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概论”专题·
09.《春秋左传》论福祉
据传，孔子根据鲁国史书记载删定而成《春秋》,以特殊的“春秋笔法”,用微言阐大义，寄寓了独特精辟的政治伦理思想。《春秋》是我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因为记述简约、行文疏质，后人致力于对其注释与延展，遂有“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出现。其中《左传》的影响最大，代表着先秦史学著作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钦定春秋左传》,清道光刻本
《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以《春秋》记事为纲，按照鲁国十二公的先后次序，将《春秋》中简短的文字记载，演绎为丰富完整的史事叙述，成为记载史料的皇皇巨著,展示出春秋时期风云激荡的社会画卷。《左传》记述各国的分合征伐、重大事件、众多人物和社会历史变迁，内容包括当时的礼仪规范、典章制度、风俗民情，乃至天文地理、历法律令、道德观念、神话歌谣等，保存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史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著作。《左传》作为儒家经典，其思想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左传》中也记载了丰富的关于福文化的思想内容。据统计，《左传》共约19万字，其中散见许多含“福”的词句，下文略举几例。
《左传·庄公四年》,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左传·僖公四年》,屈完对曰：“君惠微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左传·文公九年》,叔仲惠伯曰：“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左传·文公十二年》,宾答曰：“寡君愿微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
《左传·文公十二年》:“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左传·成公二年》:“吾子惠微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
《左传·成公十二年》,宾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赐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
清嘉庆帝楷书《咏左传·臧僖伯谏观鱼》
《左传·成公十六年》:“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若犹不弃，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左传·宣公十二年》:“微福于厉、宣、桓、武。”《左传·裹公二年》:“君子之请，诸侯之福也，岂唯寡君赖之。”
《左传·裹公十一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
以上词句中，“福”的含义，基本上属于古老原初意义上的天帝、神灵、祖先赐予和给予的福祉庇佑，其中，“徼福”意为祈福、求福，多指向前代的圣君明王祈求福佑。
《左传》中还有较多引用《诗经》中含“福”的诗句，如《左传·桓公六年》引《诗》“自求多福”。《左传·襄公二年》引《诗》“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左传·襄公七年》引《诗》“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左传·襄公十一年》引《诗》“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
《左传·桓公六年》载，随国大夫季梁谏止随侯，认为不可贸然追击伪装示弱来诱敌的楚师，此时，君臣之间有一段对话：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赢，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轻肥腑，染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腑’,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痰蠡也，谓其备脂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染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樘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季梁指出，单纯地致祭天地鬼神，并不能得到降福庇佑，只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使得“民和而神降之福”,这反映了当时贤智之士的民本思想。后来，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正体现了这种修政爱民、以民为本观念的积极影响。与此例十分类似的，是《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的一段对话：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
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清)傅山行书节录《左传》格言
齐鲁长勺之战前，曹刿自告奋勇请见鲁庄公并就战事展开讨论。曹刿就“何以战”的条件有针对性地进行论析，对鲁庄公向近侍施舍小恩惠、祭神贡品的诚实不欺的做法，都给予否定，“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而对庄公重视刑狱案件的审理这点，则认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这与前引《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谏止随侯的论析如出一辙，表现出当时一些贤者否定单纯靠虔诚祭祀天帝鬼神以徼福的思想，引申为必须从以民为本出发，实施惠政爱民才能获得福佑。从这一思想出发，结合史事实例加以“验证”,具有理性说服力。
《左传·僖公十三年》载，晋国饥荒，向秦国求借粮食。此前，晋国国君晋惠公已有背信弃义的行为，秦穆公与朝臣商议是否答应借粮，百里奚的回答是：“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最终听从了百里奚的建言，“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显然，百里奚“行道有福”的论说，体现了人文关怀，是值得赞许的徼福理念。《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对齐侯的一段解说：“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这也是将君王修德善治，使上下和顺无怨与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相联系的福德观进步的表现。再如，《左传·哀公元年》记载逢滑对陈怀公的谏言：“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则是直接将国君对待民众的态度，作为国家兴亡的前提，其进步性更加凸显。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闵子马的一段话，曰：“子无然!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倍下民可也。”这里提出了“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的经典论断，将福祉与个人的孝敬美德善行联系起来，指明福祸并非凭空而来，是与人的修为相关。这种观念，也是对福文化、福祉理论正面的扩延与补充，后来也被孟子吸收并加以发挥。
总之，《左传》中记载的与“福”相关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历时230年的春秋时代，《左传》既承继《诗经》福祉思想的精粹，又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关注人物命运和施政行为，如“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乐只君子，福禄攸同”“彼交匪敖，万福来求”“以洽百礼，降福孔偕”等，体现《左传》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中，赋予福文化以更新、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我们今天了解福文化观念、理论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