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闽南文化的生成
许秀珠
每个人的生日都会记录在自己的身份证、护照之上，可见生日是每一个生命重要的标志。文化即人，每一种文化的诞生同样也是引人关注的。闽南文化的诞生有南朝、唐、五代等多种说法，各有各的充足理由。不过，如果我们都认同海洋性是闽南文化最基本的特征，那么在闽南海洋经济链条形成之前，闽南文化就不可能生成。在其生成之前，中原南来虽早，但只是中原自给自足农耕文明的播迁；原住的山畲水疍也各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保留着自己山畲水疍的文化。土地资源是汉畲彼此间根本的利害冲突。开漳圣王虽以先进的农耕技术同化了一些畲族百姓，但依然只是中原南传的农耕文明。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陆海兼备的国度。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种文明的融合。陈耕老师为首的课题组在《厦门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中原南来的汉族与闽南原住山畲水疍的融合需“彼此平视”方能“美美与共”的论断［1］，揭示了文化生成中深层的心理与权力结构。其所引唐末固始军民与泉州汉族、疍家“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历史片段，生动呈现了生存压力下文化傲慢与隔阂的消解，及新型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最终为“福船”所象征的技术与文化融合奠定了心理基石。这一论断深刻触及文化生成的物质性前提与精神性升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的第一性与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为解析闽南文化生成提供了关键钥匙：不存在脱离物质生产实践的文化生成。
因此，探究闽南文化的生成，必须深入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海洋经济基础——即闽南海洋经济链条的形成与运作。本文将以“五大要素”为纲，结合史前海洋活动证据与人类海洋文明高潮脉络，在唯物史观框架下系统论述闽南文化生成的独特路径、核心动力与历史地位。
一、深植的海洋基因：史前根基与南岛语族的曙光
闽南文化的海洋性绝非无源之水，其源头可追溯至史前先民征服海洋的壮举。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实物，是东亚海洋活动的早期物证。而考古学与基因学更以确凿证据表明：约六千年前，闽南及其周边地区的先民凭借原始的木筏与独木舟，成功跨越凶险的台湾海峡抵达台湾岛。这一壮举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海洋生存技能与文化的奠基。约五千年前，这些先民的后裔以台湾为跳板，扬帆驶向广阔的南太平洋群岛，成为散布大洋洲的南岛语族的重要源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人类走向海洋的先驱”。
生长于闽南沿海的疍民，作为这些远古航海者的重要后裔之一，其“从出生到过世，都在船上度过”的独特生活方式，是史前海洋生存模式在历史长河中的活态延续。他们不仅是海洋环境的适应者，更是驾驭海洋的专家，积累了关于季风、洋流、渔场、船舶建造与航行的深厚知识体系，构成了闽南文化中不可磨灭的底层海洋基因。作为活态的海洋文化传承者的疍民，其后裔至今依然活跃在社会中。
东南沿海先民以“舟楫为车马，珠贝为金玉，纹身为衣冠”，形成与内陆农耕文明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表征系统。这种史前时期已显现的文化表征的二元分野，奠定了后世闽南文化区别于中原内陆的原始基调。
这一深植的海洋基因，如同深埋地下的矿脉，为后世闽南面对海洋、利用海洋、最终在海洋上创造辉煌，提供了最原始的文化DNA与心理准备。
二、碰撞与共生的熔炉：晋唐移民、疍汉同盟与文化心理的重构
闽南文化的生成并非史前海洋基因的简单延续，而是经历了中原农耕文明大规模南迁带来的剧烈碰撞与深刻融合。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以固始军民为代表的大批移民涌入闽南，这一过程充满了生存的严酷与文化的冲突。
《厦门学导论》一书中所述唐末军民在北辰山下欲“杀老为粮”的极端困境，正是农耕移民面临陌生海洋环境时生存技能匮乏、文化优越感受到致命冲击的缩影。生死存亡之际，“尊严”与“傲慢”让位于最原始的求生本能。 生存下来的军民，“同早年南下的汉人一起真诚地向疍家学习渔捞和水产养殖的本领，学习造船和海上航行的本领，同时把中原带来的开矿冶铁的本领、各种木作工具和木匠工艺技术教给疍家。这种美美与共推动了‘亦汉亦疍’的闽南文化的诞生，并催生了闽南文化最鲜明独特的海洋性，让所有闽南人在其后的生活中不断地体会到海洋文化带给他们的生活富裕和文明的提升，从此永远心向海洋。［2］”
泉州本地汉族与疍家水上居民，基于共同对抗压迫者（如太守廖若彦）的现实需求，与南迁军民结成了生存同盟。疍家提供的不仅是救命的“鲜美海味”，解决了移民群体的饥饿危机，同时其赖以生存的“船舶”成为攻打泉州城军事行动和物资运输的关键工具。这种“疍家出船出海鲜，移民出兵士”的合作模式，是物质依赖与军事同盟的结合。
在“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生死考验中，中原移民亲身经历了疍家文化在解决生存危机、提供战略支持上的巨大价值。疍民精湛的航海技艺、对海洋资源的深刻理解、以及其社会组织形态的有效性，被移民群体所目睹和依赖。这种切身的、基于生存和共同利益的体验，是消解文化傲慢、文化隔阂、破除“华夷之辩”心理壁垒的最有力武器，使移民群体开始“认识疍家文化之美”。这种基于生存体验的价值认同而产生的欣赏，为后续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包括技术融合（如福船的诞生）、经济融合（共同参与海洋贸易）、乃至血缘融合，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彼此欣赏的心理基础”。
而走向海洋，则极大地淡化了汉畲之间对土地的根本利害冲突，使他们具有了携手共同走向海洋的利益基础。
晋唐之际的移民浪潮，将中原深厚的农耕文化带入闽南，与本土的海洋基因相遇，在生存压力与共同利益的催化下，一个文化熔炉开始沸腾。冲突与妥协、学习与创新在此交织，为闽南文化注入了兼容并蓄、务实开拓的底色。
综上，闽南文化的形成，只能是在唐末固始南来的三王在北辰山夺取领导权，和泉州包括畲族疍家在内的原住百姓一起并肩战斗中，相互欣赏，才可能开始相互融合，美美与共。其后在共同走向远洋商贸的历史中，中原和疍家的造船技艺相互融合，中原的指南针和疍家的航海知识技术相互融合，经过五代近百年、三四代人的相互融合，这才有了既不同于中原南来的汉族，也不同于原来的山畲水疍，具有鲜明海洋性格、海洋特色的闽南民系和闽南文化。
三、海洋经济链条的锻造：五大要素与唐末五代海洋文明生成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物质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文化）的基础。闽南文化作为一种鲜明的海洋性地域文化，其产生形态必然建立在其独特的海洋经济基础之上。唐末五代兴起的“闽南海洋经济链条”，正是这一基础的核心体现，其五大要素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1.福船，征服海洋的科技结晶：
福船是闽南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与技术巅峰。五代时期，在王潮和王审知执政初期，因江淮一带被割据势力占据，福建与北方、闽国与王朝之间的联系大多依赖海路。王潮、王审知每年派出朝贡使团从福州甘棠港出发、登州莱州登陆，其间历经黄海风波，“往复颇有风水之患，漂没者十四五”。然而，经过王延彬前后26年的摸索和创新，海运从“连江浙近海的航行都无法安然驾驭，损失几乎近半”的局面转变成“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3］人们推测，从“十之四五”到王延彬船队的“从无坏失”，很可能与采用水密隔舱技术造船密切相关。
水密隔舱海船制造技术，是中国在造船方面的一大发明。它就是用隔舱把船舱分成彼此独立且不透水的一个个舱区，具有提高船舶的抗沉性能、便于货物分舱管理、增加船体的强度与刚度，以及作为船壳板弯曲的支撑点等多方面的优越性。这一船舶结构大约发明于唐代，但扬州发掘的唐船是平底的内河航运的船。它的隔舱制作工艺虽然和宋船的不能相比，但它是隔舱创造思维的起点。估计唐末南来的固始人将其引入闽南，並与源起于疍家鸟了船的龙骨技术相结合，创造了尖底福船的水密隔舱技艺。宋以后直至今日的海船中被普遍运用。
福船堪称“福建智造”，是“彼此欣赏的心理基础”在物质技术层面的完美物化，是海洋智慧深度融合的产物，代表了融合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
2.水罗盘与牵星术：
指南针（水罗盘）的应用是航海史上革命性的突破。从中原罗盘到水罗盘的改革创新，推动了五代闽南航海技术的巨大发展。闽南航海者在学习阿拉伯人牵星术的基础上，将这一伟大发明与传统的天文导航、地文导航、海流季风知识相结合，形成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综合导航体系。这使得宋代开始闽南商船能够更安全、更精准地进行远离海岸的跨洋航行，极大地拓展了贸易半径和商业网络。
3.辐射腹地的三湾十二港港口体系：
当年泉州刺桐港统合的不仅仅是泉州地区这三湾十二港：即泉州湾洛阳港、后渚港、法石港、蚶江港，深沪湾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围头湾金井港、围头港、石井港、安平港。安平港又称南港，港口外有白沙、石井两澳夹峙成海门，海门内港阔水深，无风涛之险，距泉州城仅30公里，道路平坦，桥梁相通，货运方便，是泉州港著名的支港；还包括漳州九龙江流域、厦门湾（嘉禾湾）、同安湾、莆田的湄洲湾，这些是刺桐港的支港或腹地港。
泉州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条件，通过晋江等水系以及陆路交通，构建起通达福建内陆乃至江西、浙江等广阔经济腹地的物流网络，是闽南海洋经济的枢纽网络。港口设施、配套服务及管理制度的日臻完善，使其后来成为具有超强集散能力的世界第一大港。
4.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商品化生产：
强大的外向型经济需要强大的生产支撑。五代时期，不管是留从效还是陈洪进，都利用闽南地区的山海资源，大力发展生产，尤其面向海外市场的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生产，拓展海外贸易。德化、磁灶的瓷器，安溪、武夷山的茶叶，泉州、漳州的蔗糖，沿海的盐业，以及发达的纺织业、冶铁业、造船业本身，构成了种类丰富、质量上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商品体系。这是海洋贸易赖以生存的“源头活水”。
从10世纪的唐末五代起，中国以瓷丝等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为支撑的海洋商业文化彪炳于世，是世界海洋经济最主要的商品。其贸易额与港口、造船、航海技术都占据世界最前列。中国的海洋文明在这一时期的典型正是闽南人民的创造。在海洋文明创造的历史进程中，中原南来的汉族与古百越先民后裔山畲水疍完美融合，形成了陆海兼备、特色鲜明的闽南民系及其文化。古百越先民的海洋基因深深地嵌入闽南人的灵魂中，成为闽南文化最鲜亮的海洋性格。向海而生，向海而富，闽南文化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形成的。它理所当然地颠覆了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理念为通洋富国裕民；颠复了士农工商的顺序，而以商为核心引领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并使商品的价值倍增。
5.海外市场的开辟与网络构建：
闽南商人凭借先进的船舶和导航技术，以港口体系为基地，积极开拓从东北亚（日本、高丽）、东南亚（占城、爪哇、苏门答腊）、南亚（印度），直至波斯湾、东非的广阔海外市场。他们不仅输出商品，也输入香料、药材、珍宝等异域物产，从而编织了一张庞大而持久的跨国贸易网络。市场需求的刺激是推动整个链条运转的核心动力。
综上，这五大要素构成一个自洽且强大的经济系统：先进船舶和导航技术保障了跨洋运输能力；港口体系提供了货物集散与贸易平台；腹地的商品化生产提供了丰富的贸易物资；海外市场则创造了持续的需求和利润。这一链条日益成熟的运作，为闽南社会积累了巨额财富，重塑了社会结构，形成了倚海为生的生活方式，奠定了闽南文化生成的物质基础，并最终催生了具有鲜明海洋性特质的闽南文化。
闽南社会经济巨大的发展，促进闽南文化经过从晋到五代数百年的孕育，终于在五代末至宋初形成，並在两宋期间随着以刺桐港为中心的闽南海洋经济链的不断成熟而逐步丰富成熟。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是这一链条达到巅峰状态的标志。
四、历史的回响与当代的镜鉴：融合之道的永恒价值
闽南文化生成的历史，是一部海洋基因唤醒、异质文化碰撞、经济基础铸就、独特文明形态诞生的宏大史诗。它为我们理解文明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1.“物质第一性”的永恒真理性。
闽南文化的生成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洞察。没有史前先民的海洋实践奠定的潜在基因，没有晋唐移民带来的生产力与文化因子，没有唐末五代以“五大要素”为支柱的海洋经济链条的构筑作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有闽南文化这一独特的海洋性文明形态的最终形成与辉煌。文化是扎根于经济土壤的花朵。
2.“美美与共”是融合的最高境界。
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海洋文明的巅峰代表，其历史地位无可辩驳：人类六千年来五次海洋文明高潮中，史前南岛语族出海向洋与宋元泉州刺桐港崛起这两次高潮均发轫于闽南大地。《厦门学导论》中强调的“彼此平视”“了解对方”“喜欢对方”，道破了文化融合成功的核心密码。唐末疍汉军民在生死与共中建立的“彼此欣赏的心理基础”，是福船得以诞生、文化得以深度融合的关键前提。它超越了简单的技术借鉴或生存互助，上升到了价值认同与情感接纳的层面。这种基于平等尊重和相互认可的“美美与共”，是消解文化隔阂、激发创造活力、实现文明升华的必由之路。
唐末五代两宋时期，凭借崛起的海洋经济链条和独特的融合文化，闽南逐渐成长为不仅是中国，更是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海洋商贸中心，其繁荣程度、国际影响力、技术先进性和文化包容性，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是独一无二的海洋高光时刻。直至近代以前，中国其他地区的海洋文明成就均未能超越此高峰。闽南文化以其鲜明的海洋性、高度的融合性、卓越的开拓性和世界性影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海洋文明最璀璨的明珠和最典型的代表。
3.海洋基因与开放基因的现代价值。
闽南文化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其根植海洋的“通洋富国裕民”理念。面对茫茫大海，闽南先民不畏“走海行船三分险”，以福船为舟，以水罗盘为引，勇敢跨越海峡，远航大洋。“向海而生”的精神铸就了千年不衰的闽南文化。闽南文化中深植的海洋基因——冒险、开拓、重商、务实、善于利用海洋资源，以及在生成过程中淬炼出的开放包容、多元共存的特性，正是基于对海洋价值的深刻认识：海洋是商品价值的倍增器，通洋富国裕民。这一理念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海洋战略地位空前凸显的时代，闽南文化的这些特质，对于当代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从“陆地大国”向“陆海统筹”海洋强国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参照价值和现实启迪意义。
结 语
闽南文化的生成，是一部镌刻在波涛之上的文明史诗。它始于远古先民跨越台湾海峡的独木舟，淬炼于中原移民与疍家船民在泉州城下的生死同盟，最终在唐末五代以“福船、水罗盘、三湾十二港、商品化生产、海外市场”五大要素为支柱的海洋经济链条上，绽放出“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璀璨光芒。这一历程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物质生产实践是文化生成的根基，闽南文化鲜明的海洋性特质正是其海洋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必然反映。闽南文化的生成与辉煌证明，中华文明并非单一的内陆农耕实体，其拥抱海洋的基因源远流长，并在闽南之地达到了前工业时代海洋文明的巅峰。它所昭示的开放襟怀、融合智慧与经略海洋的非凡能力，至今仍为中华文明走向深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着不竭的历史启迪与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厦门学导论》下篇第二章第三节 第78页，鹭江出版社
［2］《厦门学导论》下篇第二章第三节 第80页，鹭江出版社
［3］周学智《政绩志》，道光版《晋江县志》卷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