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其人与“林译小说”
林纾像
近代中国，福州海洋文明贡献了一些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林纾在他们当中颇显怪异，带有他人所不曾有的个性色彩。
“林译小说”“不祧之祖”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清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52年11月8日）生于福州。1897年，林纾四十五岁，这一年对他来说，很值得纪念。因为不识外文的他，竟踏上翻译西洋文学作品的道路。
这一年夏天，林纾夫人去世，中年丧妻，心情悲郁。此时他的朋友、曾留学法国的王寿昌、魏瀚出了一个主意，让林纾听他们口授，然后笔译外国小说，以消愁解闷。林纾怕不能胜任，婉言谢却。魏、王“强之再三”，林纾半开玩笑地说：“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于是，在游览鼓山的闽江船上，王寿昌手捧法国原著，口译小说内容，林纾“耳受手追”，迅即整理成篇。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出世的。
《巴黎茶花女遗事》描述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小说的女主人公马克格尼尔酷爱茶花，人称茶花女。她是巴黎红极一时的名妓，许多王公贵族拜倒在她脚下，她却毫不动情。后来，一位叫亚猛的纯真善良的青年爱上了她，茶花女与亚猛隐居乡间，享受真爱的幸福。但亚猛的父亲却责备茶花女破坏了他家的名誉，逼迫茶花女与亚猛分手。为了顾全亚猛的前途，答应亚猛父亲的要求，茶花女断绝与亚猛来往，违心地做了男爵的情妇，并默默忍受亚猛的责骂。后来，茶花女卧病不起，日夜思念亚猛，希望见上最后一面。亚猛了解事实真相，匆忙赶到茶花女病榻前，茶花女才讲了事情的原委，倾诉了自己的衷肠，恬静地死在亚猛的怀抱里。
小仲马笔下的这部爱情悲剧，本来就十分凄恻哀怨，悲怆感人，林纾又处于悼亡妻子的哀痛之中，使他愈加同情与痛惜茶花女的命运，因此情随文至，文以情生，每逢译到悲伤哀挚之处，常常不可抑止地流下热泪。林纾的朋友、合作者王寿昌、魏瀚也十分动情，他们出资请福州最好的刻书匠镌版印刷。发行之后，大受欢迎。陈衍形容说：“《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里”，被誉为“外国的《红楼梦》”。严复写诗赞云：“可怜一曲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抒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1900年，林纾客居杭州，八国联军入侵。林纾和友人精通英文的魏易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借到了美国斯土沃夫人著的小说《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小说主人公黑奴汤姆诚实善良，任劳任怨，主人为了还债把他卖给了奴隶贩子海留。海留又将他转卖。两年后，新主人去世，汤姆又像猪狗一样被卖给一个更加凶残的农场主。汤姆受尽百般虐待，不敢反抗，但他有正直、善良的人性，冒着危险放走了两个受难的女黑奴。最后，可怜的汤姆被残忍的农场主活活地打死了。小说深刻地揭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鞭挞了黑暗的奴隶制。林纾和魏易怀着满腔的悲伤与义愤，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翻译完全书。林纾在《跋》中指出：他们翻译此书，“非巧于叙悲以博取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黑奴吁天录》的出版，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一位署名“灵石”的读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说，他因为买不到此书，便从友人处借来一本，“挟归灯下读之，涕泪汍澜，不可仰视，孱弱之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且读且泣，且泣且读，穷三鼓不能入寐”。他在文章的末尾呼吁：
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种）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
1904年，鲁迅在日本收到友人寄来的《黑奴吁天录》，感言：“穷日读之，竟毕。……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此，弥益感喟。”
从翻译《茶花女》开始的十余年间，林纾依靠他人口译，自己“记述”这种方式，翻译了十一个国家、九十八位作者的一百七十九种作品。林纾从西方文学中引进了众多的名家名著，他对近代文学翻译事业的贡献足以入“无双谱”，誉为“译坛泰斗”也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有的研究者称林纾的文学翻译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所谓“不祧之祖”，就是不受“祭奠”、不被明确承认的事实上的开山之祖。林舒是古文大家，属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可是，就“林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而言，说他是新文学的“不祧之祖”，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从胡适、鲁迅、周作人到郭沫若直至冰心、叶圣陶、沈从文等这样一些新文学大师都有过一段耽读林译小说的经历。
胡适在《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一文说：
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也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是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鲁迅评述：“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首先肯定林译小说“文章确实很好”，所谓“误译”，如果从忠实于原作来说，林译小说确有不少增删、润色，甚至改写之处，因为林纾不懂外文，当别人口授之际，他往往从抒情状物的生动性出发，而用林氏的古文来表达，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译”，使林译小说在艺术上更加引人入胜。
林抒画
郭沫若在《我的童年》里说：
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性的影响，是Scott的《Ivanhoe》（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书我后来读过英文（原作），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人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转型，是通过学习西方文学而实现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林译小说的媒介作用功不可没。
寒门子弟 侠义心肠
林纾自幼家贫多病。他七十岁时写诗自况：“畏庐身世出寒微，颠顿居然到古稀。多病似无生趣望，奇穷竟与饿夫几。”全靠母亲与大姐做些女红养活一家九口，有时连一天两餐稀饭也难以为继。这位寒门子弟的长辈穷而有志，给了幼年林纾良好的家庭教育。林纾五岁时寄食外婆家，他的外祖母是一位“知书明大义”的老人。有一年，正值荔枝成熟，林纾看到枝头鲜红的美果馋涎欲滴，外祖母便用旧布衫换回些荔枝给他吃，语重心长地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这句话在林纾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他成年以后经常用外祖母的话教诲自己的孩子，自谓“生平得力于太孺人之训者为多。”
林纾十来岁时，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年迈的祖母很高兴，对林纾说：我家世代务农，你能够改换门庭当官固然好，但城里某人当了大官，却被人打毁轿子，砸坏房屋，“不务正而据高位，耻也。汝能谨愿，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矣。”这位淳厚正直的农妇，告诫孙儿当高官而心术不正是可耻的。有所敬畏，本分做人就足够了。家教使林纾成为一个耿直的人、富于血性的正派人。
作为寒门子弟，林纾饱尝人生的疾苦，亲历人间的不平，因而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中年以后，文名大噪，诗、书、画三绝，著述译书，收入渐丰。他对贫贱故交以至危难路人都慷慨地施以援手。林纾少年时的同窗好友王灼三病逝，王妻家贫难以维持生计，关门自缢。林纾闻讯，急忙破窗救出王妻，慨然说：“先生即不禄（不享寿而死），有纾在也。”筹措了“四百金”供养王妻，又把王灼三遗子王元龙领回自己家中，扶养十二年，直到娶妻成家。林纾五十岁以后居北京，一些羁旅北京贫不能归的寒士登门向他求助，林纾总是有求必应。他自述：“四十年来，连为亲友鞠孤儿七八”，“十年来屡得乞米之帖，余皆应。以四十年计，余所糜者已万金矣（四十年救助他人花了万两白银）。”他还有一首《自嘲》诗并序，记述了这些事：
余居京廿年，其贫不能归者恒就余假资。始但乡人，今则楚鄂川滇，靡所不有。比月以来，至者益夥，竭我绵薄，几蹶而不起（由于各省求助的人越来越多，我虽尽力，也弄得几乎支付不起），作此《自潮》诗云：
等是天涯羁旅身，忍将陈乞蔑欺人。
迁流此后知何极，怀刺频来似有因。
倘为轻财疑任侠，却缘多难益怜贫。
回头还咀穷滋味，六十年前甑屡尘。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林纾救助那些沦落天涯的“陈乞”之人，并非故作“轻财任侠”，沽名钓誉，而是从自己六十年前的儿时家中揭不开锅，尝够了“穷滋味”，生发出一颗对贫寒无告者的同情、怜悯之心。
林抒故居
绝意仕途 伤时忧国
清光绪八年，林纾考中举人，成为福建著名的壬午科举人之一，同榜有陈衍（著名古诗文学家）、郑孝胥（后任伪满洲国总理）、高凤岐（其弟高凤谦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等。通过他们又结识了后来成为宣统帝师傅的陈宝琛、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这样，林纾便从寒门子弟的底层进入了高层名流，诗酒交往，风云际会，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开始关注国家大事。
林纾从三十二岁到四十七岁，十五年间，六考会试，未中进士。由于他诗画兼擅，驰名译坛，已为京师推重。清廷高官有意引荐拔擢林纾当官，但客居京华的林纾已看透官场黑暗，绝意仕进。光绪二十八年（1903），林纾的同乡好友邮传部侍郎陈璧写好荐疏，拟向皇帝举擢林纾为郎中（相当于今司局级），林纾严词峻拒，甚至说：“疏朝上，吾夕出都，后世勿相见。”陈璧看到他这样决绝，只好毁疏。
林纾在京二十年，正值国家多难之秋，林纾以在野之身，挥动如椽之笔，写了许多伤时感乱、呼唤救国的诗文。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林纾响应“国人纷纷言变法、言救国”的维新呼声，写了诗集《闽中新乐府》，大声疾呼反帝救国，例如其中的《国仇》：对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无情揭露，对清统治者昏庸误国招致亡国灭种十分忧虑。
愤世嫉俗 瑕不掩瑜
1898年到1924年，林纾暮年，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戊戌政变、辛亥革命、民国创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混战……接踵而来的大变故，林纾目不暇接，思想十分矛盾复杂。
作为爱国者，林纾始终热望祖国富强起来，所以当袁世凯从孙中山那里骗取大总统称号，信誓旦旦地创导共和，实现和平统一，林纾信以为真，一度表示赞成共和，给友人信中说：
……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仆生平弗仕，不算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矣。
袁世凯搞假共和，政坛一片乌烟瘴气，钻进革命党的旧军阀和政客，也乘机大捞一把，林纾非常看不惯，写诗讽刺：
共和实在好，人伦道德一起扫。……问君造反为何事？似诉平生不得志。重兵一拥巨资来，百万资财可立致。……得了幸财犹怒嗔，托言举事为国民。国民为汝穷到骨，东南财力全竭枯。当面撒谎吹牛皮，浑天黑地无是非。议员造反亦无罪，引据法律施黄雌。稍持国法即专制，大呼总统要皇帝。全以捣乱为自由，男女混杂声嘐嘐。男也说自由，女也说自由，青天白日卖风流。如此瞎闹何时休？怕有瓜分在后头。（《讽谕新乐府·共和实在好》）
“扶杖之共和老民”林纾，对袁世凯搞的假共和绝望了；连对在中国施行共和制这种政治设计也绝望了。
及至袁世凯复辟称帝，鉴于林纾在士林中德高望重，竭力拉拢，请他当“参政”，他以死峻拒，在致友人信中说：
洪宪僭号万恶之袁贼，曾以徐树铮道意（派大臣徐树铮传达），徴弟为参政。弟毛发悚然，如遇鬼物，抗辞至四日之久。至第五日，弟无术自解，面告徐树铮：“请将吾头去，此足不能履新华门也。”
暮年林纾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对蔡元培等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攻击。例如，他写《妖梦》，通过小说人物郑思康梦游地府，忽见一“白话学堂”，门前的楹联是：“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内又有一间“毙孔堂”，也挂一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后来，小说中又写了一位神佛，把白话学堂里的人全都吃掉了。这就表明了林纾对新文学的仇恨，漫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否定文化传统，不讲道德的“禽兽”，无怪乎林纾要遭到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驳斥。此事乃林纾一生最大瑕疵。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总体而言，瑕不掩瑜，林纾仍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对介绍西方文学于新文学有巨大贡献的人。
1924年10月19日，林纾溘然长逝，度过了七十三个春秋。他一生同情贫寒，乐于救助他人。陈衍曾把林纾的书房比做“造币厂”，谓其著作书画，“动即得钱”，但由于林纾“颇疏财，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他收入甚丰，却不积家私，身后萧条，连灵柩也是由学生资助运归福州的。这位历尽沧桑，在近代文化史上既演出过正剧也演出过悲剧的游子，终于宁静地安息在故乡大地母亲的怀抱之中。
林抒译著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