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赴苏

倪良端

张学良

董健吾

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在长沙板仓一带坚持革命斗争，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就义于长沙。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前往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病逝，毛岸英和毛岸青被牧师董健吾收养。为了保护和培养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董健吾与张学良商量，并得到张学良资助，让毛氏两兄弟进入苏联。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开始了在莫斯科西郊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的学习与生活。

董健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时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牧师的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1月，受宋庆龄委托，携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前往陕北。由于大雪封山，道路阻塞，董健吾请求张学良帮助。张亲自驾车送董健吾到机场，并指派美国飞行员驾驶自己的座机将其送到延安。由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再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前往陕北。完成护送任务的董健吾来到西安，拜会了张学良。张学良挽留他在西安盘桓数日。一天，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自己却吃得没滋没味。原来，张学良十分喜爱的一对明代花瓶，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很是心疼。

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征得同意后，买了一套宋代彩瓷送给张学良。张学良夫妇爱不释手，非付重金不可。董健吾坚持不受，张学良甚是感激。

董健吾即将回上海时，张学良设家宴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还有什么要求。“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后又问：“有没有私人的要求？”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恳，即说：“我有三个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郑重地承诺：“照办。”

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董健吾接到李杜（辽宁义县人，1936年参加冯雪峰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帮助张学良联系中共，194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电话，得悉张学良已到沪，约第二天上午在某咖啡馆见面，履行在西安许下的送三个孩子赴苏联学习的诺言，并恰谈其他相关事宜。

李杜曾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时住上海宝鸡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白山黑水间苦难深重的父老兄弟姐妹。他多次派人潜回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一直要求前往苏联召集流落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看望李杜，一是设法帮助李杜尽快赴苏联收拾旧部，二是请李杜把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乐意接受张学良嘱托，带三个孩子前往苏联。

周恩来、邓颖超与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董健吾认为送毛泽东的儿子出国是件大事，不能擅自决定，即向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请示党中央获得同意，即派刘仲华（董健吾的单线联系人）与董健吾一道，面见张学良，商量三个孩子赴苏事宜。

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刘仲华在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一家法国咖啡馆与张学良、李杜会晤。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光临寒舍！”说着，将目光转向李杜：“最近，李杜将军要去苏联一趟。说去考察，实际是去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领回国。”张学良继续说：“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董先生和刘先生，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李杜接着说：“张先生托付之事，我一定尽责尽力！你们二位对旅途中可能遇到的麻烦，要尽量为我想到、提出，我们亦可先作些预测和应付策划。”

对张学良的安排和李杜的表态，董健吾和刘仲华都表示同意。四个大人为三个孩子出国途中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对处置预案作了设计。接着，张学良诚恳地说：“三个孩子出国的费用，由我负责。”随即，他将10万法郎支票交给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并为三个孩子出国做好准备。

几天后，董健吾租了部汽车，将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他的儿子董寿祺送到李杜家中。李杜在自住的丹麦式小洋楼里为三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放置了宽大的席梦思床，安排副官教孩子们如何吃西餐，教给他们途经和目的地国家的礼节……

上海党组织为更好地管护孩子，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随李杜出国，加强中共方面与张学良、李杜间的联系，承担管理孩子生活起居等方面琐事，也为了不过多干扰李杜的工作。

1936年7月初，化名王元华的李杜通过各种关系办妥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赴苏联考察。一行9人——李杜和李杜的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部属师长赵毅，杨承芳和三个孩子。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8月初抵法国马赛。旅途虽然艰辛，但孩子们都很高兴。

抵马赛后，他们即换乘火车去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签证遭拒。李杜多方了解得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当时国际形势紧张，苏联政府因不愿得罪日本，拒绝为李杜等签证。签不了证，李杜等只好滞留巴黎。历经数月，李杜等进退维艰。杨承芳趁此机会，组织三个孩子学习外语。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发行《救国时报》的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已经到巴黎数月，请苏联政府早日发出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赴苏。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无心逗留国外，也没有必要去苏联境内收罗旧部，即与杨承芳等将毛岸英、毛岸青送交苏联驻法领事馆，并与自苏联来护送毛氏兄弟的康生交接，然后返回上海。

1937年初，康生护送毛岸英、毛岸青来到莫斯科。当年14岁的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12岁的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开始了在苏联的生活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