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福文化论坛”专题·

朱子理学对“福文化”义理观的时代诠释

邓晓君  刘  强

福文化之滥觞，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学派典籍《尚书·洪范九畴》，上古先贤夏禹提出的治国理政须遵循的九条基本原理成集，从说文解字的层面分析，“洪”是“大而正”的意思，“范”指的是模范、规则，“九畴”即是九种法则或经验；“洪范九畴”喻今即是“九种大法”，是君权与天命之征的基本原理，可见时人对“五福”之说的重视；对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治理文化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五福”是“九畴”之重要内容；“飨用五福”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1]以“五福”述义劝导古人趋良向善；与其对举的是“威用六殛”，借古人信鬼怕神的心理，阐述“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此“六殛”警示和劝诫人们切勿从恶。

春秋战国时期五行相胜（克）相生的思想，形成了“人—物—事”之间相互关联的模式，朴素分析内部结构孕育了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北宋以前儒者更重视五行畴，重点研究事物内部结构关系及其整体把握的思想，比较朴质，玄妙而政治蕴味不强。南宋后理学哲人亲睐皇极畴，“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2]，强调“五行”是实行封建王道政治和受命的理论依据，这时的“五福”述义，玄妙之趣荡然无存，而演绎成为“彝伦攸叙”为目的的政治哲学，在义理性质上已经与“飨用五福”民本思想大殊。

一、从“颖达之殇”到朱门理学“皇极解诂，九畴重释”

孔颖达以“大中至正”核心思想来概括“九畴”之“五福”述义，与《中庸》“从容中道”以及《论语》“允执厥中”之述，有相辅相成的“共议之道”。孔颖达的正义，在书经学上对南宋程朱理学立意述义方面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将“皇极”解读为“大中”，“邪即不至正”，“施教治民”的至正之道在于“君民当尽人伦之至”，君者“德崇礼纯”即“福寓民心”，成为南宋朱熹之前，述义“五福”哲学精髓之典。在孔颖达以“大中至正”述义“五福”的基础上，南宋著名理学家、闽学派儒学代表人物朱熹及朱门后学蔡沈、真德秀与黄道周等历代闽籍儒仕，对其重新进行了解读，在解说中摒弃了汉唐以来的烦琐考据，而注重于以浅明文字解经，立足于义理，问题重心置于本体论建构上，强调:"性即理"。"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朱熹对九畴与五福的哲学认知，“皇”为君，执政者秉权，“极”是对于畴的执行标准；孔颖达的“大中至正”只述义五福之效果没有解释“至正”的“性”“理”相通，从社会教育与社会治理的角度，强调“飨用五福”必须限制权力的滥用、经常性教育民众、法制的绝对公正、社会环境保持正气、驱逐社会邪恶恩威并重，“皇极解诂，九畴重释”,重新解构了整个洪范九畴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

二、朱子理学对福文化社会治理的义理的引申践履与认识局限刍议

朱熹认为《洪范》之述，通篇都是归从“皇极”上，言意即人君即为至极之标准，最为善矣；他指出“敛势，为福”，所谓敛聚五福，以谓建极（社会契约）之本，须敬五事，顺五行，厚八政，协五纪，以结裹箇“皇极”。事情之接，刚柔并济，达仕通人，处教合宜，“五福”即“体之于人”^[3]。朱子将“皇极”视作《洪范》之纲义，永居统领与中心地位，“五福”的主旨与实现均需围绕“皇权之极”展开，否则三纲五常失序，礼坏乐崩，“六殛”勿言。

首先，朱熹不同意孔颖达以“大中至正”核心思想来概括“九畴”之“五福”述义，特别是孔氏“皇极”为“大中”思想，朱熹专撰《皇极辩》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皇极本身并不能自然成为社会共识的标准，即使皇之威仪与严刑峻法也不足到也。统治者（执政者）只有按儒家思想修身正身，“志于道，据于德”，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目标。从儒家看来，一个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其政治抱负，具有强烈的入世责任与使命感，而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客。

其次，朱熹认为以“大中”解释皇极是不确切的，认为“中”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是最根本的所谓标准。反对“以中为极”是朱熹的根本社会治理立场。同时，朱子强调“立”此“至极之标准”，执政者必须要有“天下之纯德”，何谓“纯德”？寓于九畴，即执政者与民众的契约互动与权威共举。契约互动即是五福“敷锡”与“锡保”之辩证关系，朱子云“其（箕子）曰歙（聚集之意）时五福，用敷锡（通赐）厥庶民，则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极则，为五福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民也。”^[4]喻之“民复以此福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至极之标准也。”此外，朱子还阐述五福践履的逻辑关系，执政者应先“嚮（即慕）用五福”，先以福泽浸润天下，引导万民追求五福；后“威用六极”，即以法律与标准严肃惩治违法乱纪之能事，君民共循治国理政之法，共享太平盛世之福。

朱门历代闽籍名仕进一步强化了“极”与五福的辩证关系，认为“极者，福之本；福者，极之效；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在朱子补充遗著《书集传》中蔡沈解读了五福六极的基本内容；真德君引申了作为执政者，推行五福要“絮矩之道”，提倡公平公正与道德模范。执政者要“知微见著，居安思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逸、亲贤、奉先、仁静、有德，谓之儒学“圣经之格言，万世人主之药石”；明末闽籍大儒黄道周则通过自己践履抗清身死，佐证“名节果厉，九死不迥”的儒家“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经世入世，为朱门“宋明理学”造福述义划上知行合一的休止符。

从哲学知行述义和时代历史发展角度看，朱门理学对“福文化”义理的引申践履存在着认识的局限：如“五福”只能是执政者“锡民”的施舍，人民只能被动“飨用”；执政者必须“修己以安百姓”，统治者如“不修人伦”百姓只能甘受“六殛”勿言；倡举君民契约互动但又强调统治者须“威用六极”以镇人民；一方面警示统治者需“絮矩之道”，约束自省，另一方面为统治者的内敛而欢呼庆幸，漠视人民群众的造“福”能力。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和朱门“五福”之释在存在诸多义理之通，开辟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的学理研究领域。诚然，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去审视朱熹对《尚书·洪范九畴》“五福”述义，可能差强人意，这种差异既有一定的时空距离，也有立义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孕于迥异文化土壤、体现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原因，不能将这些差异一味视为“封建毒草，枯朽复活”，恰好相反，应该视为与民族历史跨时空、近距离的交流借鉴，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为指导，对朱门理学“五福”述义更加历史宏观、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以以古喻今的态度推动互补融合。

三、“混述”到 “合议”：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观衍进与朱门理学“福”文化的双向命题与趋同意识诠释

自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至华伊始，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必然地与代表中国传统治理意识与实践中枢朱门理学迎面相遇，不可避免受到深度渗透进中国人社会伦常色彩；从研究朱门理学的角度也不可无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社会革命、改造、治理的一系列接踵而至胜利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与朱门理学中国传统治理观在经历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与解析，在对于现代中国“福文化”的双向命题与趋同意识达成了哲学与社会学的认知共识与学理共解。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的早期探索者李大钊认为，朱门理学的社会治理“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5]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朱门理学适应中国几千年来不曾大变的封建小农业自然经济模式，“扮演着历史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但随着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确立，威权“九畴”必然瓦解，“五福”必定寻无所溯。“劳工社会”的新社会治理与伦理价值是社会经济基础变迁的必然结果，“五福”述义必然是描述“劳工神圣”的幸福生活。可能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的概念理解有一定偏差与原始，但分析的方式方法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受到左的思潮影响，许多自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与朱门理学作为两种绝对的排他性的根本对立意识形态，非此即彼有我无它，似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抛弃一切中国传统文化。社会革命在教条主义与不切实际的冒进失败中，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探索。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创者，他的思想必然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吸收了包括朱门理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6]值得说明的是，毛泽东不是两种社会治理意识的“清谈客”，不是“坐而论道”地诠释两者之联系；毛泽东高度重视对于社会的调查研究，注重从社会调查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其著作中极少见诸关于朱门理学的专门理论阐述，他的态度主要体现为“引而不发，按下不表”——无论怎么说，朱门理学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不再视为“洪水猛兽”，至少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谈笑间”的引经据典与以古喻今的素材，朱门理学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观双向命题的可观范畴。从人民革命到国家建设，从对苏照搬到自我创新，毛泽东对朱门理学在中国社会治理秩序文化上的肯定，充分说明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甚至他本人治国理政思想的影响；比如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就是受了朱门理学一贯倡导的“实”学精神影响，朱熹倡“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是”即“理”，指内在规律，所谓格物穷理而致知；“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且成为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追寻。邓小平深知朱熹之“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之哲理，放眼世界与未来，又立足当前，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邓小平“观书须宽心平易看，先见得大纲道理了，然后详究节目。”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用全局意识、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从此走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到此，随着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观的历史性衍进，朱门理学“五福”述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的双向命题与趋同意识诠释从“混述”结合为理论与实践的“合议”，“福如双至”神形兼备。

以今望古，如果说当代危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谓“幸福”生活的最大外在因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那么最大的内因则归咎于现代人与社会自身失序失调及精神与心理危机。当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之时，人的精神价值“幸福观”序求就应时而茁。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惨至“富贵不能乐业，贫穷难奈凄凉。”精神世界的某种荒芜已经客观上宣布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与现代化模式的“精神层面的死亡”；而千年回溯，朱熹倡“欲观万物自得意。”在封建时代，朱门理学众哲者远不及其他士大夫“权倾一时”的“平天下”成功，但面对各种社会不公与打击，并没有意气消沉，放浪形骸；而是从对“幸福”的理解中，感受到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乐趣。对于现实社会中的挫折苦难，始终保持的积极进取精神，但这种精神并不是中世纪西方修道士的自我救赎的痛苦坚持、顽强忍耐，而是自然而然也的达观、恬淡、快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隐于人市，寄身山水，与自然为一中感受自然之“人意之伦福”与“体悟个人仁心”。

诚然，我们必须看到，朱门理学“五福”述义主要是关于“人”（人的社会表现）生于天地之间如何立身处世的境界之学，或者说主要寓义于如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缺少对于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包括人自身发展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阐述；朱门理学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是建立在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客观实际之上，在“福”的“境与界”压制人欲和个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与朱门理学谓“福”的绝对分歧。

四、把握历史主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视域下对朱门理学“福文化”义理的时代诠释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尚书》云：“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儒家文化大多时间处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朱熹集孔孟以来儒学之大成创立朱子理学，对中国宋后时代启世深远、影响攸长；习近平总书记曾引朱子名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要求党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务必紧扣民心作为重要着力点。“社会治理”作为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理念，由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升级而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理念提升为社会治理理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必然；伴随着我国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社会领域问题也随之增加，如何亟待用科学方式方法稳妥解决，这是需要在很长发展阶段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审议发表重要讲话，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个“最终目的”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更是百年大党的初心所在。历史性的哲学命题一以贯之，一江春水奔腾于时代大潮，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新时代必须全面把握历史主动，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重新诠释朱门理学“福文化”义理的时代意义。

朱子强调 “皇极”为《洪范》之纲义，统领“五福”的主旨与实现围绕“皇权之极”展开，实现“飨用五福”必须首先强调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在新时代现阶段，实现把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幸福品质，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衍古至今，治理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与超级经济体量的大国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实现人民幸福，传播“福文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既保证具有坚强的组织保障，又可以很好地贯彻与落实党对于科学谋划社会发展的各项主张。

朱子强调“五福”“极之标准”；“寓于九畴的天下之纯德”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契约化，明确“五福”“敷锡”与“锡保”之辩证关系，共循社会治理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在新时代现阶段，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系统的总体谋划、顶层的精细设计、循序的科学渐进。一方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总体框架下进行全方位的顶层设计，确保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康庄大道前行；二是搞清楚当代社会治理的“敷锡”与“锡保”辩证关系，着力打造政府与社会科学合理的治理形式与体系，注重整体性与协同性，为共社会治理系统服务。

朱门闽籍名仕蔡沈强化“极”与“五福”的辩证关系，认为“极者，福之本；福者，极之效；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所言之即是将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作为重要取向。契合中国国情、具有独特优势，从而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奠定坚实的基础；必须始终把推动中国特色治理之制与把控之度的不可复制的优势效能作为重要价值取向，人民的幸福生活才能不断得到改善。

朱门历代闽籍名仕真德君认为执政者推行五福要“絮矩之道”，要“知微见著，居安思危”；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强调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实现人民幸福，我们党必须自醒自警，自我革命，自诊纠正，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密切关注“四风”新的动向表现与“回潮复燃”。

自始至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牢地把纪律挺在前面。实现全体人民幸福是中国哲者名仕千百年来心心念念在兹念兹的“人世大同”美好宿愿，也同样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夙夜在公最温暖的底色，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能否系统性提升，关键在于要始终坚持以全体人民整体幸福观为指引，实事求是，扬长避短；杜绝那些漠视“絮矩之道”，先施“威用六极”枉求“嚮用五福”，导致“九畴”山穷水尽的社会治理之谬，尊循“福文化”人民性的幸福观对新时代建构治理体系、调整治理方式所产生的历史与现实的意识影响。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一语双关的哲理名言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借鉴历史经验与先贤之述，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才能够真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群众才可以“聚五福”与“衍其福”；实现人民幸福安康这个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作者邓晓君系福建江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原理教研室，刘强系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讲师）

参考文献：

    [1]丁四新.论《尚书·洪范》福殛畴:手段、目的及其相关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20.

    [2]吴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25.

    [3][4]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20.

    [5]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87-8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23

  [7]习近平考察朱熹园谈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 [EB/OL].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2Q9dpjWy5Y,2021-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