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葆桢诞辰200周年·
从善处江西教案到尊重台湾民众信仰
沈丹昆
由林飞和许毅青两先生主编的《船政与台湾》画冊2013年6月出版, 书中第52至53页刊有两张建于1861年台湾屏东县四道溪天主教万金圣堂照片。注明: “1875年1月, 同治皇帝准沈葆桢奏请，特亲赐‘奉旨’照准圣石, 镶于万金圣堂正面上方，自此官兵路过必下马行礼”。(沈葆桢)“ 认为教会可以敦风砺俗, 消弭种族岐见，奏请保障天主教自由传教的权利，同治皇帝亲赐‘奉旨’照准圣石。”
在这之前的2008年笔者就收到美籍华人姑母沈师增教授和姑父顾德隆教授惠赠书籍《天主教台湾开教史》(由台湾天主教高雄教区福传150年委员会2008年编印), 其中对沈葆桢保护万金圣堂事迹的记载, 与《船政与台湾》画冊完全一致, 书中第49页还记载了: “大清同治皇帝纳奏, 亲赐照准‘奉旨’和‘天主堂’两块圣石, 命沈葆桢亲笔以剞石, 择期送予万金教会。沈氏于次年1875年(光绪元年)三月廿五日第二次莅台时, 亲自送予万金圣堂, 悬嵌在圣堂玄关, 从此官兵路经堂前, 皆见‘奉旨’如君临, 务必下马凭礼, 百年传为佳话。沈氏也会同闽省督抚，奏请皇上追谧明朝遗臣郑成功的忠耿及开台功业, 以之顺舆情, 平民心, 振忠义, 励民俗。所以光绪元年奉旨建延平郡王祠, 祠名字迹, 以及安平的亿载金城、万流砥柱等石碑, 皆出自沈大臣之手笔。” 姑母沈师增教授和姑父顾德隆教授均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为了考察先祖沈文肃公尊重天主教事迹, 还万里迢迢从美国来到台湾万金圣堂参访, 他们的执着和认真令我感动。
笔者很钦佩船政文化专家陈道章先生研究成果《沈葆桢善处两江教案》, 2013年7月27日陈道章先生惠赠我包括王文杰先生著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1947年版)在内的珍贵藏书三十多册, 不少是他撰写《沈葆桢善处两江教案》时的参考书, 鼓励我利用这些书籍深入研究沈文肃公。
（一）从唐朝至清初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基督教是世界上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之一。基督教是以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新教(Protestant churches另一译法为Protestantism)、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y另一译法为the Eastern Church)、基督教马龙派等等统称基督教。但中文中“基督教”往往特指新教（又俗称“耶稣教”）。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和基督教马龙派的统称一般用“基督宗教”这个词。但在本文词条中，“基督教”指“基督宗教”，即总称，而不是新教。至21世纪初（2006年）基督教在全世界约有10亿信徒，为拥有信徒最多的宗教之一，以亚洲、非洲的信徒的发展最快。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特点是宣传博爱、人人平等。
初次传到中国的基督教是唐时的景教, 但自明初至万历初年, 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是一段大空白。16世纪初东西新航路发现, 欧亚交通便利, 于是明末清初东来的耶稣会教士日多一日，其人数之众多, 可谓空前。利马窦最先来, 他居广东二十年, 先后在澳门等地传教,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到北京去, 把神像及时钟献给明神宗, 又草绘一张世界大地图以献，他得到政府的薪俸, 极受明神宗及朝廷各大臣优待, 北京也设有天主堂, 此后自万历末年起至天启崇祯年间, 耶稣会教士接踵而至, 如庞迪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各、艾儒略、汤若望等人，都是这一时期来的。他们在中国传教的成绩很好，据说明末天主教徒已有数千人，这并不是缘于当时中国人很了解基督教义, 也不是政府官员特别热心信教, 只因：一是传教士往往留华多年, 甚至死在中国, 生活习惯一依华俗, 如利马窦学华语、穿华服、改姓名为利西泰, 尽量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 以便传教；二是在教义方面他们也尽量迎合中国社会的礼俗, 如以中国的“天”比附“上帝”, 以“敬祖”为报本, “祭孔”为纪念先贤, 与迷信偶像不同, 故中国士民做了基督教徒, 同时仍然可以崇拜祖先奉祀孔子及礼祭天神, 毫未感到基督教是应加排斥的外来宗教；三是耶稣会教士多半受过良好教育, 科学素养相当深, 天文、历算、地理、物理、生物等科学由他们介绍到中国来, 使当时科学落后的中国惊叹之余, 不胜敬服，上自皇帝下至政府大吏、社会士绅都非常仰慕, 如徐光启与利马窦过从甚密, 也成为虔诚天主教徒, 至今上海南丹路徐光启墓前仍矗立高大的石质十字架。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等政府官员与外国教士合译或分撰的科学书籍不下百数十种, 一时教士声望大增, 因此他们所传的宗教, 也不会十分受人怀疑或轻视；四是明朝通用的大统历是来自元朝的回回历(即元郭守敬之授时历)比起西历, 不很精确, 这需要耶稣会教士来修正。利马窦、汤若望等先后皆受明政府重用, 参予修历的事情。有的教士又曾制造大炮，这是当时抵御满清的有力武器。明天启至清崇祯年间，毕方济、阳玛诺、罗如望、汤若望都先后替明朝制造大炮, 教士受政府这样倚重, 传教自然比较顺利了。
到了清朝, 上述四种原因并未消灭，教士亦不断东来, 传教工作仍顺利进行。康熙皇帝本身对科学甚感兴趣, 于天文历算尤有研究，许多精通历算等科学的耶稣会教士如南怀仁、徐日昇、白晋、张诚等人奉召在南书房轮日进讲。而张诚、徐日昇当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 还充当中方参谋。又有9位教士于康熙年间根据多年的天文观察、三角测量和丈量, 绘成了头一个应用新法绘制的中国新地图----皇輿一览图。在历法方面, 汤若望、南怀仁先后供职北京钦天监, 前者从1645年起连续工作20年之久, 后者则替新设立的观象台添置了许多新仪器。为了征讨吴三桂, 康熙帝命南怀仁、徐日昇等制造“神威炮”320门。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亲征葛尔丹, 又命南怀仁、白晋等随征, 负责战事的炮术方面。由于清初耶稣会教士有这样多的貢献, 所以康熙三十一年下令准许教士自由传教。此时江南及广东一带共有教堂百余所, 单这两处教徒已达12万人。
（二）简剖近代教案的起因
前述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用尽量迎合中国社会的礼俗, 如以中国的“天”比附“上帝”, 以“敬祖”为报本, “祭孔”为纪念先贤来传教。却遭到西洋旧教中反对派激烈指斥。他们以为允许中国教民祭天祀孔敬祖, 无异崇拜偶像，于是1704年罗马教皇下令禁止中国教徒“祀天拜祖”, 这下可激怒了康熙皇帝, 下令不守利玛窦传教方法的教士都要回国，这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一个大挫折。雍正时,情势愈弄愈坏, 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4年教禁才解除。
当时各省督抚大员不少出身儒生, 靠镇压太平军起家, 平素本已不满“洋教”, 而太平天国“上帝会”神神秘秘的教义又似乎出自“洋教”。兹引曾国藩、李鸿章、陸建瀛等人对基督教之评论如下，曾、李是当时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 同时又是典型的士大夫, 看了下文, 那末当时一般士大夫对基督教之观感, 便不难想像而知了。
同治六年(1867年)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折:“……查天主教之始专以财利飴人, 近日外国教士贫穷者多, 彼之利有所不给, 则其说亦将不信, 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 而佛教渐兴, 佛教兴于印度，今日之印度则多回教而反疏佛教，天主教兴于泰西, 而今日之泰西则另立耶稣教而又改天主教, 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 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 若使中国修政齐俗, 礼教昌明, 虽百计开拓, 亦终鲜尊信之者。”
同治六年(1867年)湖广总督李鸿章奏折:“……自天主教弛教以来, 各省多毀堂阻教之案, 足见民心士气之尚可恃, 而邪教不能以惑众也。”
又:两江总督陸建瀛、江苏巡抚傅绳勋1850年奏折:“……上海洋泾滨地方有该夷所建天主堂一所, 为群夷聚居之处, 中有十字大樑, 樑下有一高台, 上供十字架及耶稣木偶, 每逢礼拜之日, 各国夷人俱齐集听经, 五月十四日(1850年6月23日)未时, 疾雨迅雷, 将十字大樑及高台十字架木偶全行击毁, 并其所藏火药全行漂失。臣等查该夷终日戴天履地, 而不知天地之高厚, 其所尊礼者惟此十字架与木偶, 甚欲诱我愚民, 援入彼教, 其居心大不可问, 今天威震怒, 诛其所尊, 洵足褫奸夷之魄而破愚民之惑, 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有以感召, 臣等欣幸之余, 更深寅畏。”
由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 对“洋教”不甚了解, 简单化一概斥之为异端邪说。民间也对“洋教”疑团莫解, 误会丛生。例如扬州教会办的医院解剖死胎时把它浸在酒精中, 被人看见, 谣传教会剖孕妇之腹, 取胎儿制药。天主教办的育婴堂收容婴幼儿, 对垂死小孩也施加洗礼，民间却谣传教堂迷拐幼童, 挖眼剖心, 用以制药。由于中西文化矛盾冲突, 中国农业经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排斥, 上自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等下至多数士大夫， 都对“洋教”的漠然无知,。加上某些传教士骄橫跋扈, 都加深了朝野对“洋教”的反感, 相当多的民众的情绪处于被抑制的状态, 甚至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有学者称反教运动就是由不平等条约激起的一种逆反行动。1862年南昌、1868年扬州、1870年天津诸地反教运动的曝发就不奇怪了。每次教案几乎都有教堂被毀、教士教民与非教民被杀等恶性后果发生, 对社会安定造成极大损害。
（三）沈葆桢江西巡抚任上和两江总督任上妥善处理教案
沈葆桢江西巡抚任上遇到了南昌教案, 在两江总督任上遇到了安徽建平教案, 经过他妥善处理都平安渡过。可以从直接检阅《沈文肃公政书》中看到沈葆桢处理教案时的心路历程。
沈葆桢逝世后, 江苏巡抚吳元炳清光绪五年（1875年）十一月廿四日奏折言: “……兹将沈葆桢历年贤劳, 就臣所深知灼见者, 敬为我皇太后皇上缕目折陈之。……军务倥偬之时, 适有法国教堂被毀一案。沈葆桢以事由公愤, 遍访不得主名, 自请严议。其深思远虑, 维持调护之苦心, 于此可见。尝言:‘吏治之与兵事, 相倚伏者也。吏治不饬，则乱源不塞, 兵端不息。’……每夕至四鼓不休。是以去任之日, 泣送者相属于道。士戴民怀, 至今未沫。”
检阅《沈文肃公政书》, 两桩教案都有记载，南昌教案沈葆桢有四个奏折。
一是《查明教堂被毀, 自请严议折》(同治元年五月十二日)“ 奏为查明教堂被毀衅由, 微臣不能先事预防, 滋事人犯日久无获, 请旨交部严加议处。江西省城法国教堂被人折毀, 传教士罗安当已先期他往, 尚无抢物伤人情事。
据南昌知府王必达等稟称, 罗安当到江未及三月, 既无強人入教之事, 亦无派费爭执之端; 况经地方官迭次示谕绅民, 各宜推诚相诚, 何致怨毒如是之深, 聚众如是之速, 不期而集, 将教堂拆毁无遗？随细访街邻, 密询地保, 据称: 该教士初到, 带有女孩十余口, 续又自饶州带到男女婴孩十余名口, 分住省城内外, 不许外人进堂。查法国传教条款本无教堂养育幼孩明文, 且所收幼孩女多男少, 自五六岁至十一二岁不等, 亦无怀抱乳哺者, 绅民不能无疑。适见湖南公檄中采生折割等语, 以为收买有因, 形踪叵测。正值院试, 生童云集, 有欲向堂内认识女孩，设法取赎者, 教堂坚执不允。一时观看多人, 汹汹不服, 遂启此衅。嗣有绅士夏姓检获血膏一块, 状如山楂糕; 又有铜管一具, 长约三四寸。众口哄传, 以为血膏系熬炼精血而成; 铜管乃挖取眼睛所用。事无佐证, 语甚不经。又据安义人陈福检呈骨殖一包, 计十五件, 讯系在教堂后园拾获。查看教堂后园, 系属空地, 历年守城兵勇时有伤亡, 难保无骼胔暴露。随饬仵作如法蒸检, 既无伤痕, 亦非孩提之骨。众目共睹, 舆论可以释然。惟血膏铜管, 愚民传播，甚骇见闻。请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国公使, 查明血膏实系何物, 铜管实系何器？以释绅民之疑, 而固中外之好。至堂内收养婴孩男女二十四名口, 养妇二口, 经该府县陆续招集安置公所妥为抚养。
盖缘愚民因疑生愤, 万众同心, 当时不暇致详, 群相附和, 一闻访拿, 非但滋事真犯畏罪缄默, 虽在场旁观之人, 亦无由知何人起意何人下手。故日来诱之以利, 怵之以威, 百计推示, 终无端绪。若使捕风捉影, 文致成招，只图罪有攸归将就塞责, 非惟小民含冤莫诉, 上负皇仁, 抑亦非法国行教劝人为善之初意。惟臣身任疆寄, 于关系中外大局, 事前既疏于防范, 而滋事之犯日久未能访获, 办理不善, 咎实难辞。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 以昭儆戒。”
在这奏折之后沈葆桢又有《教案现办情形片》(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国教士坻省折回片》(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教堂案商办完结折》(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
从沈葆桢奏折中可见他处理南昌教案稳重沉着细致，注重现场踏勘调查研究，例如不妄听“血膏系熬炼精血而成; 铜管乃挖取眼睛所用”之类流言蜚语, 不仰洋人鼻息, 也不袒护教会。为消除双方永无了时、冤冤相报, 消除双方仇隙, 作出认真公正的判决, 最后以赔偿法国传教士被毀教堂损失费一万七千两结案。江西百姓对此表示服从, 人心稍定, 仇教运动停了下来了。
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上遇到了比南昌教案更复杂的安徽建平教案。此时沈葆桢已巡台归来,对该案的处理, 他是更成熟了。从《沈文肃公政书》可查, 办案时沈葆桢有两个奏折。即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同日上奏的《研讯皖南教堂滋事, 确情分别惩折》和《皖南人心稍定洋教士迭请雪冤, 并拟现办情形片》后者有这样一段话:
“……臣伏念教民客民无非天朝赤子，其为善, 宜一体劝之, 其为恶, 宜一体惩之。教之不同, 亦不自泰西始, 民间与僧道, 鲜闻其不相安者, 无胜负角立之心, 则习而相忘故也。教民良莠不一, 倘教士必惟教民之言是听, 地方官又惟教士之言是听, 则所以厚待教士教民者即所以贻害教士教民, 何者？众怒难犯, 变生不测, 地方官自保不暇, 如教士教民何？人亦各有天良, 即如水东教堂之陈先生, 教民也。闵香山, 客民也。翟厚培，土民也, 宜其各不相顾也。乃胡秀山等欲杀陈先生而闵香山为之求情, 翟厚培为之垫款, 不过知陈先生之向不为人害耳, 然则民教之相安不相安也, 视其人而己矣。臣讯办此案如稍存偏袒之见, 明有国法, 幽有天谴。伏恳饬下总理衙门, 将臣一折两片并各供结录送法国驻京公使, 请其劝谕各教士力充与人为善之心, 凡从教者, 待其自来, 勿強人以所未晓; 并谕各教民, 不损人, 正是利己, 庶几中外敦睦, 上下蒙福矣。至臣从前与法国公使来往函稿一并录呈总理衙门, 听候酌夺, 就近与法国公使商办, 以杜后患, 合再附片陈明, 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这段话发自沈葆桢心屝，赤诚之心，令人感动。鲜明地表明沈葆桢尊重宗教信仰, 视“教民客民无非天朝赤子，其为善, 宜一体劝之, 其为恶, 宜一体惩之”一视同仁并无差别, 他竭力促使教士、教民与非教民彼此和睦相处,促使了社会安定。比起上述曾国藩、李鸿章、陸建瀛、傅绳勋的宗教观, 沈葆桢要高明许多了，他的宗教理念已经与现代文明国家普世存在的宗教理念:“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即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非常接近。
（四）尊重台湾民众的信仰，重视“民心可用”
信仰可以看作是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文化特征。信仰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天赋的主观反应，是人类对于宇宙天地命运历史的整体超越性的意识，是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最高意识形式，是人类对人自身存在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整体性反应。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
宗教信仰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群对其所信仰的神圣对象（包括特定的教理教义等）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这种思想信念和全身心的皈依表现和贯穿于特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中，并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
上述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上处理安徽建平教案,是1874年他巡台之后的事了。沈葆桢在巡台期间, 始终牢记舅父林则徐关于“民心可用”“民为邦本”的教诲。作为林则徐民本思想的直接继承者, 沈葆桢深知若要不负使命, 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乃是关键。他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政权的兴亡, 这是传统民本思想的要旨。他在台虽仅短短380天, 却时时殚精竭虑, 尽其所能考虑到和能做到的一切，广结民心。从《沈文肃公政书》可查到仅仅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这天, 沈葆桢便一连给朝廷上了如《请建明延平王祠折》《请加封嘉义城隍神折》和《安平海神请加封号折》等11个奏折。
台湾早期开发的艰辛, 使台湾人民心理上产生同各地移民社会一样的多种民间宗教信仰。例如, 从清初到晚清, 长久以来, 由于清廷害怕郑氏后代散处四方, 造成对清统治的威胁, 除了四处搜索之外, 就是对明代遗迹及与郑成功有关事迹和遗迹均予以禁毀, 其观念和作法, 可以说愚蠢之极,因为郑成功在台湾民间早已是作为保护神来供奉的！对于他早被台湾民众神化的事实, 朝廷的禁毀作法不但尽失人心, 根本无法在老百姓心中抹掉对郑成功崇敬！
1875年，沈葆桢在台湾杀下日军占台的气焰，迫使他们撤出台南后，着手建设台湾，并先从思想教育入手。为表彰郑成功的忠义，以鼓舞广大群众，他会同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上奏朝廷，请给郑成功赐谥、建祠，列入国家祭典，以顺舆情，以服民心，振作忠义，正风移俗。在清朝，勇气不大的人是不敢替郑成功讲话的。沈葆桢为郑成功请谥、建祠的举措，在当时不能不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 但沈葆桢光明磊落, 他在奏折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了“主稿”两字, 意思如有不妥, 由他个人承担责任。由此足见他为爭取民心, 在所不惜, 沈葆桢的胆识博得后人很多好评。
沈葆桢非常重视尊重台湾民众的信仰，因而要求在台官员入乡随俗, 把祭祀民间崇拜的各种神灵视作凝聚台湾民心、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沈葆桢的《请加封嘉义城隍神折》和《安平海神请加封号折》将单纯的民间崇拜转变为官方饬封，他认可了台湾民众的信仰, 给台民极大的心理安慰和鼓舞, 进一步沟通了官与民的感情。
2013年6月出版《船政与台湾》画冊记载的沈葆桢认为教会可以敦风砺俗, 消弭种族岐见，奏请保障天主教自由传教的权利，同治皇帝亲赐‘奉旨’照准圣石给屏东的万金圣堂与沈葆桢《请建明延平王祠折》《请加封嘉义城隍神折》和《安平海神请加封号折》的作法如出一辙，都将保障台民的宗教信仰(包括将郑成功当作神一样祭祀), 提高到“饬封”“奉旨”这种最高形式。除了屏东的万金圣堂外, 位于高雄市鼓山三路的前金玫瑰圣母堂（即露德圣母堂, 最初建于1859年，是天主教继明代教务中断后，在台湾重新开教的发祥地）也与万金圣母堂同获清朝同治皇帝赠“奉旨”圣石。在此圣石前，文官必须下轿，武官必须下马。“奉旨”圣石，一直保存至今。笔者认为,屏东的天主教万金圣母堂和高雄的天主教前金玫瑰圣母堂都应属于沈葆桢的在台遗迹。正如台湾天主教高雄教区福传150年委员会编印的《天主教台湾开教史》所言, 沈葆桢对台湾天主教的保护“百年传为佳话”, 至今广大台湾天主教徒仍然铭念沈葆桢当年的仁德。这是沈葆桢治台的一大亮点。
（此文曾为“纪念沈宝桢保台建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