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与《鲁迅全集》
许寿裳为出版第一部《鲁迅全集》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不应该被后人所忘怀的。
绍兴鲁迅纪念馆编注的《许寿裳书信选集》中，选录自1936年10月28日到1938年5月29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和许广平的30余封信，无不与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有关。鲁迅逝世两天后，即1936年10月21日，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提出出版《鲁迅全集》之事。从那时起，他为出版第一部《鲁迅全集》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举其要者，大致有五：
其一，关于《全集》的注册。
《鲁迅全集》的注册，先是报国民政府的内政部，以后又转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此过程中，许寿裳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是邵力子，许寿裳一面请求蔡元培出面与邵力子先生协商，一面又通过他自己的人事关系进行疏通。例如：1937年4月29日致信许广平，云：“《全集》注册事，既已全部由内政部专致中央党部，自当从速接洽，裳拟致函熟人方君，请其竭力设法。”1937年5月3日，致信许广平，云：“注册事，时机不可失，裳已函蔡先生及中央党部方希孔（治），请其设法，予以通过，陈大齐、沈士远二兄处亦同样函托”。5月21日给许广平转去蔡元培托邵力子的信，5月25日，又向许广平转告蔡元培函商的情况；5月27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回信说：“鲁迅遗著事，承先生亲与力子部长一谈，部中必能知所注意，免除误解，使一代文豪，荣于身后，亦全国文化之幸也。”从中穿针引线，可谓紧锣密鼓，不遗余力。
其二，关于鲁迅纪念委员会以及《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
鲁迅逝世之时，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后转为鲁迅纪念委员会的筹委会。许寿裳在为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奔走过程中，深感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迫在眉睫，并为促成此事，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1937年4月29日许寿裳为《全集》注册事致信许广平时，就说及鲁迅纪念委员会“确非从速成立不可”，提及汤尔和等五人可由他去接洽，斯诺夫妇已托人去“面询”。5月27日致蔡元培信说到北京方面已征得汤尔和、胡适之、马幼渔、周启孟等七人同意。1937年7月1日致蔡元培信及7月2日致许广平信中则不仅说到纪念委员会，也说到了《全集》的编印（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除蔡元培、许寿裳以及信中所说四人，原先尚有台静农；鲁迅纪念委员会主任为蔡元培，副主任为宋庆龄，委员人头较多，但从这些信件看，基本上是由蔡元培、许寿裳以及许广平分头联络的。
其三，关于《鲁迅全集》的出版机构。
从1936年11月10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可知，那时他已开始为《全集》的印刷事宜操心。 “惟须立定计划，先将著译两方面字数核计一下，共有若干？然后向印刷所估价，不妨多找几家，以资比较。北平方面，可由裳往询，请求知字数大略。”然而，自印毕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又转请马幼渔先生出面找胡适之，请胡适之与商务印局馆的王云五先生商谈。此托请在稍有眉目之后，1937年3月30日，许寿裳就写信告知许广平：“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肯定语，裳告马决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矣。商务回音，俟后再告。”请胡适之担任纪念委员会委员是许寿裳在5月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提议的。5月17日，许寿裳又致许广平信，云：“胡适之为委员事已得其同意。拟请弟直接致胡一函……表示谢意，并请其鼎力帮忙。《全集》事与商务馆接洽经过如何？亦可提到。”许广平就是在接此信之后，给胡适之去信的。由胡适之帮忙，事情进展或许较为顺利，到了1937年7月5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写信时，已是为“版税一层”，要蔡元培先生“赐函，与商务磋商”了。
其四，关于《鲁迅全集》的总体构想。
1937年7月2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提出了编辑《鲁迅全集》的总体构想，许寿裳说：“总之，既名《全集》，应该全盘计划，网罗无遗，不过可分为若干部，如（一）创作、（二）翻译、（三）纂辑（如《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及所搜汉唐碑板）、（四）书简、（五）日记……翻译中，凡《域外小说集》之三篇，《日本小说译丛》之若干篇，均应列入。现在最先应准备者，是《全集》总目及《全集》总序，此事非弟担任不可。请着手为盼。”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基本上就保持了这样一个格局。《鲁迅全集》的序言，也是许寿裳提出并出面请蔡元培撰写的。1937年7月5日，他致信蔡元培说：“又《全集》总目，现正由景宋夫人准备初稿，将来脱稿后，当呈尊核，并求赐序，以增《全集》声价。”同日给许广平的信则说：“总序可俟总目编成后，送请蔡先生主笔，惟仍须由弟供给材料（顷致蔡先生书中亦已述及求其作序。”许广平编《全集》总目，碰到疑难问题时，总是咨询于许寿裳，许寿裳也总是热心相助。在1937年7月5日许寿裳致许广平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交流。
其五，关于作品收集与文字考订。
早在1936年10月28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已关注到鲁迅作品的收集了。除了“已经刊行之单行本”，许寿裳还特别指出，“其余未完成之稿”。他自己也时时留意。例如，在香港的讲演，除了《无声的香港》，尚有《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鲁迅在《三闲集》序文上说：此文“寻不到底稿了”。许寿裳在曹聚仁选由群众图书公司刊印的《散文甲选》中看到这篇讲稿，末尾注明选自《鲁迅在广东》（大概是书名），当即抄录一份，于1937年3月17日寄给许广平。许寿裳在整理《鲁迅年谱》时，接触到鲁迅于1913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文言小说《怀旧》，于是在1937年5月7日给许广平的信中，特别提及：“豫兄有一篇试作小说载在民元二年之《小说月报》，篇名及月报号数尚未查出，如弟处已查出，应予补入。”许寿裳还在由他当院长的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所办的《新苗》杂志上刊登征集鲁迅书信的启事，他自己也开始整理鲁迅的书信，并于1937年4月14日先将民国十二年鲁迅给他的书信寄给许广平。
有关文字考订，只要许广平来信提出，许寿裳都尽其所能寻找依据予以考证，例如，《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中有二句，杂以XXX，许寿裳写信告诉许广平，“大约一句指吴稚晖，一句指张东荪”；又如，《嵇中散集》（即《嵇康集》序文中有空白，许寿裳于1937年3月17日致许广平说：“白不易填，因不见原稿，无从推测，只好稍缓缴卷。”十余天后，即1937年3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又说：“《嵇康集》序，已圈点，空处亦已托戴荔生填入，所填是否相符，非细校无从悬揣，裳意出版时只得照原样从空后加说明可也。”
除此之外，许寿裳还为《鲁迅全集》刊登广告，筹集资金（陈仪以福建省政府名义汇一千元，郁达夫汇四百五十元，都由许寿裳联系及收转的），可谓不遗余力。
就在许寿裳写信要蔡元培“赐序”（7月5日）两天之后，“七七”芦沟桥事变暴发，三个月后的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此前后，国民党政府迁都，商务印书馆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为西北临时大学，许寿裳也随之到了陕西。所有这些，都使《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很难再按原先的轨道运行。于是，第一部《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遂以民间的方式在上海运作，由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出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许寿裳为《鲁迅全集》所做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实际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基本上还是原先那些人员，《鲁迅全集》的大致框架与许寿裳先前向许广平提出的没有多大出入，许寿裳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例如《老调子已经唱完》等作品的归属）也基本都被采纳。邵力子日后对《鲁迅全集》的支持，当然也与蔡元培以及许寿裳的工作密切相关。总序仍由蔡元培所作，直到1938年5月，已经离开北平的许寿裳还为此提供了背景资料。有关书信的征集，更为后几部的“全集”之“全”做出了贡献。可以这样说，许寿裳与许广平等人前期的努力，为日后“复社”能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出版《鲁迅全集》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