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六月与热情

——杨骚与几位现代作家关系速写

杨西北

杨骚

新中国成立后，杨骚从雅加达回国，在广州华南文联工作，任广州作协副主席。当时这个作协管辖的范围，包括广东、广西两省以及当地驻军的作家。1953年6月，正当他倾尽身心投入工作，却突然半身偏瘫，送入医院抢救。

    之前几个月，杨骚参加华南文联的电影创作组到侨乡采访，在汕头时，有一天行路时感到左边整条腿麻木无力。回广州后，有几天常感左手指麻痹，他还认为是风湿病，特地买了蛇胆酒要治疗。没想到病魔一下子来得如此厉害。

经抢救，杨骚总算脱离危险，但还是无法走动。他的病情仍使人们担忧。在海南岛深入生活的欧阳山闻悉后，给杨骚写了一封安慰的信：

维铨兄：

我们在海南岛的海口市接到广州来信，知道你得了病，进了医院，大家都很挂念。我们很想早点回广州探望你。接到此信时，大概病症已逐渐减轻，或许已痊愈了吧。

广州的水土气候，可能你不太习惯，居住饮食也可能比国外差些。我们对你的身体健康，又未能很好照顾，这是我们大家都不能释然于怀的。

我们都盼望你拿出过去和胃病做斗争，和日本鬼子做斗争，和国民党反动匪徒做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来，和这场疾病做斗争，你一定能够很快恢复健康的。广州的创作活动非常需要你的帮助，你的丰富的创作经验也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

祝你安心静养，祝你快乐和胜利！

仁娘及孩子们均此致候。

 欧阳山写完这封信署上自己的名，留了空白，再写上“1953年8月11日， 在海南岛”一行字，又让易巩、陈残云等人在空白处署了名。

在医生的治疗下，杨骚虽缓慢地恢复。仍无法写字，也几乎不能行走。９月上旬，他被选为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代表。9月23日，文代会在北京召开， 他因病没有赴京，失去了一个同朋友们会面和交流学习的机会。

秋天到了。杨骚感到难过，本该扬花抽穗的时候，他却躺在病塌上。一个作家，无法执笔，能不伤心吗？唯一安慰的是病有所好转。于是他出院休养。这时，杨骚一家搬到了文德路69号之一的作家协会中。

春天到了。杨骚可以行走了，但十分勉强，完全是一种病人的蹒跚步伐。经过有关方面的联系，他决定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脑科去检查治疗。

1954年6月3日夜里，杨骚在作协容希英的陪同下，登上北上的火车。这天起，杨骚又开始记中断了许久的日记。尽管笔画不顺畅，有的字像小学生初学写字一样，但终究留下了最真实的记录。

他写“夜一时多进车站，落在最后，几乎来不及搭车。容大概等得很着急，提着箱、包，跑在前面，时时停步等我，催促我‘跑快点，车快开了。’我在努力把步调加快，但快不了好多，心里着急得很。卧铺偏偏在前面，好像也在替我着急。然而终于搭上了，上车后，还望着一个持包袱的旅客在站台上跑着赶车，车已快开了。秩序良好。

“和一位人民解放军同一卧车，自己在下铺，解放军在上铺，大概是谁托买荔枝，一直搭到汉口下车时没吃过一个，而荔枝快变黑了，他时时摸它。

“４号夜，车里还睡得好。终日吃面，容到餐车拿，拿来自己又吃不到三分之一，容又得拿回去，麻烦之至，自己觉得抱歉。”

７日下午四时半到达北京，老朋友张天翼到车站迎接，温平和侄儿杨荣也在车站。先到温平家，晚上搬到张楚琨家里。天下着雨，楚琨爱人吴梅丽和杨荣先后搀着杨骚走进屋里。杨骚的衰弱使朋友们都觉得难受。

张楚琨的家在南吉祥胡同５号，这是一个宽敞幽静的地方。进门是个小庭院，有棵绿叶如盖的枇杷树，再一进是个石头铺砌的大庭院，西厢房是杨骚住的地方，这是一间书房，书橱里有线装本的全唐诗，摆设着花，很怡人。

９日下午，沙汀、艾芜、周立波三人一起来看望杨骚。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情景使人想起三十年代他们在上海左联时期的生活，当年他们一起为摧毁旧世界而呐喊战斗，杨骚是多么想同他们再一起为新时代而讴歌。沙汀知道杨骚回国后在广州，立刻就写了封信叫欧阳山转给他，沙汀在信中说：“解放以后，我曾经多方探听你的行踪。去年底由德国回，听天翼讲，你在北京，还去看过他。他又告诉了你的电话号码。但当我打电话和你联系的时候，才知道你已经回广州了！本想写信，但一忙，又懒，身体又不很好，结果并没有写。这封信拖到今天才写，也是这些原因。但同朋友们谈到你却不止一次了。从天翼那里，从你来信，这些年你的经历，和目前的工作情况，我已知道不少。现在，让我来谈谈自己的吧。但也只能谈个大略，详细，不管你的或者我的，恐怕只有等文代会开会才能得到。”这信是1953年7月写的，杨骚正值重病在医院，无法回信，文代会也没参加， 他们一直没见面，直至今日。所以沙汀话特别多，说自己５年前吐过一次血，以为是完蛋了，后来休息了一年才好起来，那时条件也差，那像现在，说杨骚的病没问题。

艾芜也说杨骚的病总体上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要有信心。杨骚得到了鼓励。

天又下着雨。他们三人辞别时，沙汀说：“维铨，明天晚上请你吃烤鸭，可别出去。”杨骚连忙说：“不要了，我很不方便。”沙汀顾不了这些，说：“你等着就是了。”

第二天傍晚，杨骚见没什么消息，就吃了晚饭。没想到七时半，张天翼和周立波进屋来，说：“走吧，沙汀艾芜请吃。车子就在门外，他们二位的夫人都在车上呢。”杨骚见此情，只得一起走。

到“全聚德”门口，下车后，立波和天翼扶着杨骚上楼。

这是一餐令健康人嘴馋的烤鸭全席，还佐以生啤酒和其它的菜。可惜杨骚只吃了几片鸭肉，喝了几口汤。天翼食欲很好，又一大杯一大杯地喝着啤酒。沙汀也能吃。杨骚多数时候是在看着，他叹喟地笑道：“多么想开怀一回，但是没办法。”许多年以前，他不也是这样大杯喝酒，大块夹肉吗？就是胃手术前，也没戒过酒。沙汀说：“没关系，你离开北京时也许就可以像我们一样吃喝了。”

立波不大说话，天翼高兴地吃着，也不大说。艾芜是酒下肚后，话多了。沙汀话最多。

杨骚对沙汀说：“你跟从前一样，没变。”沙汀笑着回答：“是呀，还是那样没长进。”他夫人玉颀也在一边笑着他。

这是一次使杨骚难忘的聚餐。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聚会了。一切都让杨骚想到年轻，想到生活，想到生命。

    第二天，杨荣向伯父问起昨晚的宴请，心想伯父一定是十分高兴的。没想到杨骚当着侄儿的面，两行泪水潸潸而下。杨荣一下愣住了。他没有问伯父为什么流泪，以后也一直没有问。

朋友们都充满精力地投入生活，而自己满腔热情回国，却身负沉疴，不能一道前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人难过的？

杨骚到北京后，洪丝丝、王纪元等都来探望，鼓励他先治好病，再考虑写作等其他问题。

经苏联红十字医院细致检查，杨骚准备回广州治疗。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他到了中山公园看了印度艺术展览会，又慢慢行到天安门前看了许久。在这新中国的首都中心，在这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来的地方，他一定有很多的感触。

朋友们始终惦念着他。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回来已快五点钟。不久，天翼、沙汀、立波、舒群来望，谈了许多，沙汀特别关心我，问这问那，要打电报给白尘……问我是否是要转移到北京，可先寄信来，为我找房子……舒群对我很关心，天翼说多休养……友情难得，给我许多勇气鼓励。”

6月26日上午，杨骚离开北京，次日下午到上海。 华东作协来车接到锦江饭店，董竹君创办的这家饭店，在旧上海就颇有名气。杨骚平生第一次住上这样的饭店，他在日记中说：“自己奇怪作协为何带自己到此，实在太阔气了。”夜里，孔罗荪来坐，杨骚请他叫以群明日来。

次日下午，以群来了，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是个不多言笑的人。自从作家前线访问团一起相伴半年，在重庆相见也不多，他们多少年没这样坐在一起谈谈话了，话题当然也是多多的。有没有谈到当年以群同沙汀一起找杨骚转达南方局希望他到海外工作的事情呢？很可能有，因为这毕竟是他不长的生命旅程中 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杨骚决定放弃去延安的计划，服从组织安排到新加坡后，周恩来同志还在重庆曾家岩50号召见他，作了指示。杨骚认真打量这位久别的很精神的朋友，却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位看上去非常健硕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在十多年后的“文革”中，会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

杨骚还抽空特意坐车到四马路想看看北新书店，可是没有看到。“北新”两个字同杨骚有许多感情上的牵连，同他的文学生涯有很密切的联系。他又坐车到外滩公园，在那里“坐了许久”，看闲人在悠悠然然地打着太极拳。杨骚这几十年，有多少恩和怨，有多少欢乐和痛苦，有多少幻灭和追求，同这花花绿绿又汹汹涌涌的大上海连结在一起。这是可以抒写出许多文字的啊！

杨骚6月30日离开上海，这天中午，黄源、以群、罗荪和他爱人请他吃饭。 杨骚心情很好，觉得这一餐饭很好吃，别有另一种滋味。

7月2日，杨骚回到了广州，以积极的心态一边治病，一边勉力工作。其间，他与杨荣合作，写出了小说《苹果姑娘》、儿童独本话剧《弟弟的百宝箱》。

（2020年1月，是杨骚诞辰120周年，谨以此短文缅怀这位左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