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仰杜运燮

林登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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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柔和的阳光伴我来到自己景仰的诗人杜运燮的故居——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中心弄12号。大桥镇是闽东的交通要道，享有“闽东第一侨乡”的盛名。诗人的故居建于清乾隆年间，房子坐西朝东，四扇两层，通道两头以围墙封闭，两端均设大门，门落做工精致，是乡村间颇具规模的老房子，真是人因宅而灵，宅因人而名。

诗人的弟弟杜运锦在门口迎上前，我握着他苍老的手，心头涌上的情绪至今难以描述。虽然我没有目睹过“朦胧诗”滥觞者的尊容，但却在许多诗行中，感受到诗人灵魂的搏动。当时心灵的颤动，也许是因诗人的弟弟与我见到的杜运燮先生的照片极其相似罢。

与杜运锦细聊中，我的记忆之门又一次被叩开——

杜运燮（1918——2002年），福建古田县人。笔名吴进、吴达翰、杜松。1918年3月17日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霹雳州实兆远偏僻的橡胶园，在那里侨办的学校念完小学和初中后回国。1934年秋在英国教会创办的福州私立三一中学（现为福州外国语学校）高中部就读，每逢暑假和寒假，他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全力搜寻乡中的古典文学书籍，仔细研读，迅速提高了自己的古典文学素养，特别是精读过的唐诗、宋词，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功底，杜运燮高三时就开始向报刊投稿，毕业时，恰逢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只好回古田。在乡村居住的日子里，他认真研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1938年，杜运燮考取浙江大学生物系，因抗战之故，浙江大学迁往贵州，他只好就近借读厦门大学微生物系，在校期间选修林庚教授的新诗习作，深受启发，开始新诗的创作。

1939年他经林庚教授的推荐，又转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就读。在校期间，他接触了许多作家、学者，以及不少才华横溢的爱好文学的同学。1943至1945年，杜运燮先后在昆明、湖南担任“美国志愿军大队”（即陈纳德的“飞虎队”）翻译，后又到印度比哈尔邦的“蓝伽训练中心”任少校翻译官两年多，1945年回西南联大办毕业手续。同年，他经沈从文先生举荐进重庆《大公报》任国际版编辑，与新闻工作结缘。一年后，杜运燮携妻儿赴马来西亚探亲。1947年初他又到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任教3年，由于他积极支持华侨学生爱国运动，被英国殖民当局解聘了。1950年初夏，杜运燮举家回国，把妻儿三人安顿在北京之后，应友人之邀，到香港《大公报》任《文艺》副刊编辑，并兼《新晚报》电讯翻译一年，于1951年10月回国任北京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编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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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展开。1970年1月，杜运燮和爱人一同被下放到山西永济“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住在农民家中，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即使有钱，也不准买鸡蛋等营养品，更不允许去饭馆吃饭。时间一长，他们常常觉得饿得慌，只好给也在山西插队的儿子杜实甘带信，让其带些有油水的罐头来探望父母。那天，杜运燮的大儿子小杜到永济看望父母，父子一同走到一片盐碱地，见四周没有人，小杜立即拿出一听猪肉罐头，杜运燮迫不及待地打开它，背风伫立，狼吞虎咽地狂吃，一眨眼间就吃完了。站在一旁的儿子看愣了，一股悲怆之情涌上心头……

祸不单行，同年10月28日，造反派的头目宣布：由于杜运燮妻子王春旭的反革命言行（她在病中骂了江青、林彪），新华社革委会宣布开除杜运燮的公职……两人只好到在侯马市凤城公社插队的儿子杜实甘住处落户。一夜之间从新闻界的编辑变成农民，从拿工资变成靠挣“工分”吃饭的人。在近三年的日子里，杜运燮从象牙塔走出，踽踽在中国农村的黑土地上，历经贫困的生活产生的无尽压力。

闭塞的农村令杜运燮特别希望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不断地与师长、挚友通信，向友人倾诉农村生活，打听外面的近况，一些文友也常寄书给他。巴金先生也给杜运燮寄来古典文学的名著，鼓励他继续创作，杜运燮深感自己对中国的社会与农民了解得不多，也趁机抓紧时间，好好给自己补补课。

1979年3月，杜运燮重返新华社国际部继续从事编辑工作，任《环球》杂志副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的导师。1986年10月，他被评为译审，享受早期回国定居专家待遇，并曾代表中国作协出席印度诗人苏·巴拉迪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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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运燮是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中湛绿的一叶。

1940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的“冬青文艺社”，后任该社负责人。在黑暗的旧社会中，他发出内心的呐喊：“想变做雄鸡大叫几声。”（杜运燮《夜》）中国抗战期间他参加抗日远征军，创作了《滇缅公路》，这首长诗以澎湃的热情抒写中国民众奋力修筑盟军生命线的历史画卷（是抗战时期最好的史诗之一），是为做出重大牺牲的农民而写的，受到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赞赏。后来，该诗被闻一多先生收入《现代诗抄》。因为这首诗不仅写出了战争之路，还升华为美学之路、民族自由之路。新中国刚刚成立，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在新加坡抒写了比喻党之声的《雷》。回中国后，他积极靠拢党组织。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虽遭多次挫折，但他仍然爱党爱国，在新闻岗位上任劳任怨，成绩出色。杜运燮虽然历尽沧桑，但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直到67岁高龄，还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香港回归时，他写了长诗《香港回归颂——一个七九老人庆九七》，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他对中华民族的热爱，赞美“中华腰杆子都挺得令人赞叹”。这首诗获得由香港《大公报》与北京《光明日报》联合主办的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诗词大赛一等奖。

杜运燮一生最大的兴趣和成就在于文学创作，尤其是诗艺的求索与实践。“九叶诗派”是上一世纪40年代形成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诗派”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九叶诗派”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的意象。在这个基准上由辛笛、穆旦、杜运燮等九人自然形成特殊的群体。1981年《九叶集》如春笋破土般出版了，他们才被冠以“九叶派”。这个流派的九位诗人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向往民主自由，写出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诗歌在内容上具有相应的广度和深度；在艺术上，结合中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技巧，探索自己的创作道路，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构成独具特色的流派，在我国日趋繁荣的百花园中聊备一格。他们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杜运燮就是“九叶诗派”中的佼佼者。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杜运燮与穆旦、郑敏被誉为联大“三星”。他致力于新诗创作，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就不凡，一举成名，1946年他出版了《诗四十首》，他创作的《热带三友》等三篇散文，长期入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科书。朱自清先生对杜运燮的诗很欣赏，他在1942年的《诗与建国》一文中说，杜运燮的诗表现了“忍耐的勇敢”和“真切的快乐”。

他的《山》《井》《夜》《月》《闪电》等诗作，以机智、风趣、灵动、幽默见胜；词锋锐利，意象新异，以大跨度的比喻，清新的诗思带来诗歌美学的变迁，当时就被称为最有现代意识的诗作。早期的代表作《追物价的人》讽刺了抗战后期物价狂涨的现象，采取了机智的反讽与颠倒的写法，把飞速上涨的物价说成是人们追求的“红人”。诗人活泼的想象和风趣的讽刺，揭示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使我们想起英国30年代的奥登常用的心理分析，令诗的艺术更加丰富和凝练，进一步强化了诗歌艺术表现的力度。该诗将智能性与感性完美结合，成为了现代讽刺诗的名篇。

1979年，杜运燮先生在《诗刊》上发表了《秋》。

在这首诗中“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等诗句，被诗评家质疑，说是“令人气闷的朦胧”，引发了一场辩论。之后，“朦胧”一词逐渐演变为诗歌史上的专用名词，由此便促成“朦胧诗”的创作，推动了“朦胧诗”的蓬勃发展，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新诗流派。“朦胧诗”名噪一时，令诗坛生发了一场美学震撼，在中国文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新诗经过几十年的沉寂，到80年代一下子繁荣起来，正是从40年代的“九叶诗派”升华而来。追本溯源，“九叶诗派”也成了“朦胧诗派”的鼻祖。1998年，“九叶”诗人、评论家袁可嘉先生在诗评中写道:“经过50多年的风风雨雨，运燮已经以实绩证明他在现代诗坛中不可替代的位置：一个以自己独特的追求新深静的现代风格推动了新诗进程的重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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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新诗一直没有闯出新的辉煌。数十年间出现的那些政治化口号标语式的新诗，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已成为泡沫沉渣。当然，以“九叶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也一直被压抑着，陷入沉寂。数十年间，没有人再去翻阅那曾经充满生机的“九叶”作品。杜运燮本人也长期受到冲击，诗的热情一直被压抑在心底。

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中国文坛迎来了春天。杜运燮先生和诗友们合辑出版了《九叶集》《八叶集》，随后他个人又相继出版了《南音集》《晚稻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杜运燮诗精选100首》《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杜运燮六十年思想》等，并有《美国入侵澳大利亚》《世界抒情诗选》《罗宾逊传奇》等多部译作（与人合译）问世。他的诗作被收入数十种中外诗选本，诗歌《井》被选入苏联高中语文教材。

杜运燮一生在诗国辛勤耕耘，正如他在《落叶》一诗中所云：“挥动充满激情的手，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绝不甘休”。在中国新诗的数十年历史中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第一次就是以“新月派”、“九叶派”和“七月派”为代表的上20纪20年代掀起的浪潮。杜运燮正是驾驭浪潮的一位好把式。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其代表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派”，而这一诗派，恰恰又是滥觞于杜运燮。20世纪80年代，“九叶诗派”重现诗坛，诗派正式以“九叶”冠名，一股九叶热也随之掀起。而“朦胧诗派”正是传承了“九叶诗派”而形成的新诗派。杜运燮不愧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隔代相传的传薪人。

九叶诗人唐湜曾经在《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一书中写道：“九叶诗派”在40年代有它的辉煌，就在80年代，也还有它更高更深的进一步的光辉发展，运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是我们九叶的光荣。杜运燮从40年代的《诗四十首》一路走来，坎坎坷坷，一直走到《秋》，穿越数十年诗的时空，从“九叶诗派”走到“朦胧诗派”，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可贵的贡献。

当然，杜运燮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古田，他曾于1960年、1976年与1996年三次回古田瑞岩村探望弟弟杜运锦和乡亲们。之后，他虽然因工作忙少回故乡，但对故乡总是念念不忘。直到80岁那年，还写了一首对故乡充满憧憬的诗《祥瑞的山村》。在“赞美瑞岩人的名字也远播全世界”的同时，更是祝愿“小山村必将幻变为脱胎换骨的瑞岩村”。

杜运燮先生，这位古田籍的著名爱国归侨诗人，在新诗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开拓，走完了84载的诗路人生，于2002年7月16日，“在人生的车站下车，而且不再回来”。但他一生的诗与诗的一生，“却是一个永恒的最美的世界”（杜运燮《车站》），供我们反复欣赏，永远怀念。

生前，诗人酷爱大海的浩瀚无垠，死后，他的骨灰伴随花瓣漂流大洋，只留下自己60年来默默耕耘的诗文。

哦，诗人用自己的才情在故乡的长空划出一道耀眼的弧线。诗人的诗魂，永远萦绕家乡的长空。

（本文原载于《走进古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