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化名人的“三不”情结

孙秀斌

“三”，是一个奇特有趣的数字，它衍生出许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词语，如约法三章、退避三舍、事不过三、三顾茅庐、三思而行等。其他耳熟能详的还有三字经、孟母三迁、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等。可见，中华文化中，三是一个不偏不倚，不多不少，恰如其分的数字。要不，民国的许多文化名人怎会对三字情有独钟，有着很深的情结呢？

1916年底，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了约束自己，他给自己订立“三不”原则，即不做官、不纳妾、不打麻将，时人称其为“三不主义”。蔡元培认为，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虽是由政府任命，但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因此有了第一条的“不做官”。其余两条，则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说。

清末民初，人们还是把读书受教育当成变相的科举，受教育成为竞相进入官场的垫脚石。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之所以先提出“不做官”，意在表明自己追求学术就是追求真理的态度。蔡先生言出必行，在当时有很高的社会声誉。

鲁迅先生酷爱读书，主张要有“不怕慢、不怕落后、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此外，鲁迅读书，还讲求“三性”，即目的性、灵活性、广泛性；讲究“三法”，即背诵法、抄写法、设问法。

历史学家陈寅恪勤于治学，著作等身，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成就很高。在学术研究中，他坚持“三不”原则，即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再讲。陈寅恪恪守上述原则，教书育人兢兢业业，从不敷衍塞责。有一年，只有一个学生上他的课，他依然认真备课，用心上课，还称这个学生为“先生”。陈寅恪因此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有学生送他写有“万世师表”几个大字的锦旗，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黄侃师从章太炎，对传统文学、经学、哲学等颇有研究。此公生性潇洒，办事认真，有名士风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有人称之为“三不来教授”。派头十足的黄侃，治学却颇为严谨。他的老师章太炎多次劝他著书立说，黄侃却不为所动，决心在五十岁前不著书。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自书写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娟初成好著书”，本想勉励黄侃开始著书立说，谁知黄侃却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去世。黄侃虽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却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钱钟书生性淡泊名利，有人曾想为他筹办一个庆祝活动，钱钟书断然谢绝，因为他“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钱钟书以此“三不愿”，表达了自己对不良风气的否定和批评。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有时又如圣人般睿智。他们有深厚的学问、桀骜的风骨，深谙世事又常有惊世骇俗的行为。他们的“三不”，留下耐人咀嚼回味的趣话。他们的许多言行，或启迪、或震撼着后人，永远值得追思与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