阳九阴六之数，四千九十有六之变，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节之学，虽作用不同，而其实则伏羲所画之卦也。故其书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尽天地之体用，以暑寒昼夜、雨风露雷尽天地之变化，以性情形体、走飞草木尽万物之感应，以元会运世、岁日月辰尽天地之终始，以皇帝王霸、《易》《书》《诗》《春秋》尽圣贤之事业，自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耳。（《皇极经世指要》）
其次，蔡元定的乐律之学亦体现出象数与义理相结合的特点，既注重将抽象的理用具体的数表达出来，又强调因数而明理。譬如，他将音乐的十二律与一日的十二个时辰、一年的十二个月配合起来，提出：
黄钟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皆上生。其上以三，历十二辰者，皆黄钟之全数。其下阴数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实。）三分本律而损其一也；阳数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实。）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阳辰当位自得，六阴辰则居其冲。其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在阴，无所增损也；其大吕、夹钟、仲吕三吕在阳，则用倍数方与十二月之气相应。盖阴之从阳，自然之理也。（《律吕新书·黄钟生十一律第三》）
蔡元定将子、寅、辰、午、申、戌六个时辰称为阳辰，将丑、卯、巳、未、酉、亥六个时辰称为阴辰。相应的，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个律是阳律，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仲吕六个律是阴律。阳律又称为“律”，阴律又称为“吕”。阳律三分减一下生阴律，如黄钟是1，林钟便是1×2／3＝2／3；阴律三分益一上生阳律，如林钟是2／3，太簇便是2／3×4／3＝8／9。但是，由于大吕、夹钟、仲吕三个阴律都是清音，在审音的时候音调高了一倍，要用加长乐管一倍的方法来协调。所以当蕤宾生大吕时，必须将原先所乘2／3加倍，变为乘4／3才行，即由下生改为上生。夷则生夹钟、无射生仲吕时亦然。这种表达、推算、协调音调的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较为合理、有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蔡元定将其与十二时辰、十二月相比附，则又赋予其阴阳之理的内涵与意义。
蔡元定在乐律方面的另一项重要创见，就是提出了“十八律”理论。他借鉴汉代京房的六十律，在传统的十二律之间插入变黄钟、变林钟、变太簇、变南吕、变姑洗、变应钟六个变律，这样可以使从每一个律开始“旋相为宫”时，在计算音程方面更加便利，从而完善了三分损益法。他说：
十二律各自为宫，以生五声二变。其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则能具足；至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六律，则取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之声，少下，不和，故有变律。变律者，其声近正而少高于正律也。然仲吕之实一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尽二算，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律当变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吕之实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为九千五百五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归之，以从十二律之数，纪其余分，以为忽秒，然后洪纤高下，不相夺伦。至应钟之实六千七百一十□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尽一算，数又不可行。此变律之所以止于六也。变律非正律，故不为宫也。（《律吕新书·变律第五》）
《西山公集》一卷，传世有《蔡氏九儒书》本。《蔡氏九儒书》由蔡氏十五世孙蔡有鹍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编纂而成的。该书汇辑了蔡元定及其父、子孙一门四代共九人，即：蔡元定，元定之父蔡发，元定之子蔡渊、蔡沆、蔡沈，蔡渊之子蔡格，蔡沈之子蔡模、蔡杭、蔡权的著述，人各一卷，为《蔡氏九儒书》，《西山公集》为其第二卷。蔡氏九儒著书立说，祖述发扬朱子之学，继承光大闽学之脉，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尤其是闽学史上的一大盛事。该书后来历经兵乱，传世甚罕。清雍正十一年（1733），蔡氏十七世孙蔡重又依据万历本增补，再付梓行。同治七年（1868），蔡氏三十一世孙蔡学苏于三余书屋重刊是编。光绪十二年（1886）再次重刊，又有增补。诸此，均可供读者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