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郑樵的治学精神
郑樵，字渔仲，世称夹漈先生，福建省莆田新县霞溪人，生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享年59岁。他撰写《通志》等900多卷500多万字著作，对史学以及天文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图书学、目录学、动植物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成就。他的《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明的《文献通考》，合称中国史学上的“三通”，影响广泛。
清苦一生，矢志不移的献身著述精神
郑樵少年失父，在家庭境遇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刻苦读书治学，“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实现了他少年就立志要“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愿。这三十年山林中的清苦生活，倾注他毕生心血凝聚的“千卷书”，字字句句，都深深刻画着他矢志不移的献身著述精神！
他在《献皇帝书》中写道：“臣本山林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文艺之文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恨。”
读古今之书，通百家之学，讨文艺之文，其心之苦，其志之远，正是这位在夹漈山“草堂三间，复茅以居”、矢志治学著述的大学术家、思想家郑樵一生的真实写照！
郑樵励志自学，攻读“古今之书”，为他修史著述打下雄厚的基础。他收书之多，涉书之广，读书之勤，可称书史上的佼佼者。据《艺文略》记载：郑樵把自己一生所读见的图书，分成十二大类、157家、282种，收录了“天下之无”和“古今而无异”图书10912部，计110972卷，远远超过历代史书著录的图书数量，并以科学而严密的方法，组成新的图书分类体例，成为我国以科学方法研究史书的第一位学者。正是大量地博览天下群书，使他“器识高远，诸子百家靡不淹贯，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作文如从肺腑流出自然，根本超脱，自成一家。”（《兴化县志》）。郑樵励志治学的生活，曾记录于他的许多笔记式的诗文中。《家园示弟》一诗写道：
“读书经百卷，见影岂须惊？
中夜山精笑，寒灯草魅争。
脱写神采足，掷梁眼光明。
面壁吾常事，菴题“天耐”名。”
把面壁读书视作寻常事，可见其勤奋攻读、艰苦治学的生活。后人曾撰一对联称赞他：
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
五百部著书曾诣阙，精神贯彻古今。
博学专深，锲而不舍的刻苦求知精神
郑樵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祖父及从兄等人均系宋代知识分子。祖父郑宰为熙宁三年进士，父亲郑国器为当朝“太学生”，从兄郑厚也是“下笔如迅马历陇陂”的文人。郑樵从小就在这“书香”熏陶下成长，并有机会阅读祖辈历代遗存的大量藏书。今日夹漈草堂旁边尚有一巨石，广约二十余米，平坦舒展，拾级而登，终日可晒阳光，相传为郑樵当时的“晒书石”，足见郑樵自家藏书亦甚可观，可供他长年山中攻读使用。但是，郑樵立志要“会天下之书”，“通百家之学”，他把“莆中故家多书者披览殆遍犹以为未足”，决心走出家门，深入各地搜奇访胜，遇有藏书之家必请求借宿，直到读尽其所藏之书，才辞别而去，使自己读书愈多，见解愈增，学识愈丰富。他在《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叙述了他访书求知的情景：
“……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通达旦，而喉舌不罢劳，不读，便觉舌本倔强。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觉。”
郑樵的四处访书和登门借读，广泛地接触各地藏书户，了解和摸清了天下藏书分布概况。他在《校信佳略》中提到：“钱氏《庆系图》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可求于申公之后。黄君俞《尚书关吉》虽亡，君愈之家在兴化，王棐《春秋讲义》虽亡，棐氏之家在临漳。《徐寅文赋》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祐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在长乐”。“乡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书，前年所进《褚方回清慎贴》，蒙赐百匹两，则沈家旧物也。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盐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这些报告，对各地的藏书，可谓了如指掌！
郑樵广求天下群书，深入调查各地藏书所在及其种类、刻本等详情，“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他一边搜集、借读，一边抄录笔记，对各人著述、名家秘藏、省郡官府庋藏，更是认真笔录，注意各书内容特色，触类旁通，不断扩大寻访范围，增强书界视野，以至多方深入书肆访求当代刻本、前代典籍，不吝“重价市归”，集聚了难得的古今图谱、前代鼎彝和四海铭碣遗篇、断简等文献资料数千册，供作随时阅读和研究。他经过多年求书实践，总结“求书之道”《八论》：“即类求知，旁类求知、因地求知、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等“八求”经验，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求知模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治学与求知的密切关系，看出虚心求知才是治学成功的基础，才是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家治学必由之路。郑樵之所以成为一位大学问家，正是他长期坚持博览、专深、锲而不舍的刻苦求知精神的结果。
重视实践，唯实不唯书的严谨治学精神
郑樵治学著述，认真求实，极具严谨，表现了一个大学者的高尚品质及其精神风貌。他在《上宰相书》明确表示：“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
为了批驳“虚言”校正谬误，首先要求作者熟读群书，掌握大量经过反复考证的第一手材料，以充分的事实根据加以澄清证实。为此，他费尽毕生心力，四处奔波“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甄别，去讹存真，以客观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唯物主义严谨治学作风，对“遗编缺简，各有彝伦，大篆梵书，亦为厘正”，对自己发现书文的讹错和缺陷，都不遗其力地认真修正鉴评。
郑樵博览广闻，所读之书岂止万卷？尽管过目之书繁多，但重大书文必作笔记，书籍序、跋、刻本、体例、作者身世、写作年代、收藏去处，均有详加检阅。因之，他对群书胸有成竹，对自己的著述敢于断言：“虽曰继司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踏前修。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正是他掌握大量考证基础上，以十年时间，把自己治学研究的成果写出《书考》、《书辨讹》、《诗辨妄》、《春秋考》、《诸经序》、《刊误正俗跋》，把孔子之后那些欺人盗世的虚妄之学，细加解剖，无情揭穿，鞭挞得十分入骨，留下极为广泛的影响。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看到他的《诗辨妄》一书后，初感“言语太甚”，及“质之史记、国语”，才知道《诗序》果不足信！宋汪应辰称赞郑樵“所著之书本义，明古人之义，皆有证据，疑者阙之，皆有疆说，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凿之失。又有诗传，其考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测经旨，简易明白。”
郑樵还十分重视实践，经常深入民间，躬历山川自然，不断深入生活，与渔夫、猎人、农民经常往来，亲自采松种药，到大自然考察草木虫鱼，向劳动人民虚心求教，补上了书本上读不到的社会和自然界的无字大课本。他手著的《昆虫草木略》之所以被后人推重，就是深入自然留心观察的结果。他在撰写《天文略》过程中，不因袭前人旧书，而是亲自躬践，每于素秋之夜，提灯登临峰顶，对照隋丹元于《步天歌》，每吟一句，目测星距一次，辨认星位，观察星象变化规律，写成观察笔录，为研究和撰述天文学积累第一性素材，常常“不知饥渴寒暑。”仙游石所山上的“占星石”，正是当年郑樵观察星象的地方，遗址至今犹存，成为后代学者怀思和学习的现场。
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提出实事求是的学习作风，反对主观片面，主张杜绝“四种毛病”：“毋意”（不凭空猜测），“毋固”（不拘泥固执），“毋必”（不绝对肯定），“毋我”（不自以为是）。郑樵遵循孔子“四毋”的精神，坚持严谨的治学作风，以自己清苦的一生和雄厚的知识功底，为中华民族文化书库留下了丰富的宝藏，千古流芳，万代传名，永远得到人民的敬仰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