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概论”专题·
15.法家论福祉
法家是战国时期影响力巨大的重要学派。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而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因主张以法治国，所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故称之为法家。经济上，法家主张废除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实施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家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家，更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他们注重思想学说的实际效用，也确实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 217 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商君书》，又称《商君》或《商子》，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可能还包括其后学）著作的汇编，着重论述商鞅在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商君书》仅在《定分》中出现一处“福”字，其文曰 ：“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其内容注重于以法令刑罚治理天下的论述，文中“避祸就福”是就一般意义上说的。
《商君书》，清光绪刻本
《韩非子》由后人辑录而成，书中有 29 处出现“福”字，如《存韩》中有“赵之福而秦之祸也”；《主道》篇中有“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十过》篇中有“负羁曰：吾闻之，有福不及，祸来连我”；《三守》篇中有“虽有贤良，逆者必有祸，而顺者必有福”及“鬻宠擅权，矫外以胜内，险言祸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恶”；《喻老》篇中有“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及“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安危》篇中有“二曰祸福随善恶”及“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上述《韩非子》所论“福”皆就一般意义上论祸福，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解老》篇（《解老》与《喻老》，皆为韩非子解读和阐释道家经典《老子》之名篇）中论福的重要段落：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故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韩非子》，清嘉庆刻本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妄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故谕人曰：“孰知其极。”
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今众人之不能至于其所欲至，故曰“迷”。众人之所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这里韩非子论福称，“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之谓福”，与《尚书》中所提到“五福”中的“长寿、富裕、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类似，而在论析如何保福远祸时，韩非子基于对《道德经》关于福祸相依的认知与理解，阐释祸福转化的道理，论及求福远祸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如 ：“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 ；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道譬诸若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 ；譬之若剑戟，愚人以行忿则祸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这些话独到而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对立面互相依存和转化的规律。韩非子提出，只有对“道”具有至为精微的哲理认识，才能“知祸福之所由来”而“务致其福”，否则致祸。韩非子还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缘道理”、遵“道德”而行，才能达到保福远祸的目的，而这一点又与他倡言的“道生法”的理论学说紧密相关。
《孙膑兵法》竹简，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
先秦诸子除上述的道家、墨家、法家之外，具有影响力的还有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方技家、杂家等，各家阐论的主旨、角度、方法各异，偶有涉及“福”的，如《孙膑兵法·兵失》篇中曰 ：“兵多悔，信疑者也。兵不能见福祸于未形，不知备者也。”儒家之外先秦诸子关于福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先秦诸子在使用“福”的概念时，基本上遵循初始的“五福”概念，多数侧重于追求美好的人生，所以健康、平安、长寿、富贵构成其基本内涵。
其二，对福的来源，多认为是由上天（上帝）、鬼神、祖先所降赐，或认为由敬奉天道而得庇佑。
其三，将对福的相关论析，纳入各家学说理论主张之中，成为其论说的佐证或辅助，因此多用祸福对举指陈利害。
其四，普遍将福与祸并列对举，指明利害，对福与祸作为对立面互相转化有了认识，具有较为深刻的辩证思想。
总而言之，先秦诸子对“福”的认识已从先前的祭祀祈求天地神赐降福祉，演进而为怀仁修德、克尽人事以致福，着眼于实际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推动了福文化思想的深化和实际运用，因而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进步，为后世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