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概论”专题·

16.祈福与礼制

祈福是先民跨入文明门槛的一项重要活动，因而是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人们所祈对象究竟为何物、何事，在先秦的典籍中有所阐述，就是长寿、财富、康泰、平安、丰收、爵禄、吉祥、喜庆、多子等等。早期的祈福和祭祀活动因无文字记载不得其详，但从考古发掘可知，距今五六千年前即有盛大的祭天活动，如 6300 年前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和陕西石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都发现有大规模的祭坛，甚至有女神陶像，可知先人祭神求福佑的意识。

商代因有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佐证，故知那是盛行祭祀的时代。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可知殷商文明的独特文化个性就是浓厚的神权氛围。商人祭拜的对象很多，可分为天帝崇拜、社稷崇拜、祖先崇拜，为此建有高大的祭坛（后世演为天坛），或是建社、稷坛，以祭祀二神，或是建宗庙以安妥并祭祀商王列祖列宗，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祭祀活动，如建宫庙、手工业生产等的祭拜礼仪。殷人经常且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反映出神权社会的统治思想和宗教意识，应是延续了远古时代的祭祀以祈福禳灾、求神庇佑的心理。这也是商代文化突出神权的原因。

孔子整理儒家“六经”之典，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乐》，其中或多或少都有对于福祉的记载或阐述，尤其以《诗经》为最多。因为它是上古时代民间与王室、贵族进行祭祀、宴飨时的祝颂乐词或活动场景的记录，所以显得真切而生动。早期的“诗”既可以作为祭祀的乐歌佐助庙堂的典礼，也可以作为抒情、叙事、颂赞、讽谏的语言以表达情意、歌颂神灵，自然多有表达朝野之人对福祉的期盼和祝颂。其时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良渚文化玉琮，故宫博物院藏

《尚书》称 ：唯王建国“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即建立官员和治民的标准。传说周初周公“制礼作乐”，是为我国礼乐文明的肇端。《周礼》《仪礼》《礼记》详尽地记载周代礼制规范，具体规定贵族社会中上下尊卑的秩序，这些应是从祭祀程序中发展而来的。《礼记》记录先秦时期的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儒家思想。“三礼”对后世的政治制度、社会伦理、文化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定基础，由此产生的礼乐制度就成为等级社会的典则，是阶级社会初期政治文明的体现。古代社会中，儒家主张“礼乐”、政刑相辅相成，强调礼法合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法安天下，礼正行仪，德润人心。礼制遂成为规范社会行为的律则，进而为民间所取法，形成传统习惯。因此可以说，礼制本产生于原初的祭祀和祈福活动，并衍生为市井村社的各种祭祀祈福民俗。

炎帝公祭大典

古代礼仪庄重的祭祀过程，不但场面宏大，气氛肃穆，而且与祭人员严格按尊卑定位肃立，随后按照仪程的先后顺序，行礼如仪。在人间是体现尊卑、上下的地位和身份差别 ；对神明则是表达尊敬、崇仰和虔诚的思想感情。在祭祀过程中，主祭、陪祭及其他与祭人员，按照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进行站位和职责分工，但都要行大礼，包括鞠躬、跪拜、叩首以及行献祭焚之礼。与这种肃穆礼仪相应和的还有殿堂上的钟磬丝竹。《礼记·乐记》说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和”“礼节”体现的正是王室祭祀祈福的盛大场面和庙堂伦理秩序。三代祭祀以乐歌佐助礼典，《诗经》的言辞实是祭祀时的诵词，也是礼典规范的表达。

在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中，贵族身份和地位的区别，既表明家族内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也是维护家族体制格局的必要手段，因此“礼”在商周王朝决定了上流社会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践履。而由礼所固化和规范的祭祀、祈福活动为世代中国人所传承，只是对象有所变化。祭天地依然如故，因为作为农耕民族，深知天地对于自身的关系有多大，“厚地高天”“天覆地载”，是时刻离不开的自然尊崇敬畏有加；先祖神灵不可改易，实应世代供奉，以显孝心亲情。供奉的其他神灵在民间则有不断扩大范围的趋势。民间对于能“御灾捍患”、功勋卓著或惠政及民的忠臣烈士、清官循吏，都予以奉祀祭奠，有的还列入国家祭典。正由于此，历代官民共祭或百姓私祀的神灵举不胜举。人们更把祭祀祈福和求庇活动发展成为热闹的社祭庙会和生动的迎神赛会，成为城乡共举的民俗活动。福文化由此深入民间，传扬于后世。

由于礼制的固化，三代贵族中，形成了家族固定的社会地位，产生了由血缘关系构成的“世官世禄”制。国家“官员”的职务世代传承，这种状况在商周时形成统治格局，维护王朝统治的长期稳定。商周时期“礼治”社会保持近千年，最终到春秋战国时期因“礼崩乐坏”而逐步消亡，后世代之以其他形式的官员选举制度。

可见，由祭祀而产生的礼制，本是祈福活动的产物，也是福文化的初始之源。正是在祈福活动中，王公贵族秉持“敬天法祖”的理念，以“神道设教”治民。他们对天地鬼神奉祀唯谨，旨在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上天所赐、祖宗所庇），其地位不容争议，也是无可改易的，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对王朝的“革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会受到天谴惩罚。

客家祭祖大典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礼制，到春秋战国时期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其时由于各个贵族势力发展壮大，一些低层次家族不甘于长期沉沦“下僚”，于是大胆“犯上作乱”，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功勋，争抢更高的职位，直至弑君篡位。这样的事例多了，便出现“天下鼎沸”“礼崩乐坏”的局面。周王室的权威荡然无存，“王纲解纽”，僭位作乱的事件层出不穷，真正出现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动荡局面。这时的“诗”已不再成为礼乐形态的基石，礼乐的仪式渐次淡化，儒者更多注意的是诗礼和诗意，并把它奉为宣传仁政、王道的经典，教授礼义的范本。孔子对王权的衰落和礼制的破坏痛心疾首，凄凄惶惶奔走于各国，竭力说服统治者“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意图恢复旧有的统治秩序。岂知社会潮流大势所趋，尊如圣人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唯有孔子、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德和“仁政”“王道”政治主张，为后人（包括后世统治者）所采纳或继承，用以经世治民。

礼源于祀，礼中循礼。古人认为，礼为事神致福，所以礼与福同源，这从许慎《说文解字》释“祭神致福”可知。二字左边同为“示”字，表明与祭祀有关 ；其右边一为“豊”、一为“畐”，表示祭品醴酒或供品珠玉。儒家重礼在于坚持尊卑秩序与人伦规范，认为这是保障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家国福祉所在。《荀子·礼论》曰：“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说明崇礼的实质是在向天地先祖君师祈福祉、求祯祥，因为尊祖隆礼都离不开祭祀。古人称“以礼治国”，其实是以礼制规范王朝秩序，维护政统，确保有序统治，借以巩固王权。因为礼的作用在于为治国立制，所以古人认为，“礼乃六经之本”。以礼经国治民，这种功能表明它在治国理政中居首要地位。另者，儒家认为，礼制体现君臣、父子之伦理大义，又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因此在庙堂之礼失去之后，只能从乡野之中去寻觅，这就是孔子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