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大藏经

——中外文化交流大结晶

演  静

中华大藏经

两千多年前开通的古代丝绸之路造就了中外经济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比翼齐飞。古印度多语种佛教大藏经，由东来西往的僧侣携来中国，产生了以中华民族文字为载体的佛教大藏经。

现流行全世界，自成体系的佛教大藏经仅三种：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本文介绍的是汉文大藏经的历史轨迹。

一 汉文大藏经历史溯源

古印度，释迦牟尼（公元前623—前543年）创立佛教。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派遣9个佛教高僧弘法团往国外四方传播佛教。约于公元前一两百年传到我国新疆地区，随后传入汉地。

公元56―75年间，汉明帝得知西方有佛，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18人西行，访求佛道。他们在大月氏国将佛教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迎回洛阳，建白马寺安置他们。两位高僧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史料记载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

我国许多史料都记载：沿着古代海陆丝绸之路，从汉明帝到宋朝的一千多年里，中外僧侣及国家派遣的使团东来西往，大批不同语种佛经被携来汉地，陆续译成汉文，由汉地高僧撰著的佛教论著也不断涌现，最后总汇成一部内容丰富庞大的汉文大藏经。

二 汉文大藏经手写历史

古印度佛教经典早期采用暗记默诵，口口相传，直至发明多罗树的树叶作为书写载体，佛教经典才有抄写本。唐朝高僧玄奘《西域记》记：“（多罗树）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树叶，梵语音贝多罗，我国译经师把梵音“贝”与汉字“叶”组合，加上具有常存之义理内涵的汉字“经”，以“贝叶经”称来自古印度的手写佛经。

公元167年，古印度高僧竺佛朔来华携带贝叶经，公元179年大月氏国高僧支娄迦谶所译，现存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若三昧经》的内容，以及其它史料都说明最迟公元以前，手写贝叶经已在古印度蔚为风尚。

汉传佛教，译成汉文佛教经典先后被总汇，称为“众经”、“一切经”等。“大藏经”这个词约产生在唐朝，展现中印文化相结合的内涵：

“大”，以汉字义表示佛教经典穷天地之极致，无所不包。

“藏”梵语义为箱子，把抄写佛教树叶存在箱子中，引申为佛典代名词乃至佛典计量单位。

“经”是梵文“修多罗”意译。其义为“贯穿花瓣，不被风吹走”，引申为把佛陀言教总摄在一起，永不散失。汉字“经”有绵延之义，引申为常存之理。

汉文佛教经典手写历史长达一千多年。从抄写单行本佛经到抄写近七千卷的大藏经，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僧人、平民百姓都怀着极大热心，能自己抄写就自己动手，不会抄写就请人抄写。（由此产生专门抄写佛经作坊）这是因为抄写佛经既供流通诵读，又可在抄写过程中净化内心，得到福慧增长等等功德。而抄写一部大藏经，不但消灾延寿，而且能够共同成佛。从南北朝开始，以后历朝历代都把编修、颁发大藏经当作本朝代的大事来实行，形成中国文化史的一大传统。

《隋书·经籍志》记载了隋朝廷和民间抄写佛经的状况：“开皇元年（581年）暜诏天下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洛州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至于民间写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李肇在《东林寺藏经碑铭并序》中对当时唐代民间写经造藏作了生动描写：“历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兰台秘阁，而不系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惟王公达于众庶，靡不求之。以至邀福佑，防患难，严之堂室，载之车舟，此其所以浩瀚于九流也。”

抄写佛经，是中国佛教文化的盛事，也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文房四宝的创新。

三 摩崖石经·碑板佛教大藏经

佛教经典与中华书法因缘际会的摩崖石经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中华山川之间，展现中华国土庄严，闪烁天地之间的真善美！

摩崖石经，就是山崖之露出地面上的岩石部分，加以人工，刊刻佛教经文，字体都是擘窠大字。

现知最早摩崖石经是北魏刻的《金刚经》。世人熟知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刻于北齐，其书体如隶如楷，展示雄深古穆之美。河北南响山石壁上，北齐所刻的《文殊般若经》，以楷法作隶，间以篆意的书体，呈现古雅极致之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全国各地现存的众多摩崖石经以磅礴气势展现中华书法在历史不同时期流变艺术之美！

碑板石经，则是将佛教经文刻在碑板，镶嵌在寺院墙壁或贮藏于山间石洞、地穴的石经。

南北朝的碑板石经有不少仍存于许多古老寺院及山洞和地穴。

闻名全世界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是我国碑板石经中，历时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碑板石经的佛教大藏经。

隋唐高僧静琬刻经题记在云居寺保存有好几块，许多史料都印证：

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是隋代高僧静琬为防法难而开启镌刻的，“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经本，开生慧日，静琬扣头。”云居寺石经是高僧静琬始刻于隋大业年间（605年），经历代高僧率众秉志续刻，直至清康熙（1691年）止。绵历千余年不间断。

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佛教协会以调查、挖掘、拓印、整理房山云居寺石经作为向世界佛教联合会纪念释迦牟尼佛陀诞生2500周年献礼。历时三年，考古发掘9个藏经洞和1个地穴，整理石经刻板15000余块，计刻佛经1126部，3460余卷。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云居寺塔和石经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为石经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1999年9月9日，为更好保护石经，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单位回藏石经。

房山云居寺石经对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地理、职官、石刻艺术、书法艺术、佛教史等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世界公认的瑰宝。

四 众多雕版大藏经各具特色

手写大藏经是我国北宋以前流通的主要形式。宋开元四年（971年），北宋刻本大藏经取代写经地位。但历代雕版印刷大藏经，在刻板以前都要先写好经文原稿，然后照着刻印。历代知识分子都喜欢以自己擅长的书体手写单本佛经，因此，直至现代，写经文化传统仍在传承。虽然雕版大藏经始于宋代，但木刻本单部佛经则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现存有确切年款的最早木刻本佛经，出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唐咸通王阶“为二亲敬造暜施”的《金刚经》，（现存大英博物馆）这是一部相当成熟的雕版印刷品——画面线条流畅，众多人物生动传神，以及正文的端楷，尽显深朴厚重，刀法稳健。由此证明，我国雕版印刷历史肯定早于公元868年。

首先开启雕版大藏经是宋开元四年（971年），宋太祖命高品内侍张从信去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经历十二载，十三万板全部刻成，运到汴京，放在新建译经院西边的印经院。因这刻版刻在四川益州，故通称“蜀版大藏经”，又因是朝廷所刻，又称“北宋官版大藏经”。此后，随着译经不断增加，蜀版大藏经添刻直到政和初年。到北宋末年蜀版大藏经已有6620卷，653帙的宏大规模。

紧接官版的是私刻的福州版（或称闽版）大藏经两副（寺院通过募缘雕造）：

一是福州东禅等觉禅院本，东禅院本收大藏经6171卷，564函。现存印本最早是元丰三年（1080年）。

另一是福州开元禅寺本，也称《毗卢大藏经》，开元寺本从公元1112年到1151年，照东禅寺本刻成564函。

    提到大藏经，就必须提到现名《赵城藏》的金刻大藏经：金熙宗皇统年间，潞州崔进女出家为比丘尼，法名法珍。在法珍劝募下，民间集资，历经三十余年，终于在大定十年（1178年）完成雕印大藏经，金世宗皇帝予以奖励。

对于这部大藏经，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问答》中谈及：“1936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这部金代（12世纪）刻本大藏经。因此称为《赵城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企图劫走这部法宝，为八路军抢救，牺牲了八位战士，才保护下来。这部经藏现藏在北京图书馆。”

佛教大藏经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全世界公认的佛教瑰宝。从1982年开始，我国编辑出版最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它将有助于促进学术科学研究深入开展，广结海内外善缘，更好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

不同版本的大藏经

《大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