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与“礼”
孔子讲学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同一个问题，往往因不同的求教者提出，会有不同角度的言说。甚至同一个求教者在不同的时候提出，也会有不同的回答。向孔子“问仁”的人不少，《论语》中有不少孔门弟子问仁的章节，如果只从孔子的一两句话看，犹如瞎子摸象，必须综合诸多论述，涵盖各个侧面，方能对他心目中的“仁”字，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诸如：
司马牛问仁，孔子的回答是：“仁者，其言也讱。”司马牛又问：“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孔子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这个“讱”字，是可以解释为“慎重”的。孔子实际上是对司马牛说，作为一个仁人，应当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知道做事之不易，就不要说大话，唱高调，吹牛皮。司马牛就是司马耕，字子牛。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介绍，“牛多言而躁”。可见，这两句话是针对司马牛的弱点说的。
子张问仁，孔子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的是“恭、宽、信、敏、惠”，而且具体解释：“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参见《论语·阳货》）子张是陈国人，叫颛孙师，曾向孔子请教过不少问题，包括怎样才能求取官职俸禄、怎样才能获得名望声誉。孔子对他强调的都是忠信、笃敬、质直、好义，切忌“色取仁而行违”，也就是说，不要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与孔子在此处说的“五者”基本吻合。
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番话有两个要点，一是办事要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二是处世要设身处地，宽以待人。仲弓就是冉雍，是与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一起排在德行科的孔子的高足。在孔子的弟子中，仲弓几乎就与颜渊一样受到孔子的赞赏。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据有关专家考证，此处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子弓就是仲弓。对于孔子此说，仲弓的回答是：“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参见《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共有三次。孔子都有不同的回答。
第一次，孔子回答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这意思有点像现在说的“吃苦在先，享乐在后”。
第二次，孔子的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说的分别是家庭伦理（孝悌）、敬业精神以及和“宽恕”一起组成“忠恕之道”的“忠诚”。孔子认为这三条，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
第三次，孔子回答的就是两个字，叫做“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大概就由此而来。樊迟在“问仁”之后又曾“问知”，孔子回答的也是两个字，叫做“知人”。因为樊迟不理解，孔子又补充了两句话：“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就是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才能使邪者归正。子夏用古例对此二言作了诠释：“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是以“知”促“仁”，实际上已经将“仁”由道德观而引向政治观了。（参见《论语·颜渊》）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时，孔子回答的也是这两句话：“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总之，孔子的“仁”包含了仁义道德的诸多方面，包括忠诚、宽恕、敬业、信用、孝悌、仁爱、表里如一、言出行随，等等。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美德。当然，这些美德，也都因为历史的局限与孔子之立足点的支配而具有其特定的色彩。
在中国古代，“人”字有广、狭两义。广义的人，指的是所有的人；狭义的人，指士大夫以上的人，即官吏。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有学者解释说，这句话中的“爱人”之“人”，指的就是狭义的人，因此，这句话翻译过来也就是：治理、领导一个具有千乘兵车规模的大国，就要严肃、认真、谨慎地进行工作。要守信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让老百姓劳役也要顾及他们的田地，不要在农忙时间进行。可见，孔子所谓的“爱人”，“爱”的是士大夫以上的人，并不包括被他们役使的普通百姓。子张问仁时，孔子说的第五个字是“惠”，因为“惠则足以使人”，孔子在答仲弓问仁之时，也说到这个“使”字，叫做“使民如承大祭”，可见，这被“使”之“人”，方才是普通百姓。
孔子之“仁”，最集中的体现，乃是他对“颜渊问仁”的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此可见孔子之“仁”的显著特点，在他那边，“仁”是与“礼”结合在一起的：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按照“礼”的要求去做，就是所谓的“仁”了。颜渊要他说得具体一些，孔子就说了四个“非礼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的回答与仲弓的回答是一样的，叫做：“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参见《论语·颜渊》）他完全懂得这个“礼”字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以上下定尊卑，让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按照自己所担任的社会角色安分守己，各行其道，使为臣子的不敢僭越，使当百姓的不敢造反，如此相安无事，天下太平。这大概也是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的理想境界了。颜回十分理解孔子之“仁”的这一精义，不仅是举一反三，而且能一以贯之。他的长处就是很能克己，严于律己，做到孔子所说的“四绝”，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以，他说的“回虽不敏，请事斯语”，可谓一诺千金，言出行随。
顺便说说孔子之“仁”与孔子之“礼”的关系。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由此观之，在孔子眼中，似是“仁”重于“礼”。“人而不仁”，无论是“礼”还是“乐”，都是没有意义的；但从孔子对颜回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那番话去看，却是“礼”重于“仁”。这个“矛盾”其实与孔子之“礼”的两个不同概念有关。前者之“礼”，乃是礼仪、礼节、礼乐之“礼”，所谓“仁义礼智信”中的“礼”，大致也属此列；后者之“礼”，却是礼制或礼治之礼。无论是哪一种道德规范，一旦触犯这个礼制的框架，都得退避三舍。
孔子对于具体之人的仁与不仁的评说，基本上是以这一条杠子去衡量的，包括对他的弟子。《论语·公冶长》中，就有现成的实例：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向孔子问的是子路、冉求、公西赤三位弟子的仁与不仁，孔子回答的却是他们分别可以担任什么角色，他不想正面回答孟武伯的问题，只说“不知其仁”。公西赤的行状虽不得其详，孔子批评子路的话有不少却是记得的，包括“是故恶夫佞者”，包括“野哉！由也”，也包括“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等等；孔子批评冉求的话更重，叫做“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想必他不是“不知其仁”，而是感到他们离这个“仁”还有相当的差距。其原因与子路常向孔子提出质疑与批评，冉求又为“僭礼”的季氏理财有关。孔子恐怕未曾想到，他声称“不知其仁”的子路，日后大义凛然，结缨而死；更未曾想到他要子弟们“鸣鼓而攻之”的冉求，在为鲁国带兵打了胜仗之后，向鲁国的当权者力举的就是自己的老师孔子。
仲弓（即冉雍）在孔子心目之中的情形会比子路他们好得多。“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虽然“雍也仁”并不出于孔子之口，但他也没有提出非议，其实是默许的，还着重为仲弓之“不佞”即没有能言善辩的才能辩解。
在仁与不仁的问题上，孔子给予评价最高的是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此言中之“三月”，指代的是长期，此言中之“日月”，指代的是短期，这便是颜回与孔子的其他弟子在仁与不仁问题上的重大区别。
孔子之“礼”与孔子之“仁”的这种复杂关系，形成了儒家学说的结构性矛盾，并在日后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验证。汉章帝时的钜鹿太守谢夷吾“以行春乘柴车，从二吏”，大概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实例。汉时“行春”，就是地方官在春耕时节深入基层劝农桑，赈春荒。孔子在答齐景公问政时，曾说过“政在节俭”。谢夷吾只带“二吏”乘柴车下乡“行春”，本来是“省奢从约，事从清俭”的办事作风之体现——尤其在春耕时节，他轻车简从，不兴师动众地去打扰普通百姓，也算“使民以时”，这都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然而，谢夷吾偏偏就因为这一条而被冀州刺史奏了一本，说他“仪序失中，有损国典”，有违儒家礼制，并因此而将他贬为县令。说来也是，如果王公大臣出门都像谢夷吾这般轻车简从，而不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地要黎民百姓“肃静”“回避”，还哪来皇家的威仪？
说到孔子之“礼”与孔子之“仁”，不能回避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说管仲器量狭小，不知节俭，更不知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因为他几乎什么都要与诸侯国的君主一样——“邦君树塞门（筑在大门外的矮墙），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类似茶几的土墩），管氏亦有反坫。按照“克己复礼为仁”之说，管仲既不知礼，又何言仁？但在《论语·宪问》中，孔子却是称赞管仲之“仁”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相争失利被杀，召忽与管仲都是公子纠的智囊，召忽以自杀尽忠，管仲当了公子纠的政敌小白即齐桓公的宰相。子路与子贡就此对管仲之“仁”提出质疑。孔子对子路说了“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之事，将此归功于管仲，还连声说“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对子贡则说：管仲为相，使齐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使民众至今仍受他带来的实惠。如果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衽”，恐怕早就成为蛮夷之人了。还反问子贡：管仲难道能像普通人一样只顾着为主子尽忠而忘了天下百姓，在山沟里自杀而不为人知吗！
对于孔子来说，在“礼”与“仁”的关系中，这恐怕是一个例外。所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连司马迁也说孔子“小”管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