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戴笠秘访陈独秀
陈独秀在重庆市江津县一个偏静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后四年的时光。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在这里好似夹在两坐大山之间苟延残喘，永远也找不到当年叱咤风云时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四年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四年。他看破红尘，但仍被特务监视，而且国民党还派出要员时时想拉拢他，欲使他成为反共工具或为反共服务。
陈独秀是在“七七事变”后，被国民政府作为政治犯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的。当时蒋介石就想拉拢他，欲委他为劳动部长，不想陈却大骂老蒋：“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他不共戴天。”当时陈独秀本想回到党内，但在延安的康生、王明污骂他是“汉奸”等，个性倔犟的陈独秀感到失望。1938年，南京、武汉、长沙相继被日军占领。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同大批难民一道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近郊江津县。这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基本上长年不离药物。
投入国民党阵营的张国焘到重庆后曾三次来江津见陈独秀。每次见面张都只言其他，而不敢言及政治，但张仍在语言上时时被陈独秀诘问得自讨没趣。当然，在这位过去的同志面前，陈独秀不免也发表了一些对延安的看法。第二年7月，张向蒋介石献媚，建议派国民党中的知名人士公开到江津访问陈独秀，然后将陈独秀的有关言论公开编印成册发行，这既有利于抗日救国，更是对延安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张还说，这比起我们的政治理论家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文章还要顶用得多。蒋介石先是对此未置可否，叫亲信戴笠、胡宗南考虑此事。戴、胡二人认为：张国焘黔驴技穷，是他打脱身的伎俩。他在委员长面前没有讨好的花样了，只好建议将共产党的开山鼻祖搬出，这既可自重，又可搪塞一段时间。于是胡、戴二人就向委员长建议将计就计。蒋同意此事后指示：慎重保密，不得扩播，胡、戴以私人身份前往。多疑的蒋介石最后还专门交代：“若他问起是否奉我令而来，可说报告过……”
胡宗南和戴笠进行了策划。早前康生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轻率地发表了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后，国民党《大公报》就刊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林庚白等九人为陈独秀辩护人的一封信。这九人中，除一人是大学校长外，其余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或中央立法委员、国防参议员等等。胡宗南和戴笠决定将《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贴成册，作为特殊见面礼带去，这正可为陈独秀大骂延安提供最好的材料。
临行前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宗南和戴笠想忽悠一下张国焘，请张国焘一同前往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张国焘满脸通红，连连推脱。他知道，若自己去，陈老头肯定会明白此事为自己所为，按陈的性格，他不被骂得狗血喷头才怪。
第二天早上，胡宗南、戴笠二人穿着青布长衫，雇了一条普通小火轮在重庆望龙门码头启程，溯江而上前往江津，两随员也是老百姓打扮。陈独秀这段时间没住在江津县城，是在白沙镇城郊骝马岗的石猪槽邓氏朋友家小住。胡、戴二人猜测：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政治代言人高语罕可能也在他身边。高语罕是胡、戴二人在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抗战后他在各种场合都为陈独秀代言。这人有点麻烦，此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嗅出点什么来，最后怕是弄巧成拙。于是胡、戴二人又在舱内商议，决定会见前通报还是用真名，考虑到胡宗南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是抗日将军，因而会见时多由胡说话，戴的身份可能会引起陈的反感，则少说……
中午时分，小火轮到了白沙天嘴码头。他们带着两瓶茅台酒、两条华福牌香烟、两包茶叶下船后，到市场转悠了一圈，买了几斤新鲜的水果，找了一个偏静的饭馆吃了中饭，同时向老板打探清楚了石猪槽的方位。考虑到天太热，陈可能午休，于是他们待到下午三点，才出发步行到离此并不远的蹓马岗上的石猪槽。
石猪槽是个小地名，开明望族邓家在这里修建了一栋很有川东民居特色的住宅。陈独秀一家就寄住在楼下的三间房屋里，住宅附近还有一所学校。胡宗南敲响了门，出来开门的果然是当年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胡、戴二人立即上前向老师鞠躬。高语罕虽已高度近视但很快就认出两人正是当年自己的学生、现在是蒋介石的大红人胡宗南和戴笠。他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且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他将两人让进客厅后，进里屋请出了陈独秀。
已经显得非常苍老的陈独秀终于出现在胡宗南和戴笠面前，高语罕夫妇在陈身边端茶递凳，忙上忙下。陈独秀问胡、戴二人：“是不是蒋先生关照你们来的？”胡宗南说：“我们来时报告过蒋先生，蒋先生听说你身体欠安，非常关心和牵挂。”陈独秀没有理会这话，隔会儿又问：“二位来是公干还是私干？”胡宗南见高语罕夫妇寸步不离陈独秀，就没有直接回答，起身将《大公报》剪报送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不久前无端被延安诬骂为吃日本人面粉的汉奸，但全国名流和我党精英都为您鸣不平。这是他们为您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和文章，真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啊……我们今天特来请教先生谈谈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拿过剪报只瞟了一眼，就放到桌上，他并没有一丝感谢的表情。却淡淡地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此遭诬陷之事，使我人身受到极大的攻击，虽经调解，至今仍未忘怀。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幸公道在人心，此等剪报，足可证明。我原准备向法院起诉，但见代为鸣不平的公启，也就作罢了……”胡宗南见陈独秀有了谈兴，趁机说道：“值兹二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两党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先生意下如何？”陈独秀想了想，还是说出这样的话来：“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戴笠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陈独秀见了，脑里“噔”的一下，他立即停下说话。这时，室内静默无声。陈独秀站起身来，在窄小的室内踱了一圈，喝了一口水后又说道：“不过，本人是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位对今天我的谈话，绝不能见诸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高语罕站起立即打圆场说：“不会的不会的，我的这两位学生是最尊重他人意愿的。”
情况发生急转，胡宗南和戴笠感觉有点手足无措。这时，陈独秀咳嗽了一声，高语罕的妻子是医生，很明白这事，她走过来说：“陈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胡、戴两人非常明白这话中有送客的意思，于是，两人站起，胡宗南向陈独秀说：“先生身体欠安，我们不便多打扰，我们先告辞。愿先生早日康复……”
在回重庆的路上，胡、戴两人总高兴不起来，送去的剪报这老头子翻都没翻一下，谈话还不能发表，真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两人直骂张国焘出了这个馊主意，回重庆后，戴笠立即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下令严加保密，不得张扬。
陈独秀不久就从白沙镇搬到了离江津县城约30里的鹤山坪石墙院，又过起了隐居式的生活。鹤山坪分上坪、中坪、下坪，石墙院的长生沟夹在两个山岭之间，孤苦的陈独秀常在沟内转悠，他是看破了“红尘”。1942年，陈独秀在石墙院为村邻杨宏勋和阙森荣两家各书写了李白的《山中问答》一诗的条幅：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陈独秀所书的《山中问答》一诗，也许正代表了他当时看破红尘的心境。只可惜杨家的条幅在解放后土改时失去。而阙家的条幅却暗藏较好，阙家于1982年将这条幅上交给江津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不久，县委党史办又代表阙家将此文物捐赠给了重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