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语 量 词 之 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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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量词是汉语词类中看似简单，实则颇为复杂，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词类。研究汉语量词的不同阶段的发展史，对于我们了解汉语量词的产生、演变及其发展规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掌握汉语量词，无疑有极大的帮助。

（一）

许多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先秦时期，几乎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汉语量词。他们的根据是：一是现代汉语凡涉及人或物的数量时，在数词和中心词（名词或动词等）中间，必须有一个量词，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里，数词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如不能说“三车”“八河”，必须有量词做中介；而在古汉语里，数词可直接修饰名词（如“三人”“五马”“四乘”），而无须用中介词，也即量词。二是先秦典籍中，一些现代汉语中表度量衡的量词（如亩、里、尺、升等），实际上都是名词。

诚然，先秦时期，几乎还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汉语量词。但是，几乎没有不等于完全没有。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汉语量词的萌芽。《论语·雍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礼记·中庸》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的说法。“箪”“瓢”“撮”虽然还仅仅是借用的量词（“箪”和“瓢”均是名词，借作量词；撮为动词，借作量词），不是专门的量词，但其数词＋量词＋名词的构词方式却奠定了后来量词的最基本的一种构词方式。至于先秦时期，表度量衡的量词已经非常广泛地应用了。例如，《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兮。”《孟子·公孙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殷墟书契续编》：“其橙新鬯二升、一卣。”虽然，这些表度量衡的量词在词性上还只能认作是名词，还未完成由名词向量词的转化，但由于它的存在，汉语量词的词库中多了一个重要的分支，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为重要的是，先秦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汉语量词，即专用量词。《仪礼·士虞礼》有“俎释三个”的记载。汉郑玄注：“个犹枚也，今俗或名枚曰个。”《孟子·梁惠王上》也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记载。而《荀子·议兵》有“负矢五十箇”，《司马法》也有“丘出马一匹，牛三头”的记载。这里面的“个”“口”“箇”“匹”“头”都是汉语量词里的专用量词。虽然，在先秦典籍中，类似的专用量词的出现还很少，但它们无疑是先秦时期汉语量词已经产生的有力证据。

（二）

从汉到晋到南北朝时期（以下简称汉晋南北朝），是汉语量词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如果说，先秦时期，汉语量词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到汉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根深叶茂了。

汉语量词，在汉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两汉，是承先秦而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时代，是汉语量词发展史上不能不提的。刘世儒先生认为，汉语量词产生于魏晋南北朝。①这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不少汉语量词，在汉代已经产生，而且用得很频繁、很广泛。例如上文提到的汉代郑玄为《仪礼》“个”所作的注：“今俗或名枚曰个。”以易释难，这是注疏惯例。可见，“枚”作为量词，在汉代已被广泛应用。又如量词“条”，《汉书·王莽传》有“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汉书·刑法志》也有“大辟四百九条”的记载。表明“条”已广泛地被用来作为法律条文的量词。而像前面提到的“口”“个”“匹”“头”等产生于先秦的量词，汉代就用得更多了。所以，要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汉语量词，就不能不先说到汉代。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所提到的200多个汉语量词，有三分之一左右在汉代就产生了。像家、户、人、篇、章、卷、言、品、级、双、行、列、区、所、辈、桮、抔、种、事等专用名量词，在汉代就已出现，就连在魏晋南北朝还不多见的动量词，在汉代也已产生。如《海内十洲记·炎洲》（《海内十洲记》有人认为是先秦作品，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是汉人作品）有“以铁鎚鎚其头数十下乃死”的记载，《汉书·高帝纪》有“迟明，围宛城三匝”，《汉书·李广苏建传》有“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的记载。这里，“下”“匝”和“合”都是动量词。

汉晋南北朝时期，汉语量词有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数量多，尤其是名量词，已大量出现。根据刘世儒先生的研究，这个时期，出现的量词已多达200多个。其次，是从词性上说，已完成了由名词、动词、形容词向量词的转化，形成了一个单独的词类——汉语量词。先秦时期，由于专用汉语量词的稀缺，汉语量词作为一个单独的词类还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到了汉晋南北朝，由于大量的专用汉语量词的出现，汉语量词作为独立的一个词类，已牢牢地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第三，是构词方式基本上为后代奠定了模式。汉晋南北朝，汉语名词的构词方式是两大模式。一种是数词＋量词＋名词。如“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 ”（《汉书·张冯汲郑传》）“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史记·项羽本纪》）另一种是名词＋数词＋量词的模式。这是汉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最常见的一种模式。如“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汉书·李广苏建传》）“僧房楼观一千余间。”（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汉晋南北朝这两种最基本的名量词的构词方式，一直为后代所沿用至今。第四，是动量词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先秦时期，迄今还没发现有动量词的应用，所以，先秦时期，凡涉及行为动作的量时，总是以数词＋动词来完成的，如“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三思而后行”（《论语·公冶长》）。到了汉代，如上文所说，动量词已经出现了。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的使用，又比汉代多多了。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这个时期，出现的专用动量词已经有20多个。现在常见的动量词“次”“回”“遍”“下”“番”“度”“阵”在汉晋南北朝就已经有了。

（三）

元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有短短的70多年，但它却是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应该说，这得归功于元杂剧的兴起。由于杂剧的盛行，大量的民间口语、民间语言进入了艺术殿堂，民间盛行的大量汉语量词也就随着民间艺术家和文人的笔触出现在杂剧的舞台上，记录在杂剧的作品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元杂剧既为中国戏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汉语量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果说，汉晋南北朝时期，汉语量词已经是根深叶茂的话，那么，到了元代，汉语量词则可以说是繁花似锦了。

元代汉语量词，从规模上来说，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了，不仅从数量上来看，比起汉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成倍的增加，而且门类更加齐全，不仅有名量词、动量词；有个体量词，也有集体量词，还出现了许多修辞性量词、临时性量词、借用的量词。这一点，与现代汉语量词已没有什么区别了。

元代汉语量词，还有其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大量民间口语进入了量词。关汉卿《窦娥冤》一折有“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杜仁杰《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套曲有“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张国宾《合罗衫》一折有“染了一场冻天行的症候”；关汉卿的《救风尘》三折有“这妮子不贤惠，打一棒快毬子”；石君宝《秋胡戏妻》三折有“我吃他骂了这一顿”；孟汉卿的《魔合罗》三折有“我孜孜的觑了一会，明明的观了半晌”；沈和《赏花时·瀟湘八景》套曲有“围塘外三坵地，篷窗下几卷书”，等等。“手”“胞”“场”“棒”“顿”“会”“晌”“坵”都是时下的流行口语，民间语言。由于这些民间语言的大量出现，使得元代汉语量词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

除了大量民间量词的出现，元代还出现了大量修辞性的量词。乔吉《沉醉东风·题扇头隐括古诗》曲有“载犁云小舟一叶”的句子，把“叶”作小舟的量词就含修辞色彩。再如杨果《赏花时》套曲的“一钩香饵钓斜阳”，李好古《张生煮海》四折的“一轮红日出扶桑”，马致远《湘妃怨·和卢疎斋＜西湖＞》曲的“爱园林一抹胭脂”，无名氏《一枝花·夏景》套曲的“一弯新月添诗卷，十里香风助酒筵”，张养浩《最高歌兼喜春来》曲的“对一缕绿杨烟，看一弯梨花月”，无名氏《斗鹌鹑·离思伤秋》套曲的“来时节一句句向枕头儿上言，一星星向被窝儿里说”，等等，都使用了修辞性的量词。元代量词的这种用法，对后代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现代汉语里，仍大量使用修辞性量词，就是明证。

汉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还刚刚兴起，应用还不是很广泛，数量上也不是很多。而到了元代，动量词有了飞速的发展，不仅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专用的动量词（像次、回、遍、下、趟、顿、场、番、遭、度、周等）元代基本上都有了，而且应用非常广泛。除了专用的动量词，元代还出现了大量借用的动量词。像张国宾《合汗衫》二折“你咬我这一口”，“口”是借用名词作动量词；像李直夫《虎头牌》一折“央及小姐和元帅说一声”，“声”也是借用的动量词；又如石君宝《秋胡戏妻》一折“父亲母亲，满饮一杯”，“杯”也是借用的动量词；再如薛昂夫《端正好·高隐》套曲“早晨间豆粥吃三碗，到晚来虀汤做一锅”，这“碗”“锅”都是借用作动量词。刘庭信有一首《雁儿落过得胜令》最有代表性。曲中写道：“下一局不死棋，论一着长生计。服一丸延寿丹，养一口元阳气。看一片岭云飞，听一会野猿啼。化一钵千家饭，穿一领百衲衣。枕一块顽石，落一觉安然睡。对一派青溪，悟一生玄妙理。”整首曲子使用了“下、论、服、养、看、听、化、穿、枕、落、对、悟”12个动词，配了“局、着、丸、口、片、会、钵、领、块、觉、派、生”12个动量词，没有一个重复，而且都是借用的动量词。说明元代的动量词，表现形式已经非常多样化、形象化。

除了借用的动量词，元代还出现了大量同源动量词。像康进之《李逵负荆》三折“你再坐一坐，等那老子再认细波”；李好古《张生煮海》三折“将这水指一指翻为土壤，分一分步行坦荡”；秦简夫《东堂老》楔子“叔叔休道着我拜八拜”；李直夫《虎头牌》三折“着他去劝一劝，可不好”；孟汉卿《魔合罗》三折“左右你的头硬，便试一试铜铡，也不妨事”；关汉卿《救风尘》二折“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石君宝《秋胡戏妻》四折“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元代动量词的这种表现形式，对后代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现代汉语里大量的同源动量词，无疑是继承了元代同源动量词的衣钵。

（四）

“五四”运动前后至今是汉语量词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阶段。如果把元代的汉语量词比作繁花似锦，那么，五四以后，便是硕果累累了。

“五四”以后，汉语量词的最大特点是从数量上、规模上看，它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的兴起，为汉语量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由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量词，像公里、平方、吨、秒立方、安培、架次等等。所以，五四以后，汉语量词的家族迅速扩大，从目前来看，其数量已达七八百个之多；而且种类较为齐全，不仅有单纯量词，还产生了复合量词（架次、人次、吨公里、秒立方等）。

“五四”以后，汉语量词的发展除了数量上的发展外，更主要的是质的提高，是量词日益朝着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一方面是量词的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明确，绝大多数事物都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对应的专用量词。如，人的量词只能用“个”，马的量词只能用“匹”，鱼的量词只能用“条”或“尾”。汉晋南北朝时代那种一“头”可管人和“百兽”（汉晋南北朝时，人和牛、羊、驴、猪、虎、狼、犬、兔、鹿、蛇、龙、龟、鼠等均可用“头”作量词），一“枚”可管百物（汉晋南北朝时很多事物，如刀、剑、戟、纸、竹简、银钱、笔等，都可用“枚”作量词）的现象大体上不复存在，使得汉语量词更趋规范和明确。另一方面是汉语量词越来越多地使用修辞性手法，使汉语量词越来越鲜明化和形象化，更具有活力。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一叶小舟”和“一条小舟”，“一弯新月”和“一个新月”，就会发现两者的表现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五四”以后，汉语量词的发展还体现在汉语量词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从先秦到清末，中国还只有汉语量词的实践和应用，还没有把这些实践上升为理论。从1898年马建忠首先对汉语量词的研究开始②，一百多年来，中国语言学界的学者专家以及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对汉语量词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承泽③、黎锦熙④、王力⑤、吕叔湘⑥、陈望道⑦、张志公⑧、丁声树⑨、刘世儒、胡附、郭先珍等。这期间，虽然学术界对于汉语量词，包括汉语量词的名称、内涵、分类等等存在着较大分歧，有过争论，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对汉语量词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应该说是大体上达成了共识，并涌现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有影响的汉语量词理论专著。像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胡附的《数词与量词》，郭先珍的《汉语量词的应用》，王希杰的《数词·量词·代词》，黎锦熙、刘世儒的《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以及陈望道的《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便是其中的代表。

汉语量词辞典的诞生应该被看作是这一时期汉语量词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辞典，作为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结晶，一向被看作是学术研究的高级产品。但由于汉语量词的复杂性及长期以来围绕汉语量词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使得国人把汉语量词辞典的编纂视为畏途。尽管其他领域包括汉语大多数词类的专门辞典已经琳琅满目时，汉语量词辞典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1988年，由陈保存、陈桂成、陈皓、张在瞻等人编纂的《汉语量词词典》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也填补了汉语量词辞典领域的一个空白，这应该说是汉语量词研究的一个升华。

综上所述，汉语量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呈现了勃勃的发展生机。汉语量词不会停滞，还会继续发展下去，那种认为“汉语量词正在走向消亡”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臆说。

注：

　　①见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绪言”。

　　②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首先指出，“镒”“双”“驷”这些古代的量词，是“物之别称，所以记数也”。

　　③陈承泽著《国文法草创》，认为，量词是表数之单位之字，如“圆”“个”“只”“双”等，表度量衡之字，如“尺”“寸”“升”“斗”“斤”“两”等，都属于名词中的一类。

　　④黎锦熙著有《新著国语文法》，认为，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作计数的事物的单位。　　⑤王力著有《中国语法理论》，认为，量词是“单位名词”。

　　⑥吕叔湘著有《语法修辞讲话》《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量词是副名词，是表示事物或行为的单位，又称“单位名词”或量词。

　　⑦陈望道著有《陈望道语文论集》《计标》《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认为，量词是计量的单位和形体的单位，是计论的标准。

　　⑧张志公著有《汉语语法常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认为，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

　　⑨丁声树著有《语法讲话》，认为，量词是汉语词类中的一类，是用在指示代词或数词后、名词前的一类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