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鲁迅为何一度疏远

范文澜和鲁迅都是绍兴人，他们的往来始于1913年6月14日。鲁迅住在山会邑馆抄古碑的时候，范文澜与许诗荃是经常到鲁迅那边去的。1918年1月1日的《鲁迅日记》，有“范云台、许诗荃、诗英来”的记载，在1918年7月14日的《鲁迅日记》，还有“夜范云台、许诗荃来谈”的记载。然而，自此之后，在长达六七年的《鲁迅日记》中，没有再出现“范云台”（或范文澜）这个名字。

范文澜到哪里去了呢？

191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范文澜先任蔡元培私人秘书，后到沈阳高师任教。1922至1924年间又先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任教。

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鲁迅对地处天津的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又多有关注。1924年1月，他从报刊上看到范文澜在南开大学的讲演《整理国故》的部分章节后，曾用“风声”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对于“笑话”的笑话》一文，文章说：

范仲云先生的《整理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但我只看见报章上所转载的一部分，其第三节说：

“……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的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

第四节就有这几句：

“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范文澜说的“一味狐疑”的“有人”，便是顾颉刚。此公于1923年5月6日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其中说到“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范文澜的议论便是针对这番话而发的，意思也很明白，无非是说，并不是只要自己没有亲眼看到的东西，便都可以怀疑。鲁迅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实际上是说假托古圣贤的吕不韦式的行为便是也能怀疑古圣贤的证据。这意思，与他在《狂人日记》中假托“狂人之口”所说的“从来如此，就对么”一脉相承。

对于鲁迅的这篇文章，现在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将事情归结为“党同伐异”，不仅是范文澜对于顾颉刚的“攻击和发难”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而且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同样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持此论者认为，“此时的鲁迅与范文澜，恰好站在‘新旧学派之争’的敌对立场上的，借用鲁迅的说法，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党同伐异’的关系”。

另一种则认为，“鲁迅先生虽然跟范文澜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偏袒范先生文章中的不足之处”，他“善意地指出了范先生讲演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并且也和范先生开了一个玩笑”。持此论者的理由便是，“鲁迅先生对顾颉刚先生对禹的考据也是很不同意的，直到1935年11月他写新编历史小说《理水》的时候，还对用这种考据所得出的荒谬结论进行了讥讽”。

这两种看法，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偏颇。

不妨先看看范文澜日后对于他在“五四”前后的一个时期中的心路历程的回顾。他在1937年写的《忆鲁迅先生》中说：

《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候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

他在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又说：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他。

既然认为五四时期的“那些新思潮”并“没有多大道理”，也就会“疏远”那时的“所谓新人物”，鲁迅自然也在其例。从上面两段引文看，范文澜亲近五四之前辑录古籍，抄录古碑的鲁迅，却疏远此后写白话文，写新小说的鲁迅。可见，他在1918年7月14日之后的六七年中再也没有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不仅是地域的原因。鲁迅既能看到范文澜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当然也会感觉得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说，范文澜之“笑话”顾颉刚与鲁迅之“笑话”范文澜，在“笑话”之中，确实也有新旧思想之交锋。当然，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只是表明“古史”原也可辨可疑，并没有肯定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鲁迅确实曾经多次在文章中反诘或非议过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但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24年初，鲁迅还没有对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提出批评，更没有与顾颉刚交恶，恰恰相反，直到1926年6月至9月间，顾颉刚还曾寄赠鲁迅《古史辨》、《孔教大纲》以及宋濂的《诸子辨》等书籍。而且，鲁迅日后对顾颉刚的批评，其着眼点也在于“已将古史‘辨’成没有”，而不在于“古史”是否可疑可辨。所以，以“鲁迅先生对顾颉刚先生对禹的考据也是很不同意的，直到1935年11月他写新编历史小说《理水》的时候，还对用这种考据所得出的荒谬结论进行了讥讽”为由，认定鲁迅与范文澜的观点“基本一致”，模糊与忽略了此中的时间界限，从表面看似是有理，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我也不赞成“党同伐异”之说。无论是范文澜之“笑话”顾颉刚，还是鲁迅之“笑话”范文澜，都不能以“党同伐异”去解释。顾颉刚原是范文澜在北大时的同班同学，一度因病辍学，毕业晚了两年。他们两人毕业后仍有学术交往。范文澜之“笑话”其实也是学术交往的一种形式，并不是什么“讨伐”，顾颉刚也没有因为这个“笑话”而与范文澜交恶，更不像持“党同伐异”之说的学者说的那样，直到1929年顾颉刚之父六十寿诞时才得以“和解”。1925年，顾氏在北京组织成立朴社，便曾邀请范文澜参加，范文澜的名著《经学概论》和《水经注写景文钞》等，也都是由朴社出版的，而在1929年之后，范文澜与顾颉刚之间也曾有学术交往或交锋，如今收录于《范文澜全集》的第一篇则是初刊于1931年《史学年报》的《与颉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至于鲁迅对范文澜的“笑话”，似更不能冠之以“党同伐异”，对于他的这位同乡后学的“好古”倾向，他确实只是在“笑话”之中指出他的自相矛盾之处，给予善意的批评。如果不带有任何偏见，怎么能从这篇短文中看出“人身攻击立场甚至于政治斗争立场”呢？至于这篇短文“没有及时被收入当时出版的《热风》和《华盖集》中，而是在鲁迅去世后才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恐怕也不是因为“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被鲁迅批评过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一直关系不错，或者曾有过隙而以后和解的，前者例如郑振铎，后者例如冯乃超，如果连这都要顾忌，他还能编集子吗？

1925年10月17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往山本医院诊，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这是1918年后范文澜第一次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与以往的“范云台来”或“云台来”不同，这回是正儿八经地称其为“范文澜君”，很有些“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意味。认为鲁迅批评范文澜是“党同伐异”的学者将这当作鲁迅与范文澜“和解”的一个例证，并且将这种“和解”归功于许寿裳，说“有许寿裳在，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鲁迅与范文澜的这一次相见，当然与许寿裳有关，毕竟鲁迅是在“访季市”时“遇范文澜君”的，就像鲁迅与范文澜相识，本身也与许寿裳有关。如果不是因为许寿裳的关系，鲁迅或许就不会认识许铭伯与许诗荃以及范文澜一样。然而，范文澜既有新著出版，而且就带在身边，在阔别多年之后，送一本给鲁迅，原也是情理中事，与“和解”不“和解”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即因为范文澜的“好古”，“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他”的因素，就将这当作是范文澜与鲁迅的“和解”，那么，这种“和解”，却是另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的———在这一年中，范文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当然，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

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ＡＢＣ看，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

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迫使范文澜从“好古”的老营寨中走出来了，他已经感觉到“追踪乾嘉老辈”救不了中国，于是开始直面现实，他已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并投身到新的时代潮流中去了。而当时的鲁迅，正处在女师大的风潮之中，因为同情和支持学潮，他已被撤去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因为抗议章士钊和声援鲁迅，许寿裳与他在教育部的同事齐寿山也被撤职。对于这种种弯曲，范文澜不会一无所知。我不想再去猜测找他谈话的那一位与他有“同乡关系”的“共产党员”是什么人，我只想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文澜重新认识鲁迅的价值，不再“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他”，其实也是情理中事。

实际上，范文澜送给鲁迅的那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也有其特殊的背景。此书原是范文澜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的讲义，曾由张伯苓校长送给时在南开任教的梁启超看过。梁氏极为赞赏并为此书写了序言，1925年10月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这个书局就是地下党天津地委的秘密印刷机构，由时任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彭真主持。范文澜生前曾同人说过此事，书局要公开出版一些书作掩护，《文心雕龙讲疏》是纯学术著作，又有梁启超的序言，足以掩人耳目，就把它拿去印了。当然，那个时候，无论是鲁迅，还是许寿裳，都未必知道这个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