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岸王伯大 历史留美名
楚 欣
赤岸，因海岸山石呈赤色而得名，乃日本高僧空海和尚入唐求法遇险获救登陆之地。据考证，赤岸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比霞浦（温麻、长溪）建县的时间还要早。
孟夏时节，草木葱茏，鲜花盛开，走进这个闻名遐迩的地方，探寻宋代杰出人物王伯大曾经的踪迹。距县城仅6000米的赤岸，如今有9个自然村，在籍人口3000多，外来工大抵也这个数。多年来，经济蓬勃发展，村民生活节节攀高，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临近村头，但见一道近百米的古城墙被杂草所蔽掩，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再往前走，空海和尚入唐纪念堂庄严肃穆，传递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信息。但就建筑的规制而言，这里的王氏宗祠显得尤为壮观。
赤岸的王氏，为村里的大姓之一，据说其始祖是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后裔。祠堂里供奉着王氏祖宗的塑像，王伯大和他的嗣子王积翁、孙子王都中“一门三公”也位列其间。
王伯大，字幼学，号留耕，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父王万全，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当过青田县令，政绩颇佳。
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王伯大从小勤奋学习，饱读诗书，嘉定七年（1214年）登进士第，例授从事郎（从九品），不久出任主管户部架阁。由于才华出众，人品高尚，时任签书枢密院事郑昭先对其非常赏识，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他。
王伯大从政时间长，为官34年，迁官30多次，两度被罢去职务，三次遭降级。但他心胸豁达，坦然待之。总结其一生，可归纳如下几点：当官为民，多办实事；忠贞报国，勇于直谏；潜心研学，著述丰厚；留铭人间，泽及后世。
当官为民，多办实事
绍定五年（1232年），王伯大被提拔为江西临江军知军（注），主持一方事务。这一年，浙江、江西两省的主要产粮区（包括临江军一带）阴雨绵绵，持续数月之久，农作物大面积绝收，导致严重灾情发生。身为地方官，王伯大急民之所急，迅速组织力量投入抗灾。面对众多的灾民，他设立“荒政局”，亲自与一些有识之士探索总结出一套精准赈灾的办法。即摸清底细，清理户口，以饥荒程度将灾民划为四个等级，分别以红、黄、黑、白作标志，张榜公布，力求做到公正、周全。这一做法非常有效，拯救了众多濒于死亡边缘的灾民。老百姓感恩戴德，自发地编了民谣四处传颂：“红黄黑白环，甲乙丙丁户。若非王知军，饿杀人无数。”后来，王伯大调离临江，当地群众纷纷为他立生祠纪念，总计13处之多。诗坛领袖戴复古（自号石屏）时任福建邵武府学教授，听闻此事，也从邵武赶到临江，他亲眼看到救灾的过程，深受感动， 情不自禁地写诗称赞。
端平元年（1234年），王伯大知池州（今安徽贵池），前后三年，为民做了许多实事好事。诸如修缮池州城、疏浚护城河、为该州编写第一部地方志、主持重建与扩建了州学、推动各县学校创办、促进全州教育事业兴旺起来。
王伯大不仅努力为其任职地区的百姓服务，对老家的乡亲也很关心。有一年，赤岸旱灾严重，加之田陂年久失修，民苦有田无水，他听说后，即从自己的薪金中取出白银50两为倡导，委托长溪知县黄恪总揽截流引水工程，第二年竣工，受益农田千余亩，村民欣喜异常，特请王伯大的同科进士、通直郎林甄撰写《修赤岸营田陂记》，立碑纪念。
忠贞报国，勇于直谏
端平三年（1236年），王伯大受到理宗皇帝的青睐，召至朝廷，成为京官，先是任尚右郎官，几经升迁，直至宝谟阁、枢密副都承旨（从五品）。期间，他目睹朝政腐败，强邻侵逼，国家面临危亡，激起满腔救国热情，毅然向理宗皇帝呈上《极言逸欲败德等弊疏》。奏折中，他痛快淋漓、尖锐而详尽地抨击朝廷的政治弊端，直言不讳地对理宗说：“ 人主之患，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进而指出“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他还批评当政者所谓“举国皆忠臣，圣朝无阙事”的错误看法，希望皇帝能从用人、政事、宫闱等方面反躬自省，将过失报告于天下，“而不必曲为之回护”“务使蠢根悉拔，孽种不留”。其胆略与见识在当时的朝廷上下，堪称绝无仅有。
王伯大的奏折很快就传开来，并引起许多朝臣与文人的共鸣。他的好友王迈一口气写了10首同题诗《读王伯大承奏疏》予以支持，其中一首写道：“首疏明明点败笔，次篇字字比元龟。人中龙定子瞻是，殿上龙非安世谁。”宋理宗对王伯大的坦率批评与劝诫，表面上虽然接受，心里却害怕触怒权贵，于是将他外放婺州（今浙江金华）。之后，敢言的王伯大宦海沉浮不断，起起落落。淳祐八年（1248年），拜参知政事（副相，正二品），这是他从政以来的最高职务，然而就在同年，即遭到监察御史的无端弹劾，被贬知建宁府。对此，王伯大想得很开，写下《丹青阁》一诗，表达为国为民“安得闲身宿上方”的心迹。
潜心研学，著述丰厚
王伯大虽然长期奔走于政坛，但从不忘诗词写作与学术研究，且造诣颇深。文学上，他崇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对其诗文多有品评，尤其是赞同散文可以“随言长短”“垂教于民”的主张。他与同时代的文人（如刘克庄、戴复古、王迈）常有诗词唱和。他还是理学家朱熹的再传弟子，每到一地，就在当地学子中推广朱熹所著的《韩文考异》，并从中发现，朱熹《韩文考异》于本籍之外，别为卷帙，“音辩则旧所刊也，初读者未免求之音辩，质之校本既字不尽同，且音讹事多缺”，不便寻览，于是重为此书編次，删去《韩文考异》凡例，制定新凡例十二条。《别本韩文考异》（40卷）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多次刻行，并为他赢得了才名。除此，王伯大的著述还有不少，诸如《秋浦新志》（16卷），《救荒案》《赈民录》等。可以说，他在这个领域的贡献也值得称道。下面，谨抄录他写给戴复古的诗——《赠戴石屏》，以飨读者：
诗老相过鬓已星，吟魂未减昔年清。
挥毫不著尘埃语，尽把梅花巧琢成。
留铭人间，泽及后世
王伯大因年老体衰难以应付纷繁复杂的日常政务，从建宁府任上辞官回到赤岸，建了留耕堂。他在这里静心总结自己之前做人、做事、做官的心得体会，认为人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于自己，而应保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他因此写出了《四留铭》（亦称留耕铭、留耕堂铭、四留堂铭、留余铭），悬挂于堂上，作为家训，时时提醒子孙后代为人处世要“留余”。
四留铭
宝祐元年（1253年）七月，王伯大辞世，享年65岁，葬于今霞浦牙城镇雉溪村。宋理宗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并赐予谥号“忠文”。
王伯大的《四留铭》，是一份丰厚的文化精神遗产， 全文如下：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意思是，留着的那些没耗完的才智，还给大自然；留着的那些没花完的钱财，还给老百姓；留着的那些没用完的俸禄，还给朝廷；留着的那些没用完的福气，还给子孙。总之，王伯大表示，他要把身上留着的一切都交出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离开人世。《四留铭》充分反映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教益。
贤哉，王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