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理学家教育家余潜士

余则镜

余潜士

余潜士(1784—1851年)，字时缵，号耕村，福建省永泰县人，晚清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被称为“闽道学之宗”。

坚守内行自饬的读书准则

余潜士出身贫寒。少时到福州读书，20岁毅然回乡独往大洋高盖山，深居水帘石室，发愤苦读程朱之学4年。他把读书学习当作“为学立身之本”，“如饭当吃，一日不可缺”。家里“务本堂”拥书千余卷，他读遍宋儒诸文集、语录，“乃觉理义之悦心，胜于刍豢之悦口”。他崇尚“知恬相养”，努力提升致虚守静的读书境界。

儒家把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看作人生价值的最高表现，余潜士在《困学迩言初稿》中写道：“立德不必务难显奇”,只要善事父母兄长,坚持迁善改过，德可日崇；“立功不必尽致”，只要心存立达，多办有益于他人之事，功可渐成；“立言不必注六经、衍太极”但需言行一致。

余潜士一生淡泊利禄，“不专治制科业”。在他看来，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科举入仕，穷理修身比科举功名更为重要。1821年，朝廷诏举孝廉方正，永福知县和乡绅一致推举余潜士，他却以母病为由决不赴考。他在鳌峰书院教书时，一府官见其才学过人，赠予一幅唐伯虎画，嘱他将画送京中一官员，以获取功名。他不屑这样做，把画放在家中。42岁时，靠自己的努力，被举拔贡第一，次年入京朝考，授职州判。60岁乡试中举，次年入京礼部试未第，仍返榕城教书。

传承闽学

24岁那年，余潜士以优异成绩入读福州鳌峰书院，曾为著名理学家陈寿棋的门生，后来成为书院教师。在校期间，坚定理学信念，成就理学研究，为闽道学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

瑞香寺

当时，汪稼门总督想提振理学研习风气，令余潜士将《读小学》七律二首，悬挂于鳌峰书院的鉴亭内，并告示学生，“有能熟读《小学》而抒为论者，列上考”。余潜士聘入业书院内舍，助辑《小学》纂注。一时旧刻坊本、新翻注纂纷纷出版。鳌峰书院吴贤湘监院对此深有感触，曾赠诗曰：“味众所不味，能人之难能”。这件事在当时学界颇有影响，被称为“旷世之盛事”。

余潜士是“方学而言仕”积极鼓吹者。在《居官臆测》及《姑留稿》第5卷中部分文章中，他多角度论述治国理政得失，倾注儒家“平天下”之情怀。他主张“德政”“实政”，认为“居官之本在仁心”，“居官先有为国为民之心，而后本立”，主张治国须“察吏安民”，认为“民者，国之本也；吏者，民之率也”，并提出“廉吏、循吏、能吏”三种察吏之法。还提出了许多为官用人之道，如“赏善罚恶，进贤退不肖”、“察吏之人先出于公平正直，则正一己，以正百官”。这些见解切中时弊，且富有可操作性。

德育为本，创新教学

余潜士从29岁开始当教师，先后在家乡辅弼私塾、福州高氏塾馆、鳌峰书院、寿泉精舍等地执教30余年，以学问渊博的“教书先生”著称于民间。

余潜士敢于打破常规办学，主动回应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他认为“科举窄途也，得其售者几稀。不授以实用之学，学子皓首穷经，若不能登第，辄不能以他业谋生，值成一识字之废人耳。”因此，教学不能把举科应试文体作为唯一任务，必须增加天文、地理、珠算等知识和技能的授课内容。这个主张颇受民众欢迎。余潜士对贫寒子弟更为关照，遇到家庭贫困的学生，可以欠学费，甚至不交学费，还可以用蔬菜抵数。他这样做，既提高学生入学率，又减轻学生家长经济负担。

余潜士倡导“次序层级”教学法，把德育贯穿始终。他在《学规浅说》一文中指出：“德行,本也;文艺,末也”。认为教学应“先辨其程途，端其趋向”，学子的志向正确，才能发愤读书。他主张把德育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创造性地提出“学之全功”的四个“次序层级”：一是敦伦纪。这是修身励行根本，须先立。二是循礼法。这是读书人的气象，须规矩。三是读经书。这是教人为善去恶之方，须坚持。四是学诗文。为此，他以德为先，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同学生订立了“八勉八戒”规约，让师生共同遵守。

努力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是余潜士一生的追求。他常对教师同行说：“授人一滴水，自己先得备有一桶。”做一名称职教师，要奉行“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之旨，多读书学习，增加知识积累，终老手不释书。他自己这样说，也这样做，不仅研学六经四书，练就琴棋书画，还认真学习当代经济、政治、时事等，甚至还写过劝导养蚕栽桑的文章，在教师中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传家风，易风俗

余潜士秉承朱子治家齐家的理念，重视良好家风的传承。他将童养媳张瑞贞视如己出，怀膝授课，6岁就馆读书，8岁开笔作文。15岁开始，余潜土授予古琴技艺，三年后张瑞贞能独自打谱，能弹《胡笳十八拍》之类大曲。16岁时余潜士举荐其在永泰私塾设馆课徒。她在相夫教子的同时教学写文作诗，并开始尝试著书，著有《村塾管窥编》，论学子开蒙及相关课业，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女塾师。余潜士临终前叮嘱张瑞贞主管家政，主持整理其著作。

余潜士生前为其家族订立了“耕读以传家，修身以济世”的祖训。张瑞贞遵祖训，于1854年永泰发生大饥荒期间，率众子侄辈设粥厂施赈40余天，官府颁“积善人家”匾以为嘉奖。1877年，永泰又遇大饥荒，张瑞贞再次开仓放粮。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87岁的张瑞贞得知后致书长子圣浚，表示“如有必要，官巷余宅，可鬻之以解国难”，并率先拿出自己全部私房，举全家之力捐出白银500余两。清朝廷封赐其“从七品敕命夫人”，世称“张太君”。

余潜士之子余承善，经商致富，支持妻子张瑞贞从事慈善活动，修桥铺路，办学救灾，乡人称之为“余善人”。

余潜士还积极参与社会教化敦励风俗实践。他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介入一些群体性民事纠纷案的调解，化解矛盾，安定民心。乡人凡有争执，都请他主持公道，平息诉讼。为了倡导民众集资兴建公益事业，改善乡邻关系，他亲自动笔为乡民订立《保甲乡约》《禁盗乡约》，引导乡民自律自治，匡正乡风民风。他还常给良家寿者作序祝贺，为名祠名居撰联颂赞，宣扬忠孝仁义传统美德。一时，所在地区风清气正，一片祥和。

道学宗师，名留青史

余潜士于咸丰元年（1851年）8月在故里逝世，时年68岁。是年，朝廷特赐余潜士为进士，授文林郎。

咸丰二年（1852年），翰林院前任编修魏敬中与在任编修林汝舟，领169位同乡官绅联名向朝廷奏报余潜士学行，称他“专崇正学，因仁义道德之藩篱；潜读深山，奉濂洛关闽为圭臬”。赞颂其“士品克完，人言无间”，“堪为一代之师资，而允树千秋之人望”。咸丰四年（1854年），朝廷准予余潜士入祀乡贤祠，并配祀孔庙，春秋官祭。

2011年，余潜士的遗作《耕邨全集》被列为福建文史丛书，《余潜士全集》也点校出版面世，为后世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余潜士读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