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福文化”专题·
07. 古希腊三贤与儒家福理念的跨文化比较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1949年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次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他所定义的轴心时代，大致涵盖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这一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经历了重大的转折和深刻的变革，众多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应运而生。例如，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家思想、古希腊哲学、以色列的犹太教均在这一时期萌芽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轴心时代这一概念范畴内，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家的福文化理念各有异同，对其进行跨文化比较，将显得格外有意义。
（一）二者的相通之处
二者的相通之处至少体现在福理念、认识幸福与追求幸福的路径等方面，从而彰显了思想方法在全球不同福文化中的普遍价值。
1.通过认识自身来认识福
作为古希腊三贤的首要人物，苏格拉底的幸福观始于对个人自身的深刻剖析。他主张通过深入了解自我来领悟幸福的真谛，并认为幸福是通过对自我认识的实践而获得的。而孔子曾言“吾日三省吾身”，强调了对自我的持续反思和认识，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审视和实践，人才能达到幸福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又是认识真理和检验真理的目的。苏格拉底和孔子都通过亲身实践来深化对幸福的理解，并以此来验证幸福的真理。首先是关于“述”的实践。这两位哲学家都通过与学生的对话来启发他们对幸福的认识，即“述而不作”，这是一种实践式的教学方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福祉观常常被混淆，部分原因是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著作，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授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同样，孔子的福思想主要是通过由他的学生们记录而成的《论语》中的内容展现出来，而不是孔子亲自撰写的。其次是关于“躬行”的实践。孔子周游列国，传播关于社会治理的政治和文化理念。苏格拉底则在雅典的街头巷尾宣扬自己的思想，并最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了他所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正义，这些都深刻体现了当时民众所追求的政治福祉的内涵。
2.用理性去追求幸福
柏拉图在其灵魂学说中将灵魂划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是欲望，它代表着人类的基本冲动和物质需求。紧随其上的是激情，它关联着人的情感和斗志。而位于最顶层的则是理性，它是灵魂的核心，代表着智慧和判断力。柏拉图认为，理性是实现持久幸福的关键，因为它超越了欲望和激情的瞬时满足，那些由理性指导的行为能够带来至高无上的幸福，这种幸福是高尚的，也是人类应当追求的高品质生活的标志。柏拉图曾指出：“这两者（理性和激情）既受到这样的教养、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它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他的意思是要让理性去控制欲望和激情，不让它们越界。如果欲望和激情失控，不仅不会招来福分，反而会对人们的整体福祉造成损害。
尽管儒家学说中未曾直接使用“理性”一语，但其核心理念正是倡导理性行为的至高境界。孟子所主张的舍生取义、培养浩然之气，均体现了理性的价值。在《孟子·尽心》中，孟子强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在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所讲的“尽心”与“知性”，就是要对人性、人的情感加以认识，并在实践中驾驭心中欲望和激情，通过修身的方式，来为自己“立命”。幸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一切无疑需要依赖理性的指引。孟子对大丈夫的界定，同样在强调理性的主导作用。《孟子·滕文公》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正是用理性来控制欲望和激情，修身立命，实现幸福生活境界的最好榜样。孟子的这些论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性生活的智慧，也为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实践的路径。
由此观之，柏拉图与孟子都认为唯有依靠理性的指导和控制，人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3.圣王之制与哲学王之福
在政治福文化中，柏拉图与孟子、荀子都主张圣王之制，认为这是实现民富民福的良好政治。柏拉图强调哲学王的作用，认为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城邦于危难之中，建成“自由王国”和“幸福王国”，他所说的哲学王是一种集智慧、知识、德行和权力于一身的理想治理者，这与孟子的“王霸”和荀子的“圣王”尽管内涵不尽一致，但都指向一种美好的社会国家制度形式。
孟子提出了“内圣外王”的理念，强调君主应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国家的治理，孟子尊崇的楷模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历代圣王，主张把人的修养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活动中。他认为，政治秩序的建立和国家的治理需要依赖于统治者的德行和智慧，从而实现民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德行和智慧，正是对“王霸”的人格要求。
荀子的政治理论强调圣人为王，才能将国家治理得最好，这是民众的福泽。荀子在《荀子·解蔽篇》中指出：“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在这里，荀子清晰地阐述了圣人为王的政治理念，认为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是真正的“王政”。荀子的王政建立在“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之上，更强调制度和秩序，而不是个人的性情和自由，因此展现出一种权威性和绝对性。圣王之政的最终目标是引导国家走向繁荣，使民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王者之法，等赋政事，所以财万物，养万民也。”（《荀子·王制篇》），这或许正是荀子心中“万民之福”的理想境界。
4.至善之福
柏拉图首次提出至善的概念后，亚里士多德对其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将至善视为善（好）生活的最高境界。亚里士多德直接将至善与幸福紧密联系，认为幸福即是至善的体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至善”“最高善”“完善”这三个词汇有着相同的内涵，即最高的道德标准。幸福，便是与这一最高道德标准相一致的生活状态，是所有人类活动追求的最终目标。在这里，至善与福祉之间的密切联系得到了清晰的展现。
孔子关于“仁”和“礼”的思想、曾子“止于至善”的论述、孟子的“性善”理论，都在强调善行和至善对于人们获得福祉的重要性。《礼记·曲礼》中提到，实践道德仁义离不开礼的规范，否则难以达成。仁和礼构成了儒家道德的至善境界，不仅体现在个人修养上，也体现在国家治理中，将国家繁荣与民众幸福紧密相连。《论语·八佾》中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即没有仁德，礼乐也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文化教育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如果礼制崩溃，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
在中国的传统生活中，“行善得福”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种观念不仅塑造了人们的道德行为，也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提供了动力。
（二)二者的不同之处
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古希腊三贤与儒家思想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展现出对福文化理解的巨大差异。
第一，生活中祈福的方式不同。在中国传统福文化的影响下，最隆重的节日——春节期间，随处可见“福”字和各类形象，亲友之间相互祝福，以此方式表达对幸福的美好祝愿。这或许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表达。古希腊三贤的福文化理念尤其是柏拉图的福理论后来被宗教所利用，使得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祈福活动深受宗教文化影响，这是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福文化的特性。在这些地区的节日中，人们以各种装饰方式以及多种文艺活动来表达祈福和祝愿，亲友们相互祝福时也很简单，只道一声“新年快乐”或“圣诞快乐”。信仰宗教的国度，福文化还通过其教堂建筑风格表现出来，如尖顶教堂建筑所展现出的超脱尘世的祈福情感。
第二，幸福观不尽相同。柏拉图的幸福理念具有鲜明的唯心主义色彩，他试图构建一种永远不变的、抽象的福祉观，与现实生活尚有一定距离。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福祉观：“一个人生前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死后每一件都要受到十倍报应。也就是说每百年受罚一次，人以一百年算作一世，因此受到的惩罚就是十倍于罪恶。……同样，如果一个人做过好事，为了公正、虔诚，他也会受到十倍的报酬。”（［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372页）他的福祉观念中因果报应的唯心色彩较为明显，这也是后来被宗教所利用的重要原因。相反，儒家福文化思想主要是通过现实社会的“仁”和“礼”这样高尚的品德，以及修身等伦理教化方式来认识和实现幸福的，因此更具有现实性。
第三，侧重点不同。古希腊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更多地关注个人幸福感，尽管也提出要增进民众的福祉，但更多地指向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或者说他的福理念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奴隶阶级不在考虑之列。相比之下，儒家福文化则更多地关注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将个人修养与国家繁荣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无论如何，古希腊三贤的福祉观，与中华传统福文化尤其是儒家的福祉思想一样，对后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持持续启迪着人类社会向更加美好的幸福社会迈进。尽管古希腊福文化与儒家福文化源自不同的社会土壤，但它们都致力于探索人类普遍追求的福祉，这无疑很好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福文化的共通性与异质性。这些思想家们的幸福观跨越时空，为不同文明提供了关于认识与获取福泽的宝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