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与十九路军“闽变”

刘次宁

陈铭枢

马立峰

一、“淞沪抗战总指挥”的陈铭枢

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国民革命军第4军北伐，陈铭枢率第10师，与叶挺独立团一道攻占汀泗桥、贺胜桥。之后，该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总政部副主任。其间，他与蒋介石、邓演达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27年“4·12”反革命事变，国共分裂，陈铭枢盲从蒋介石；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他辞去军职从政，受命为广东省主席。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掌握军权的陈济棠与汪精卫合作，在广州另立中央，通电反蒋。此时，陈铭枢出走日本。后来，他对蒋介石独裁夺权野心有警觉，秘密回国，与邓演达、蔡元培等人组成第三势力。1931年7月，原第11军改编为第十九路军，蒋介石将兵权还给陈铭枢，要他“打回广东去”，实是调去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左派邓演达被蒋派杀害；痛失挚友的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全体官兵3 万余人，在赣州体育场庄严宣誓，表示要枪口一致对外。

1932年1月28日深夜，10万日本精兵从上海闸北向中国守军发起突然袭击。蒋光鼐、蔡廷锴分别急电陈铭枢、何应钦请示。陈铭枢说：“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做退后之辱也。” 在陈铭枢的授意下，十九路军对日英勇还击，团长张君蒿打响了“淞沪抗战”第一枪。

十九路军是陈铭枢多年训练出来的劲旅，蒋光鼐、蔡廷锴是其最得力部下，军中将士都是清一色的广东子弟兵。

在上海人民以及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支持下，十九路军竭尽全力抗击，击退多股日军，迫使敌方三易主帅。淞沪抗战打了一个多月，日方继续增兵，并假意与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背后则速调大规模的陆海空军增补上海。此时南京国民党当权者以为“和平有望”，反对十九路军再打下去。

冬天的上海寒冷异常。广东籍的十九路军粮衣不齐、前线战事天天吃紧，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补充又严重匮乏。陈铭枢向行政院长孙科、继任汪精卫，何应钦、复出的蒋介石多次请求增援、提议发动全民抗战。然而不见动静，惟有张治中将军率第5军将士，和戴戟率沪警大队来增援。十九路军终于在弹尽援绝，腹背受敌的困境中，不得不于3月4日挥泪撤离了上海，撤至二线。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5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损失惨重。

蔡廷锴

也就在这场淞沪抗战中，陈铭枢终于看清了蒋介石们消极抗日态度，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困惑不满。1932年夏，当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去福建“剿共”时，他即卸去所有职务，出国去了。

二、初交“红军”于福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学潮云涌，福州也不例外。中共中央派邓子恢、陶铸、曾志先后到福州，领导福州及周边地区工作。

1932 年1 月，陶铸就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在陶铸等组织下，福州学生成立“福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等外围组织，进一步掀起抗日反内战宣传热潮。当时我父亲刘浑生是“福建农林专科学校”学生代表，与“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联络员。其顶头上司”是同乡马立峰（福安人，当时是中共福安县委书记、后为“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2 年4 月29 日，“朱毛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城。5月，马立峰陪同陶铸回到福安，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初，马立峰在福安赴会途中遭“民团”逮捕，关押到福州省高等法院看守所。

1932年夏，十九路军入主福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处在激烈红白斗争中之福建。由于十九路军抗日名扬海外，福建人民对他们寄予厚望。因此，由菲律宾侨领发起，1932年7月7日-11日在香港九龙，召开“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救乡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欢迎十九路军。作为厦门代表的张圣才出席这场会议。

蒋光鼐

实际上，陈铭枢早在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进入福建的时候，就有个想法，即要在福建起事，如果十九路军和红军不能建立联盟，势必陷于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那就必败无疑。因此，必须和中共合作。

马立峰

1932年夏，陈铭枢刚到香港，即邀约梅龚彬（中共党员）长谈。梅见陈把最机密的“准备联合各派力量，组织独立政府，反蒋抗日”的计划全部告诉他，也就直言相告说:“红军是咫尺近邻，时间那么紧迫，无论粤桂参加与否，都应该首先考虑联合红军。”陈铭枢表示赞同。陈、梅商定后，就一同去向李济深请示，李完全赞同，随即派朱蕴山到上海与中共联络，但两次均无结果。于是便写信交陈公培带往福建给蔡廷锴，要他设法争取与前线的红军直接联系。

1933年7月，陈铭枢即由香港秘密到达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闽变计划的具体行动方案。

三、为抗日而联共反蒋

1933年7月7日，陈铭枢秘密到漳州视察，与厦鼓著名人士张圣才会面。张圣才表示：“只要是反蒋抗日，解救民族之危的，我都会全力支持。”陈铭枢大加赞赏，并指示由他负责厦门群众工作，利用自己的关系和社会基础，在厦门发动群众，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

不久，陈铭枢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会见张圣才。徐名鸿决定支持张圣才创办以抗日为主调的《厦门日报》，经费不够，由十九路军出钱帮忙。

陈铭枢还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去瑞金与中共中央会谈之事。因为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不深，蒋、蔡提议派徐名鸿领头，偕陈公培等前往瑞金。

1933年10月上旬，徐名鸿一行从龙岩出发到达瑞金。朱德、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并表示赞同红军和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进行合作。10月间，中共代表潘健行(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闽变”前夕，陈铭枢又派来两个人，一是厦大教授朱拔功，另一是厦大数学讲师王思亮。他们协助张圣才做民众运动，“闽变”发动的时候，厦门的民众大会就是这两人与张圣才一起组织的。

1933年11月20日，福州街道遍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卖国政府”、“实行工农解放”等标语，上午，各界群众近10万人（我父亲刘浑生也在其中），齐集南门公共体育场，“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开会，出席大会的领袖人物，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黄琪翔、章伯钧、戴戟、李章达、梅龚彬、余心清、胡秋原等。连平时低调的前“平民省长”萨镇冰，也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

大会宣布宗旨是:“站在革命的立场，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完成革命的要求”，一致主张打倒蒋介石、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权利，实行农工解放。其后，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余心清暂代)，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戴戟为军委会参谋团主任(黄琪翔暂代)，陈友仁为外交部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部长，彭泽湘为秘书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公敢为福建省省长。

当时“福建人民政府”宣称的一系列纲领和政策，说明它是一个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实行政治民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政府；张圣才在他创办的《厦门日报》头版头条，用醒目的大字刊登了这些消息。同时，集合各界民众团体数万人，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影响颇大。

十九路军与中共于"闽变"前有约要释放政治犯，马立峰即于12月7日出狱，

然而，在蒋介石派陈仪率重兵围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很快（53天）就失败了。接着，陈仪主政福建。

当十九路军被迫撤离福州时，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高层都坐飞机去香港。中层人物，或与组织失散，或无路可走；这时只有“活菩萨”尊号的萨镇冰，凭自己的人脉关系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军总司令的声望，前往马尾，动员陈绍宽所部海军网开一面，以数艘舰艇，让受阻的十九路军渡江南下。十九路军被迫撤离前，陈铭枢给高诚学200支德国驳壳枪，20箱子弹等军械物资，支持他到平潭打游击，继续反蒋抗日。

那时鼓浪屿外国人设了工部局，被称为“万国租界”。中国政府如果要抓人，没有领事团同意是不行的，张圣才花了很大力气安排十九路军在鼓浪屿避难者的住宿与伙食，替他们办理后勤事宜，联系去香港船只。当年由他直接照顾的有陈碧笙和其兄陈召锐，还有陈公培等。

陈公培在“闽变”时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他是省长。本来他应和蔡廷锴等髙官一起撤退，但因意见不和，跑到鼓浪屿找张圣才，一起住了三四个月后才去香港。

四、相互守望，直到抗日胜利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铭枢撤退去香港，表面上隐居山野、研究佛学；后赴欧洲、苏联游历考察，因抗日名气在外，临时受国民政府委派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1936年春，他与李济深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主要负责人，并创办《大众日报》。继续从事反蒋抗日爱国活动。

在重庆的陈铭枢、谭平山、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为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坚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2月在重庆举行“时事座谈会”。此后的聚会经常在陈铭枢家举行。大家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1943年9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的组织成立了。

1944 年5 月，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9 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简称“民盟”。1945年4 月，中共第七次全代会召开。提出建立‘民主建国统一战线”的号召。此时，“民联”、“民盟”成员就积极加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活动了。

1945年8月底，毛主席应蒋介石邀请率团抵重庆谈判，陈铭枢也在欢迎之列，补其当年在福建未能谋面之憾。陈铭枢还敬书条幅赠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