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逸楼”走出“红色才女”

——《延安颂》歌词作者莫耶的故事

莫耶故居“逸楼”

莫耶故居

五月，走在溪榜村的山坡上，我看见午后微斜的阳光，从溪边的藤蔓和纤细的草茎上，水一般的漶漫过来。

一瞬间，满垄遍野，那一团团、一簇簇有名或无名的小花，在阳光里妩媚并微醺着，洇开的色彩，似云蒸霞蔚，令人目不暇接。

“逸楼！”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众人的目光，顿时投向前方一幢二层西式建筑。楼前一方水塘，明亮雅致，倒映着白色的楼影。塘边紧贴地面的几丛粗短根茎，缀着菱形的叶片，一颗颗外呈心形、鲜美红嫩的草莓果，似颤动的音符，散布在眼前，飘逸出阵阵浓郁的芳香。

这就是著名革命女作家莫耶的故居“逸楼”。今年2月，是莫耶诞辰 100 周年；安溪县在她故乡金谷镇，举办了题为“永远的莫耶，永远的《延安颂》”纪念和釆风活动。

“逸楼”往事与上海经历

来到楼前，听人介绍，“逸楼”两字，是由晚清进士曾振仲题写的，又称“晚香别墅”，始建于1907年。由于年代久远，遭受风化的墙体有些斑驳，但仍不失恢宏。推开朱红色大门，走上楼梯，映入眼帘便是二楼的展室。这里的橱窗里陈列着莫耶（1918年出生，原名陈淑媛，笔名白冰、椰子、沙岛）的手稿及遗物，墙上挂着贯穿莫耶一生的图片与事迹介绍。二楼左侧房间，就是莫耶儿时的闺房，年代己久的床帐、桌椅仍陈放如初。原来，莫耶生自书香人家，自幼聪颖好学。十岁那年，她就敢与大哥陈文章赛诗。那天他们在野外踏青，大哥先吟了一首即兴古诗，不料莫耶听了，随之即景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诗虽稚嫩，却清新可爱。从此，莫耶被乡人誉为小才女。

莫耶的父亲陈铮是个缅甸归侨，曾任闽海军陆战队团长、少将。少女时期的莫耶，是个青春追梦者，与父亲虽然信仰不同，但父女爱国情感却一致。令她一直铭记的是，抗日战争时，父亲陈铮率官兵誓死守卫厦门，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直至身负重伤而昏死过去。为此，她曾秉笔直书，写过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以作纪念。

不过在当时，莫耶受两个人的影响最深。一个就是大哥陈文章，曾与她一道联络进步青年组织“抗战青年团”，秘密活动宣传抗战思想。另一个是莫耶在厦门就读慈勤女中时接触的语文老师，名叫陈海天，中共地下党员。正是在陈海天的激励帮助下，莫耶走上革命道路。

那是1931年，莫耶随父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在校时，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曾被国文老师陈海天推荐到《厦门日报》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之后，她看到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现象，心中气愤，又写下《无声的期望》一诗，预示着“灰色的宇宙”，“将要经过一番洗礼，一番整顿”。陈海天老师肯定了她的写作才华和激进思想，便于“闽变”发生后，组织莫耶和几个同学创办《火星》旬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莫耶的小说《黄包车夫》。刊物偷印出来后，有一部分藏在莫耶家里，不料有一天被父亲陈铮看到，一气之下，与莫耶发生了冲突，从此关系紧张。1934年年初，厦门国民党特务大肆抓人，公开没收并烧毁《火星》杂志。父亲陈铮怕招来杀身之祸，把莫耶锁在家中严加监视。幸好几天后，祖母趁陈铮外出之机，把莫耶悄悄放了出来，并将她藏在亲友家里。

莫耶觉得在亲友家也不是办法，于是向曾投稿过的上海《女子月刊》求援，同时写信向在家乡安溪县的母亲告急。母亲闻讯急忙赶赴厦门，拿出18块银元交给莫耶作路费。就这样，莫耶联络了老师陈海天，由他夜间护送去外地乘船往上海避难。

到达上海后，莫耶在当地组织的帮助下，几经周转，终于到《女子月刊》社当上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一年过去，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上海期间，莫耶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1936年11月，她回乡探亲，在安溪县组织了妇女识字班，并动员其大嫂、二嫂出来教课，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习俗。

抗日战争爆发后，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辑，投入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在《西京日报》上发表。同年十月，随抗战队伍到达延安。从此更名莫耶，表明自己要像一把利剑刺向敌人。

年轻时代的莫耶

《延安颂》诞生前后

1938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与郑律成是同学。一天黄昏，她和郑律成散步到一个山坡上，看着夕阳西下的宝塔山、延河水，心中充满了激情。郑律成激动地对莫耶说：“莫耶，你来写个歌词吧。”一句话，燃起莫耶孕育已久的创作热情。回去后，她立即伏案挥笔，写出了歌词《歌颂延安》：“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次日，郑律成看到十分高兴，一边念，一边记下音符，很快将曲子谱好。几天后，在延安的一场晚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男女声二重唱《歌颂延安》，后改为《延安颂》。歌曲一唱完，参加晚会的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就站起带头鼓掌。于是这首歌很快就流传开来了。之后，伴随着《延安颂》，大批红色青年高歌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这首赋予时代内涵和历史感召力的歌曲，从此永远留在全国人民心中。

1937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莫耶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之后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搞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并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高兴地说:“莫耶是我们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

人民军队的培养是莫耶思想进步的根基。她始终把自己当成普通战士中的一员，从中汲取创作的源泉。战争环境里，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从1937年冬到1939年夏，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肖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和一批歌词、舞蹈。剧社演出的服装，多数都由莫耶剪裁缝制，有时还亲身登台演出。和许多人一样，莫耶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她根据集体讨论，连夜就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排练演出。1938年，她除了写剧本外，还经常写小说和战斗故事等，在《西北文艺》、《抗战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同年冬，莫耶随八路军一二○师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任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

1941年，莫耶从生活经历中选取典型素材，创作小说《丽萍的烦恼》，抨击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发表于《西北文艺》上，一下引起争议。不久，莫耶所在部队召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她被附会为“反党”。整风审干中，由于莫耶的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说的原因，又受到审查批判。但当时的莫耶，却无思想准备，甚至在开批判会前还对人轻松自如地笑着。这段心情和经历，在莫耶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过详尽的描述：

“……我笑得那么开朗，像是去开空前热闹的盛会，周围的人一定会奇怪地想：这是要斗争她的会呵！为什么她那样不在乎?在我自己默默地走着时，我也会想到，我是开这会的中心目标呢！人们会用各种眼光来看我的，这的确是难堪的，这是一种耻辱。不！我不应该这样想，这是我个人锻炼过程的一个关键，是我与自己旧意识斗争的重要的一次，我要勇敢地迎接它。我一生是倔强惯的，我从出娘胎到长大，便闯过了重重难关，我走到了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怕，对任何困难我要大胆地跨过它。想到这里，我笑了，是的，我应该显示出我愉快乐观的性格，于是我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

批判过后，莫耶还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她住的土窑洞，经常是灯光彻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工作或劳动。之后，在整党整军的“三查”运动中，莫耶再次遭受到批判斗争，还被禁闭审查了几十天。所有这些，都未影响她的革命意志。

1944年春，在贺龙等领导的关怀和保护下，莫耶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1948年秋随《战斗报》调回延安，不久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

不平静的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莫耶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辑，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莫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不料次年，一个记者在莫耶办公室不慎手枪走火，刚好击中莫耶腹部，导致胎儿死亡。当她被抢救过来时，上级征求她对那位记者的处理意见。她说：那同志是入伍不久的新干部，缺乏训练造成事故，能以此为戒就可以了，还是让他监外工作吧。

作为一个报纸领导人的莫耶，差点为记者的闪失付出生命，并因之痛失胎儿，但她却难以置信地为当事者着想，如此寬怀大量，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并教人钦佩再三。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62年，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她被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暂时分配工作。

1979年，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她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并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

1980年5月7日，莫耶在兰州解放军医院病逝。

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莫耶虽一生坎坷，但那不屈不挠的顽强作风和创作实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在人们心中留下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