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园 畅 想

张   茜

一

秋日周末的午后，我独自坐在福州西湖公园湖畔，秋蝉在头上的柳枝间鸣唱，似乎在做着谢幕前的告别。远处传来鹧鸪鸟雄鸡一般的啼叫，这叫声总是让我想起早已故去的小脚奶奶。那时年少而体弱多病的我，总是无力地靠在奶奶的怀里。奶奶静默少言，缓缓地摇着蒲扇，她的体香我至今还回味得起来。我和奶奶就坐在村口的老柳树底下，柳树的叶子退去青翠变成了墨绿色，有的甚至已经泛出淡淡的黄色。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我总想象着有什么传奇的故事会在那里边发生。

啪的一声，一条肥硕锦鲤鱼落在了我脚边，它拼命地弾跃起身子，我连忙把它推入湖里。身后古老的八角形建筑，是一处房子，窗门常年紧闭，它像谜一样困惑着我。我想象着这园子远古的主人王延钧，他是闽王王审知的儿子，接班称帝时，在湖滨辟池建水晶宫，造亭、台、楼、榭，并在王府与西湖之间辟出一条复道，便于他携后宫出来游玩，西湖那时就是闽王府的御花园。时过境迁，如今是我坐在这里。我可以在园子里随意游玩，可以划船，可以赏花，可以随意穿行于那十几棵遮天蔽日的百年重阳木下，或是抚摸树干，或是仰头发痴。粗壮古朴的树身上，附生的圆盖阴石蕨呈现出一番原始森林景象。蕨根长而横走，绿叶远望似羽毛翻飞，有人担心这些寄生蕨类会抢去树木的养分，最终将树木缠绕而死。殊不知，对于庞大而健壮的大乔木体系，附生蕨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有一定历史的公园绿地和湿润的小气候，才会衍生出这种独特的园林景观。

西湖公园的前身可追溯至一千七百多年前，当时它仅仅是一处用于灌溉的蓄水湖。那是晋太康三年（282年），首任晋安郡太守严高建设福州子城，在城区西北部卧龙山麓取土夯筑城墙，形成一片洼地。严高来自北方，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便引西北诸山之水注入，以灌溉农田。这在当时可是颇具规模的水利工程，又因湖在子城之西，便取名“西湖”。

到了唐末，西湖已经渐渐成为人们游览怡情的好去处。五代时，王延钧初增建筑景观。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南宋宗室、福州知州赵汝愚在湖上（今谢坪屿）建澄澜阁。明代的一些名人雅士集资在湖畔建草堂别墅。清道光八年（1828年），林则徐疏浚西湖，砌石护岸，重新修葺。1914，福建巡按使许世英把西湖正式辟为公园，归还于民。

但这还是晚了一步，因为中国的第一个公园在1905年已经诞生，它是由无锡的一些名流士绅倡议、集资，将城中原有的几个私家小花园整合改造而成。与众不同的是，该园自建立之初至今历经三朝百年，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收门票，也不针对任何人设立门槛。它改写了中国只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僧家园林的历史，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公花园”，也因此获得“华夏第一园”的美誉。无独有偶，公花园建成后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为公花园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当然，这是无锡人非常骄傲的一种说法。

福州西湖公园虽然没有公花园的传奇和荣耀，也比不上扬州瘦西湖的玲珑和精致，但历代文人名士对她恬静婉约的清丽赞誉有加。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一句“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让她赢得了“少女西施”的千古美誉。翻开明朝的《永乐大典》，全国36个古西湖，福州西湖公园位居第六。

因为职业和喜好的缘故，我非常痴迷于园内的植物和树木。植物是园林生命的构成要素，按照植物的季相演替和不同花期的特点创造园林时序景观，是中国园林植物配置的一大特点。植物之于建筑，犹如服装之于人的身体。园林植物配置就是运用自然界中的乔木、灌木、花草及地被植物等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与其他园林要素的有机组合，使之成为一幅既符合生物学特性又具有美学价值的生动画面。英国造园家克劳斯顿说：“园林设计归根结底是植物材料的设计，其目的就是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其他的内容只能在一个有植物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在中国四大名园里，拙政园的听雨轩、留听阁便是借助芭蕉、残荷在风吹雨打之时，产生的声响效果给人以艺术的感受；承德避暑山庄的“万鹤松风”，也是借风掠松林而发出的瑟瑟涛声而感染着人们……

福州西湖公园开化屿宛在堂前，那棵两米多高、三十多岁的“新年贺卡”树，是福州最大的枸骨树。虽然被园艺师修剪成圆球状，冠幅还是超过了五米。片片绿叶，形同戈戟，五个利角带刺，虎气生生，霸气十足。

难怪在英国，关于圣诞节的主要装饰材料枸骨枝叶，流传着一个有趣的说法：过圣诞节，采购花材时，如果是枸骨树枝叶先进家，来年家里男主人当家；如果是常春藤先进家，来年是女主人当家。当你仔细注意西方人的新年贺卡时，就会发现枸骨树出镜率最高。

公园的老职工告诉我，园内的这棵枸骨树，是1985年从一处拆迁的老宅院移植而来，一度长到四米多高，为了美观，园艺师把它修剪成了球状。

枸骨树四季常青，枝叶茂密，生长较快，是打造绿篱和刺篱的优良树种。我曾用手试过它的防穿越效果，结果被扎得嗷嗷直叫。

枸骨树还叫“鸟不宿”“老虎刺”“猫儿刺”，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生树种，后来才传至欧洲。花期四五月间，花序簇生叶腋，淡黄色，微小，清香；核果球形，直径八至十毫米，红色，鲜艳欲滴，果实成熟之时恰逢圣诞，所以被西方人称为“圣诞冬青”。

中国人选取枸骨树的老桩制作盆景，饶有风趣；采折果枝瓶插，经久不凋；甚至用作牛鼻栓，也是坚韧不断的好材料。关于它稀奇古怪的名字，《本草纲目》里这样说：此木肌白，如狗之骨，有良好的避孕效果。李时珍也说：“叶有五刺，如猫之形，故名。”

打开《中国地形图》，在莽莽昆仑山脉收住脚步的青藏高原东缘，又一座苍茫突兀的山岭拔地而起，集合起千山万岭，莽莽苍苍，逶迤东去，绵延一千六百多公里，将中国内陆分为南北两半。这条如奔腾巨龙般横亘在中国内陆中央的山岭，就是华夏文明的龙脉、“中华民族父亲山”、中国内陆南北自然分界岭——秦岭。在秦岭山脉关木场分布着一片树形壮观、枝叶繁茂的野生小叶枸骨树。

人类为了更为先进地生存，从山野积聚平地，最终形成市镇。又因渴念远古远离的原生地，而不辞劳苦地移树栽花，置景造园，以解乡愁之苦。福州西湖公园，承载着代代福州人的情感和脚步，它还是稠人广众、钢筋水泥丛林里的鲜活“绿肺”。

二

福州乌山历史风貌区，以前叫作“乌山公园”，现在是国家5A级风景区。地点就在市区内，可是它对于我确实闹了一回“灯下黑”。

我从1991年落脚福州至今，二十多年过去，曾经无数次与它擦肩而过，甚至有几次从园内急匆匆地穿行而过，却从未停下过浮躁的脚步，与它静静地对话，听她讲述从唐朝至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乌山素有“蓬莱仙境”和“刻在石头上的福州历史博物馆”之称，它保留着自唐到清约两百多处的摩崖题刻，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臻其妙，诗词、歌赋、传记、题记、游记文类齐全。那一天，因为采访任务，我走进了园子，惊讶之余，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如同掉进了历史、书法艺术的大墨缸，流连忘返、蹀躞徜徉、不能自拔。让我感动的是，历史上曾经有一位皇帝，逃难途经乌山，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停留数日，为的是仔细观摩某一位大书法家的摩崖题刻。古人，特别是皇帝对于书法艺术的酷爱，令我汗颜。我想，别说全国，就是居住在福州的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又有几人登上过这八十多米高的乌山，轻轻拨开遮盖的野草，细细品咂过这沉积千年的养分。

当一座漆成靛蓝色的木结构八角亭映入眼帘时，我先是被它与众不同的颜色吸引，再是“先薯亭”三个字将我的思绪带回六百多年前的明朝。

在明代万历年间，长乐商人陈振龙的商船因为躲避台风，在菲律宾吕宋岛抛锚。岛上遍地荒沙，却生长着一种长蔓青叶的爬藤植物，漫铺开来，宛如一片巨大的绿色地毯。他看到当地土著人从沙土里挖出一串粉红色、拳头大小的东西，吃得津津有味，连忙上前打听，那土著人却一个劲地直摇头。后来有位白发华侨老人走过来告诉他，当地土人把那植物球茎叫作“白薯”，我们华侨称“番薯”，能生吃，煮熟更好吃，味甜似糖。

陈振龙一听心中暗喜：“家乡长乐一带全是沙地，土质贫瘠，十年九旱。我将这宝贝带回国引种，乡亲们就不愁饿肚子了。”他向那老人深深地施了一礼道：“依伯，我想买几个尝尝。”

那老人似乎看穿了陈振龙的心思，他掘了根白薯递给他，唉声叹气道：“当地土人有规定，许吃不许带。开船前，番仔兵都要上船盘查。如果有发现，不但没收全船货物，连人也要关起来。”

陈振龙一听犯愁了：“这如何是好？”他咬了口白薯，又脆又甜，确实好吃。吃完一根，那老人又递给他三根。陈振龙又吃了一根，偷偷剩下两根带回船上。

是夜，正当陈振龙怀揣白薯欢喜进入梦乡之时，忽听岸上一片锣响，人声喧哗，一群番仔兵打着灯笼火把冲上船来。陈振龙急中生智，跑到船尾佯装出恭，狠狠心把白薯扔进了茫茫大海。

翌日，正当陈振龙痛心懊恼时，那位华侨老人送来一顶番薯藤斗笠，并悄悄告诉他，拆开番薯藤，编成船缆缠在船边混出港口带回国，秋后就会长出千万条番薯来。陈振龙双手捧着番薯藤，千恩万谢。那老人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不值得谢，我也是长乐人。家乡十年九旱，无法立足，只好跑到异国来谋生。”

陈振龙等商船驶出菲律宾港口，就立即把番薯藤浸入淡水中。天公作美，顺风船在海上走了五天六夜，终于把番薯种引回祖国。

第二年，长乐又闹春头旱，百日滴雨未下，插不下秧。而陈振龙父子试种的两亩沙地里却收获了一百多担番薯。第三年又逢大旱年，他帮助乡亲们广种番薯，顺利度过了荒年。闽县、侯官、连江、福清、永泰的农民闻讯后纷纷赶到长乐引种番薯，青藤绿叶迅速铺遍了八闽大地。后来家乡人给陈振龙父子送了一块“德政碑”匾额，并在福州乌石山上盖下了这座先薯亭。

夏日难得的凉风徐徐吹过，绿树、蓝天、白云的颜色纯净得如同用水洗过。时间不早了，园内的保安已经开始巡园，我从野马般驰骋的遐想中恍过神来，抬脚轻轻地离开了乌山的这片园子。

以后，我会常来这里的。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