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其人其事

宋志坚

柴 荣

柴荣，后周太祖郭威的内侄与养子。他继承郭威为帝，即后周世宗，也称柴世宗。柴荣胸有统一抱负，心怀天下庶民，文治武功，成为结束中唐以来两百余年割据动荡的关键人物，史称五代第一帝。

高平之战

北汉刘崇乘郭威离世柴荣即位之机，与契丹一起入侵中原，伏击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派遣穆令均率领的两千步骑后，乘胜进击潞州。在刘崇眼里，柴荣的分量显然不如郭威。对此，柴荣是明白的，所以要亲自前往抵御，群臣却说为帝不久，不宜轻易出动。他则说：“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其中“轻朕年少新立”一语，明说刘崇，也隐指群臣。

柴荣将兵力作了总体部署后，从大梁出发直驱潞州，两军遭遇高平，刘崇见周军少，满以为凭他的三万大军足以获胜，不听杨衮、王得中之谏顶风出战。柴荣“志气益锐”,将左路军、右路军和中军分别作了安排，就骑着战马临阵督战。后周军与北汉军未战几个回合，樊爱能、何徽引骑兵脱逃，右路军溃败，步兵千余人降于北汉。军势危急，柴荣临危不惧，带领亲兵冒着矢石奋力向前。宿卫将赵匡胤与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各将二千人进击，“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由此扭转战局。柴荣听从张永德之言，将樊爱能等叛将全部斩首，以此整肃军政，使“骄将惰卒始知所惧”。（《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高平之战后，后周兵北伐，原本只想“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进入汉境之后，“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也相继有投降后周的，柴荣始有“兼并之意”。但北汉的问题，又与契丹捆绑在一起，北汉从立国起，就像后晋那样以契丹为后盾，充当契丹的附庸。刘崇去世，契丹主册命刘承训为帝，更名刘钧，谓之“儿皇帝”。柴荣于是改变战略，诏令王彦超、韩通带将兵夫疏浚胡卢河，筑城于李晏口，命张藏英为沿边都指挥使募兵防范契丹入侵，使契丹军队不敢轻涉胡卢河，河南之民始得安宁。

柴荣常为唐僖宗后中原地域日益缩小而愤慨。高平之战后，不但对北汉始有“兼并之意”，而且“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并因此而得王朴进献的策论。

王朴认为：“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他所说的“中国”即中原，“失道”，包括“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此，中原要收回失地，必须先收回既失之道，如此“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王朴的策论，还提出收复中原失地之方略与顺序。其方略：先攻易攻取者，先扰其无备之处，备东扰西，备西扰东，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其顺序：先得江北（南唐)诸州，再取江南、岭南、巴蜀，南方既定，燕地易取，最后才来对付河东（北汉），他认为“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对于王朴之策论，柴荣“欣然纳之”。

整肃军政

对于柴荣来说，收复中原失地与整肃中原军政是交错进行的。

首先是整肃禁军之弊。因为“宿卫之士”即禁军的待遇优厚，想谋取禁军饭碗的人很多，不少都有官场背景，因而中唐以来历代均“务求姑息，不欲简阅”，造成许多弊端。致使失国失地。高平之战，柴荣“始知其弊”，下决心进行整肃，使“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柴荣整肃军队，优胜劣汰，重在精选。他曾对“侍臣”说：“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其次是整肃税赋。鉴于各朝征收粮食布帛，大多不等到收获、纺织完毕，如此征收赋税，增加百姓负担，显德四年十月，柴荣下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以此便利于民。显德五年七月，柴荣将唐代元稹的《均田图》赐予诸道官员，准备均定田赋，并派官吏巡行诸州，与地方官吏一起丈量土地，以田亩确定税赋。显德六年二月，开封府率先奏报征取租税的田地原为102000余顷，经丈量多出田地42000余顷。这些多出的田地，或许大多就是原先许诺“止输旧税”而“多种广耕”开发出来的。柴荣敕令减免租税38000顷。巡行诸州的官吏回来，所奏报多出的田地，减免租税的比例仿照开封府执行。

再次是整肃寺庙僧尼。有关敕令之要点，一是禁止私自营建寺院；二是禁止“私度僧尼”；三是禁止僧侣舍身（自杀）以及斩断手足、指上燃香、裸体挂灯、身带铁钳之类的自残行为。整肃寺庙僧尼与政事有关，因为寺庙过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僧尼过多，使有关家庭因为缺乏劳力而增加负担，整个社会增加赋税人的赋税额度；僧侣自杀自残，则是危害人之生命，惑乱社会风俗。敕令要求东京、西京以及各州每年都要编制僧侣名册，有死亡、返俗的都要随时注销。那一年天下寺院废除的有30336座，保存的仅2694座，不到百分之十。

与整肃寺庙僧尼有关的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当时有许多人将铜钱拿来铸造佛像以及其他器具。可以流通的钱币越来越少。柴荣敕令“集铜铸币”，铜铸佛像也是“集铜”的对象。或许是考虑到人们对此会有疑虑，以为这是对佛的冒犯，弄不好还会遭到报应，他对“侍臣”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资治通鉴·后周纪三》）柴荣此言有两层意思，一是将佛与佛像加以区别，认为佛像非佛；二是“以善道化人”之佛，甚至可以舍得以自己的头与目布施众生，他自己也一样，只要“可以济民”，就是需要献身，也在所不惜。

司马光对此评价很高，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资治通鉴·后周纪三》）

三征南唐

后周收复后蜀之秦州、凤州、阶州、成州之后，柴荣下诏：“用慰众情，免违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税征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诸色科徭，悉罢之。”（《资治通鉴·后周纪三》）也就是说，除了夏税、秋税，免除此四州之民先前承受的全部苛捐杂税。后周收复淮南诸州之后，废除南唐李璟政权不合理的赋役，凡事有不便于民者，均可委托州县官吏向上奏报。后周收纳楚地之后，柴荣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楚，“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全部罢免祸害百姓的贪官污吏，选择廉政清平的官吏为刺史县令。（《资治通鉴·后周纪四》）

先前周军进入北汉，日后周军进入南唐，都曾出现军队抢劫之事，使本来将周军当作王者之师欢迎的北汉南唐百姓顿生反感，柴荣得知后，立即采取措施，禁止抢劫，故“民皆感悦，争献刍粟”。淮南闹饥荒，柴荣命令把粮食借贷给百姓。有人说：“民贫，恐不能偿。”柴荣说：“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之解哉！安在责其必偿也！”（《资治通鉴·后周纪五》）

柴荣收复失地，大致按王朴所说的路径进行。但战局千变万化，并非都能事先预料的。例如，先得南唐诸州，就没有王朴说的那么容易。

南唐李氏政权的前身是杨行密的吴国，杨行密去世之后，由徐温执掌大权，后由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改名李晟称帝，改国号为南唐。李璟是第二代的南唐主，此公不像徐温与徐知诰那么励精图治，他秉性奢侈，亲近奸佞，导致朝政腐败，国力下降，却又听术士之言受近臣怂恿，痴迷于天子梦，并勾结契丹，联络后蜀，意在与后周争雄。

柴荣曾三次亲征南唐，第一次在显德三年（956年）一月，大败唐军，收复滁、扬、秦、光、舒、蕲六州，后因雨季来临班师回京，只留李重进军围攻寿州；鉴于“唐水军锐敏，周人无以敌之”，柴荣从寿春返回之后，在大梁城西汴水侧畔“造战舰数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战”；第二次在显德四年（957年）二月，攻破南唐援军紫金山寨，攻克寿州，消灭唐军四万人，获船舰数百艘。第三次在同年十一月，从大梁出发攻克濠州、涡口，所向披靡。此年十二月，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降，唐战船数百艘停泊洞口，唐兵退保清口。柴荣亲率大军水陆并行，从淮水北岸、淮水南岸和淮水之中进击并大破南唐兵，全歼在淮水之中的南唐战舰，直驱长江北岸。

南唐就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降于北周的。

南唐归降后，清源节度使留从效派遣使者入朝进贡，请求在京城设置进奏院，直属朝廷。留从效或许是以此向柴荣讨近乎并与南唐划清界限，但柴荣没有接受这个请求。他要留从效一如既往地侍奉南唐主，如此，留从效能“笃始终之义”，柴荣也能“尽柔远之宜”。柴荣还要南唐大臣钟谟转告南唐主“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以“为子孙计”。司马光因此点评：“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壹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民者也”，柴荣对南唐正是这样做的，“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司马光称此为“宏规大度”，并以为柴荣能有这种“宏规大度”，就因为他“兼爱兆民”。（《资治通鉴·后周纪五》）

南方基本平定之后，柴荣准备收复北部领土。他与赵匡胤、韩通、李重进等将领率军，水陆并行，所向披靡。到乾宁军，契丹刺史王洪举城降；到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晖举城降；到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降；此后，又有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瀛州刺史高彦晖等举城降。从此瓦桥关以南全部平定。柴荣欲取幽州，因身体不适而止，返回大梁，但仍有北伐的捷报频传。

可惜此后不久，柴荣病情加重，离世而去。

柴荣风华正茂之时，曾对自己人生作过规划：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谁知天不假年，他只活了三十八岁，即位五年半，他的未竟事业，就留待陈桥兵变后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去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