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峰书院与漳浦士人

严利人

福州鳌峰书院是福建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之一，也是当时福建（含台湾府）学子向往的求学圣地，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深远，算得上是当时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

1707年（清康熙年间），鳌峰书院由著名理学家、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定期从全省已经取得秀才资格的士子中，招考优秀学生入学，聘请著名学者主持教学。至1905年撤销为止，共考取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

鳌峰书院办得如此出色，鲜为人知的是，其办学的理念、方法，与漳浦士人密切相关，最初的山长、教师也多来自漳浦。

方正廉洁全闽师

鳌峰书院首任山长蔡璧（1648-1711年），字君宏，号武湖，漳浦人。天资聪睿，早服庭训，年九岁即善属文章。年二十二，补博士弟子员（生员）。康熙十一年（1672年），由乡里“拔贡”入京，选入太学，两试皆第一。留京五年中，掌权者欲其从政为官。蔡璧乐于学问，无意入仕。康熙十六年，其父蔡而煜避乱居梁山之麓，蔡璧遂南归讲学，授徒以贡资养。返漳浦后，声名日重，然而未尝通谒一官以邀半职。陈汝咸以翰林出知漳浦县令，使人导意，欲见蔡璧，不可。后“闻其家近清泉寺，陈乃挟诸生，伪出游，造庐乃得见。退而叹曰：‘今之黄叔度也！’（黄叔度是东汉末年德行高尚的饱学之士）”。

蔡璧博学多闻，平生于经、史、子、集多所涉览，且对《四书》讲解及制艺文章研究尤为精详。他教授生徒不费辞说，语皆切要，于圣贤奥义，多能洞达悉微，把握关键，通过圣贤的言语、事迹，提升学生的人生格局与思想境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蔡璧年届六十，以选贡授罗源县学教谕。当时仕宦多视教职为小吏，不能闻达公侯、安邦定国。蔡璧慨然应曰：“天下之治乱在人才，人才之盛衰由学校，学校之责任在官司，吾其可苟焉已乎？”阐明官正国治、教育兴邦的思想。他虽年值耳顺，却不辞辛劳，亲为诸生讲论文章、评析经义，从不因琐屑而稍有倦怠。讲论中，“至有不平处，则义形于色”，其坦荡磊落之行谊，常为士气主盟。后转教于侯官、连江等地，任职期间，多所造就，声望弥高。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名儒张伯行巡抚八闽，在于山鳌峰之麓，创建鳌峰书院，意欲重兴理学、大振文教。时蔡璧已名扬九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台湾列入版图后之翌年，改设台湾府，隶属福建布政使司，遂称“九闽”）。张伯行亦早闻其贤，故延请为书院山长。

蔡璧培养学生，注重道德品行，“论学以躬行为本，不以空谈性命为高；读书要归于根柢深厚，返求诸身而自得之。”教人读书讲求循序渐进，尔后返归身心，切己体察。他以“经、传、子、史及宋儒诸书各以次授，每日限以工程，而使之体认，曰：‘返之身心可以寡过，措之笔下可以为文。’”掌教期间，为力挽空疏学风，主张为学应师法古圣先贤，本其行事以就道思齐。他秉持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教育观点，教授生徒注重“笃伦理，严义利”，认为“本此而行之，古人不难至”。希冀通过立志，与学问上不断充实完善，对社会作出不朽建树。其间组织编纂理学丛书《正谊堂全书》，总其大纲并指导门人校订周、程、朱、张等先儒著作。还曾诠释《朱子学约》数条，为书院学风奠定基础。

张伯行抚闽三年，信服蔡璧道德与学问，欲举其行谊于朝廷。蔡璧闻说力辞，此事乃作罢。后，张得知蔡璧家贫，所居萧然四壁，遂欲提高其薪俸以作资助，蔡璧辄言：“家口少，无内顾，此间月给足用也。”张对其愈加敬重。

蔡璧主持书院期间，人才极盛，生多高第而去，使鳌峰书院“文薮”之称闻名远近。康熙四十九年，蔡璧因年老多病乞归漳浦。

康熙五十年（1711年），蔡璧病危，七月初一日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卒赠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入祀罗源县学名宦祠、鳌峰书院名师祠。张伯行作墓志铭旌表，曰：“先生之学，惟则古称先，不为剽窃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盖以盛德也。”

制定学约倡力行

蔡世远（1682—1733年），字闻之，号梁村。他是首任山长蔡璧的儿子兼学生，鳌峰书院创立第二年，就进院学习研究。后来继任鳌峰书院山长，制定鳌峰学约，知行合一，端正学风，倡导诚信力行。由于鳌峰书院办得出色，他被雍正皇帝选中，调入宫中辅导诸皇子读书，成为帝师。

蔡世远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蔡世远中举。次年，随父亲到福州。张伯行见他年轻有为，请他主持编订校刊《先儒著作》。他与当时的四方名士相互砥砺，主持编辑修改校正理学经济诸书55种，学问大有长进。可以说，此时的蔡世远既是鳌峰书院的学生，又是鳌峰书院的讲师，还是校刊的主要编订人。

康熙四十八年，蔡世远登进士第，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康熙五十五年回闽，应福建巡抚陈殡及此后的吕犹龙礼聘，为鳌峰书院山长，前后八年。他制定《鳌峰学约》，讲授倡导正学，循序体察致知，敦本立诚力行。他注重言传身教，用自己的一生为学生树立楷模。史载蔡世远“掌教鳌峰，闽士皆衿奋，成材者众”。清《漳州府志》评论：“闽自武湖（即世远之父蔡壁）、文勤（即蔡世远）两世相承为鳌峰书院师，模范陶冶言行而身化之，闽士之著声于时有闻，于后者非亲承训迪则私淑以相传习，不悖其指归……梁麓讲学明道之德，远而功大矣。”

蔡世远因主持鳌峰书院，教绩彰显，受到朝野赞誉。雍正元年（1723年），他奉特诏入京，授翰林编修，入直上书房，承担培育诸皇子的重任。后累迁侍讲、右庶子、侍讲学士。雍正五年迁少詹士、内阁学士。雍正六年迁礼部侍郎，主持乡试、会试事务。同时充任经筵讲官，兼管籍田、从耕，以及文武殿试读卷、校阅文艺等事。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九日病逝京师，时年52岁。

天下第一流人物

蔡璧、蔡世远父子先后为鳌峰书院山长，制定学约，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宗旨，以教、学、研、编为经，以出当世名士为纬，培育出一批当时“天下第一流人物”。这些著名的闽籍官宦学者当中，有雷鋐、林则徐、梁章钜、杨庆琛、廖鸿筌、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张际亮、林昌彝、陈化成等精英，以及一批为国为民的清廉好官。

雷鋐

雷鋐(1696-1760年)，字贯一，号翠庭，生于宁化城关。17岁补县学生，后到鳌峰书院求学，师从蔡世远，是蔡世远的得意弟子。后中进士，被授予瀚林院编修，任通政使、浙江学政、江苏学政、左副都御史。清廉正直，一如其师蔡世远。

雷鋐认为，自己“立身之本末，学问之指归”全仗老师蔡世远的教诲，终身不忘。在《二希堂文集跋》一文中，他写道：“吾师文勤公之于鋐，固鋐所当（对待父、君）事之如一者也。昔吾师主教鳌峰书院，鋐丁酉（康熙五十六年）负笈从游。耳目为俗学久涂塞，见鳌峰学约惕然有警，读二希堂文集旷若发蒙，勃勃（兴盛的样子，形容有旺盛的生命力）然不甘自堕。方半月，师闻太夫人抱疴驰归。每附书问业，辄加奖勗。庚子（康熙五十九年）徒步漳浦，侍侧十日。”（《四库全书·二希堂文集》）叙述他读了老师的文章及制定的学约，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奋发向上。在老师母病归家及丁忧期间，雷鋐通过书信往来求教，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鼓励。他还步行到漳浦，在老师身边侍候请教了十天。雍正元年，蔡世远奉特召进京，雷鋐当年中举，于是与老师一道入都。进京后，蔡世远将雷鋐引见给当年创办鳌峰书院的福建巡抚张清洛，说：“此鳌峰后起人也！”后来，蔡世远与名公卿谈论人才时，必然首先提到雷鋐，称赞他：“是有守有为始终不渝者也！”雷鋐写道：“鋐乌能践师言之万一，倘自安呰窳（苟且懒惰）窃位，苟容无所树立，获戾（罪过）于师，何可胜言？”

漳浦士人除蔡璧、蔡世远父子外，据现有史料查知，还有蓝鼎元、陈梦林、阮文、蔡衍鎤、林莹光，以及蔡新等人，与鳌峰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蓝鼎元，《鹿洲公案》一书作者，被誉为“包青天复生”。鳌峰书院创建时，他以品学兼优受聘教职。康熙六十年，蓝鼎元赴台参募戎伍，屡献奇策。他的《东征集》和《平台纪略》是治理台湾的重要著作，故其被誉为“筹台之宗匠”。在他提倡下，台湾义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阮文，康熙四十五年，受福建巡抚张伯行邀请，进鳌峰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并与蔡世远、蓝鼎元等一起编纂先儒之书。

陈梦林，康熙四十六年，与蔡世远、蓝鼎元等一道，讲学修书于鳌峰书院，深受张伯行的倚重。

蔡衍鎤，大中丞张清恪重其文行，方修理学，书聘主院事，以岁贡考授州司马。

蔡世远任山长时，还介绍鳌峰书院的学生、漳浦乌石人林莹光到家塾任老师。师强生勤，学业日进。林莹光遂成最有影响的蒙师、经师，成为将蔡世远的理学家法接引传递给蔡新等子侄辈的桥梁。林莹光80岁去世，大学士蔡新为其写墓志铭，铭文中写道：“新幼承诸父训，长而受经所卒业者，惟二先生。其一为同邑树滋陈先生，其一则疆恕（林莹光）先生也。皆以真诚启迪，惠训不倦。新兄弟幸不陨（不使美名陨落）先绪（祖先的功业），二先生之力为多。”

蔡新

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于清康熙之后，受鳌峰书院的影响很深。台南海东书院的学规六则，有的就直接模仿鳌峰书院，其中“端学则”一条，特别说明“此《白鹿书院教条》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列工夫，最为切近”。在鳌峰书院就读的台湾士子有一定数量。出自鳌峰书院的闽都人士，有些也到台湾担任教职。他们把闽学带到台湾，是台湾早期教育的开发者。蔡世远、蔡新、蓝鼎元、陈梦林、阮文等人与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不少文章存世，蓝鼎元、陈梦林、阮文还长期在台担任要职，对台湾的治理、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