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福文化”专题·

      06.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念

中国古典文献《大学》中，有一句深刻的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至善”，代表着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善。它不仅是衡量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提升社会福祉的终极目标，体现了最卓越的美德。这一理念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重视。而在西方文化中，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与之遥相呼应，他提出“至善是福”的理论，认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至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最高善，是一种灵魂的完善活动，符合个人的德行。这种幸福不是简单的快乐或愉悦，而是一种通过实践美德和理性生活所达到的完满状态。中西文化虽然在表达方式和哲学体系上存在差异，但在强调道德对于个人和社会福祉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却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无论是《大学》中的“止于至善”，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是福”，都启示我们，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个人幸福的基石，追求道德上的至善，不仅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也能够促进社会的福祉，最终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繁荣。

《雅典学派》（局部）

在这幅壁画的正中位置，左边柏拉图的右手指向天空，象征着他追求一种理念上的、理想国式的福祉。右边亚里士多德的右手指向地面，意味着他将幸福从理想的天空拉回到现实的人间。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深邃而广博，被马克思誉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则将他比作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贡献遍及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对雅典来说算是一名外邦人，没有政治权利，但他对民主制度的热爱，促使他对雅典城邦的优点大加赞扬，对城邦的缺陷则尽量美化。这种背景和情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对幸福的理解，但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句话体现了他对柏拉图的尊敬和爱戴，同时也表明了他在追求真理道路上的独立和坚定。他的人生和学术旅程，是对“至善是福”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对人类智慧和精神追求的崇高赞颂。

（一）从人性出发探讨人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理解超越了传统自然、社会、精神的三分法，他将人的本性分为植物性、动物性和理性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都与幸福感的体验紧密相关。

首先，人的植物性。这是指人作为自然生命体的基本需求，如空气、水和阳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和明媚的阳光有助于身体健康，是人们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

其次，人的动物性。人的动物性揭示了人类基于感觉、知觉和舒适状态的本能需求，其中对食物和性的欲望是其显著表现。如果我们将人类的舒适状态简化为-1、0、1三种等级，那么-1代表的是一种心灵的空虚与无聊。为了超越这种状态，人们需要有所追求，以实现1的充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懈努力，展现出充沛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这种状态是极为美好的，甚至可以被定义为幸福的状态。0是处于中立的或者平衡的舒适状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般人显然是奴性的，他们宁愿过动物式的生活。”(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 11 页) 动物在满足基本需求后，会进入一种休息状态，待需求再次出现时继续寻求满足。人类在满足基本的动物性需求后，同样可能会感受到无聊与空虚，从而渴望摆脱这种状态，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找到高尚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体验到真正的幸福；而另一些人可能寻求不健康的刺激，走向另一个极端。由此可见，人的动物性主要源自感性的驱动，若不加以控制，可能会导致极端行为，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是不利的。因此，理性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    

最后，人的理性。理性是人类最为崇高的特性，它是我们与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本质属性。理性引导我们追求生活的完善与高尚，倡导我们向着善良和美好生活不断前行，而善良和美好的生活，正是幸福的本质所在。理性所追求的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更是心灵自由的实现。在人的“-1，0，1”这三种状态中，理性正是推动我们超越中间状态，向着完美状态努力的力量。它激励我们不断追求，直至达到心灵的至福——那是人类独有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境界。亚里士多德深刻地指出，人类是追求完美的动物。正是理性，让人们能够深思熟虑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并由此形成信念。这种信念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引领人们不断努力。无论是追求的过程还是目标的实现，都能给人带来深切的幸福感。

亚里士多德深刻地指出，追求感官的愉悦和肉体的享受，仅仅触及人的植物性和动物性层面，而未能深入到人的理性层面，因此不能构成真正的幸福。消遣，虽然被人们广泛追求，但理性的分析却揭示出其局限性，因为消遣可能会让人忽略健康和财富，导致弊大于利，有时甚至成为浪费光阴的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目标仅仅是消遣，那么这样的人生追求是荒谬的。将消遣视为严肃之事，是一种愚蠢和幼稚的表现。消遣本身只是一种休息形式，而非生活的终极目的，因此它不能成为幸福的源泉。正确的做法是将消遣视为一种手段，一种为了恢复精力以更好地投入工作和实践活动的短暂休息。尽管消遣可以带来放松和愉悦，看似具有幸福的性质，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沉溺于消遣就是真正的幸福。消遣所追求的是即时的感官满足，它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可能情况，也没有考虑到如何使幸福更加持久。与之相对，真正的幸福应该来源于理性的生活，它是通过深思熟虑和有意识的生活选择来达成的。运用理性，人类能够规划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过上真正意义上的持久的幸福生活。

    （二）幸福是至善

      亚里士多德深刻地阐述了普通人对于幸福的普遍看法，并将其与哲学家的理解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关于什么是幸福，人们就有争论，一般人的意见与爱智慧者的意见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人把它等同于明显的、可见的东西，如快乐、财富或荣誉。不同的人对于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把它说成不同的东西：在生病时说它是健康；在穷困时说它是财富；在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时，又对那些提出他无法理解的宏论的人无比崇拜。”(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在普通人眼中，幸福往往意味着得到当前所缺乏之物。在他们看来，缺乏某样东西会带来痛苦，而拥有它则意味着幸福。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幸福在于身处顺境、拥有财富、享受愉快的生活、保持健康、出身高贵、拥有广泛的社交圈、深厚的友谊、子女成群、晚年安乐、美貌、高大的身材、良好的声誉、荣誉、幸运，以及美德等。至少拥有以上任一项，都被认为是幸福的。

亚里士多德对于幸福的理解，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快乐和物质满足，他提倡一种更为深刻和内涵丰富的幸福理念。在他看来，真正的幸福拥有一种内在的结构，它不仅仅关注外在条件的满足，更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完善。

_《人生三阶段》

    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帕斯卡尔·西蒙（1770—1837）创作的油画。这幅画作可能正好诠释了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这种福分。画的正中间有一个稚嫩的孩子蜷缩在母亲怀抱中甜美地酣睡，是人类的童年的象征；右边那位英俊的男子，强健、坚毅、充满阳刚之气，正是朝气勃发的壮年代表；左边那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象征人的暮年，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余光。画面正中心头戴花环的女人温和慈爱，把人生的三个阶段串联在一起，也联结起人生的百般境界，万般滋味。画中蕴含着子女、美貌、健康、智慧等福元素，均成为人们所向往的对象。

1.幸福的结构

      在《名哲言行录》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细致地分类，构建了一个包含三种善的幸福结构：“幸福由三种类型的善构成：一种是灵魂之善，他视这种善为最高价值；第二种是肉体之善，如健、力量、美丽等；第三种是外在善，如财富、好的出身、名望等等。”( ［古希腊］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290页) 他认为，虽然道德本身不能确保幸福，但肉体之善和外在善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必需的。无论是谁，都需要健康、力量、美丽、财富、高贵的出身和名望，即便是智者，缺少了这些也会感到痛苦和不幸。然而，即便拥有了肉体之善和外在善，如果缺乏灵魂之善，人们仍可能因放荡和无节制而走向痛苦。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灵魂之善是幸福结构中的核心，它是确保肉体之善和外在善不走向邪恶的关键。灵魂之善是真正的幸福，它能够使外在的物质条件成为达成内在幸福的工具。健康、自由、荣誉、能力、才干、财富等，都不再是最终目的，而是成为实现更高层次内在幸福——即灵魂之善的手段。

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结构理论中，隐含地对幸福进行了等级划分，包括灵魂幸福、肉体幸福和外在幸福，其中灵魂之福是最高级别的幸福。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幸福是有层次的。

2.至善是幸福

在他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幸福结构理论，对幸福与至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出，幸福就是至善、完善、目的善。这样的论述表明，不是所有的善都能直接对应幸福，普通的善只是达到幸福的工具或手段，而只有最高的善，即至善，才真正对应着幸福。

在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关于善的体系中，善被分为多个层次，类似于一个金字塔结构。更低层级的善是实现更高层级善的手段，而每一层级的善又为上一层级善提供支持。这样，金字塔的顶端便是至高无上的善，也就是至善，它是所有其他善的终极目的，而本身不作为获得任何其他事物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理解是：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他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种事物。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他物而选择它。”(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页) 在他的理念中，幸福是最高目的的善，是完善或至善，它代表着生活的完满和自足。其他类型的善，如道德、荣誉等，都被视为实现幸福的手段。因此，尽管我们会追求荣誉、财富、快乐、道德等等，但这些选择最终都是为了实现那个最终的目的——幸福。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如果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那个可实行的善，如果有几个这样的目的，这些目的就是可实行的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页) 这表明，幸福是善本身，是事物向好的转变之源，是最终的目的，是至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释：“幸福不是品质，而是人的一种自身就值得欲求的、自足的实现活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3页) “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幸福的生活是自足的，不依赖于外在条件，而是源自内心的完善和生活的充实。“终极因和目的因是至善，自足便是目的和至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换句话说，至善就是自足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目的和动机，是幸福的生活。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心中的幸福是一种至高无上、完满理想的境界，它不仅是个人追求的顶点，也是集体努力的方向。

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至善，并不局限于个人层面，而是扩展至集体，是一种普遍性的善与福祉。只有当每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乃至每一位公民，都朝着共同的目标——幸福——而努力时，社会才能达到完善的境界。在亚里士多德的理念中，人民群众和政治家所追求的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幸福这一主要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幸福理念，强调了个人与集体的和谐统一，以及内在意志在实现福祉中的核心作用。

    (三)道德实践是通向福的路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幸福被视为生活的终极目的，而道德则是通往这一目的的途径。与一些哲学家不同，亚里士多德提倡美德幸福论，认为幸福不仅是一 种德行，也是实现德行的过程。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行动，并且行动得当，人们才能展现德行，进而获得幸福。生活中那些展现出高贵品质的人，正是那些行动得当的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家，只有行动得当，其生命才显得高尚与完善，其存在本身才充满愉悦。

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念中，道德占据核心地位，有着丰富的内涵。他认为，有智慧、有洞察力、慷慨、勇敢、自制、自尊和大度等品质都属于美德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指出：“理智德行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行则通过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理智德行与道德德行共同促进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强调，道德是通过理性控制感性冲动，使冲动理性化，避免受动物性本能的支配，从而形成习惯。他提倡走“中庸”之路，避免走向两个极端。这意味着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审慎决定、理性选择，走适合自己的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关键，比如有些人可能更偏爱艺术而非金钱，即使物质条件简朴，但生活充满艺术气息，对他们而言就是幸福。这种自我实现的境界，已非常接近于“自由”。

亚里士多德用道德来评判快乐是否构成幸福，这与古希腊的快乐主义幸福观有显著区别。他认为，只有过有德行的生活才是最高的善，才是真正的福。有些快乐是有德行的，如行善后的内心快乐；而有些快乐则不是福，如作恶即使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长远来看，对个人和社会都不是福。他警告说，有些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种快乐不能称为幸福。

亚里士多德还在其幸福论中对能享受幸福的人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成年男性，特别是那些经济条件优越的男性，更有可能达到幸福的境界。而儿童由于还未接受完整的理智和道德教育，尚未发展出理性判断能力，因此尚未达到能实现幸福生活的成熟阶段，也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幸福的。这一观点作为一种历史性视角，与现代社会普遍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儿童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正是幸福的象征。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念强调了理性和德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这些美德，个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儿童还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的幸福潜能尚待开发。

    (四)政治活动要以实现幸福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深刻地指出，政治活动的根本宗旨在于促进民众的福祉。他强调：“一切科学和技术都以善为目的，所有之中最主要的科学尤其如此，政治学即是最主要的科学，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一个正义的政体，应当以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施政目标，服务于由人民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利益，即是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的理念中，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于实现一种真正文明的生活。

      政治社会的目的是通过公共权力对财富、地位、荣誉、自由、安全等进行分配。如果分配公正，便能增进人民的福祉；如果分配不公，则可能引发嫉妒、仇恨和痛苦。因此，政治可以分为“善政”与“恶政”，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能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同的政权追求幸福的形式各异：专制政治或王权是通过法律为全体造福的一人统治；贵族政治是通过法律为全体造福的少数精英统治；而“最好的政治”则是多数人以谋求公共福利为目的的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治”包含着正义的组织，主张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生活而实现公正。他写道：“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实施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只有公正的政治组织才能实现人民的幸福，因此公正成为政治组织施政的重要原则。

《雅典娜与波塞冬之争》

法国画家安东尼·乌阿斯（1645—1710）创作的油画。画作表现的主题是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争夺雅典命名权。波塞冬赐予雅典人战马，而雅典娜则赐予雅典人橄榄树，最终雅典人选择了橄榄树，并将自己的城市以雅典娜的名字命名为“雅典”，雅典娜因此成为雅典的守护神，这反映了古希腊走向奴隶制民主的过程。在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中，人们拥有民主便是神灵所赐的福分。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福祉观大多通过他们的政治理念表现出来，都可以算作政治上的福文化思想。尽管两者在福祉观上有共通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柏拉图的福祉观强调要通过理性去识别并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从而实现真正的幸福和心灵的满足；而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求公共利益和个人幸福相结合的政治模型，强调了政治组织在促进社会福祉和实现社会公正中的重要作用。这两种福祉观念体现了唯心与唯物的哲学差异。柏拉图的福祉观念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强调理念世界的完美与幸福；而亚里士多德则更偏重唯物主义，关注现实世界中的福祉。这两种观念体现了古希腊福文化中对于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的深刻探讨，至今仍对我们理解福祉的多维性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