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葆桢诞辰200周年·
沈葆桢据理力挺船政大计
林樱尧
1807年8月，美国工程师富尔顿以蒸汽机为动力，在英国伦敦造出时速5英里的“克勒蒙特”号机动船，标志着世界造船工业的开端。约60年后，中国的清王朝在福州马尾、上海高昌庙，分别创立了福建船政和江南机器制造局，我国机器造船也由此发轫。新生的中国造船工业起步维艰，但仍顽强地向前迈进。因为，建设海军抵御外侮，是当时洋务远动倡导者和实践者的思想动力。
19世纪70年代初，马尾、江南两厂已造出兵商轮船近十艘，发展势头看好。正当两厂致力于扩大造船生产规模之际，却有几位颇有来头且地位不低的权贵跳出来，无视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于国家海防有着重大意义并已取得成就，公开发难，阻挠造船，其中代表人物便是内阁学士宋晋。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造船“应否裁撤”的大争论。
这场风波源于一份来自船政的奏折。1870年10月26日，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逝世，奏准朝廷居家守制。奉旨，船政事务暂由提调夏献纶、吴大廷办理，而需奏咨事项则“禀知将军、督、抚等代奏”。这一时期，船政已造成4艘轮船，第五艘业已下水，且第六、七、八号船舶也已相继开工。轮船建成了，但养船费用日增，经费开支短绌。按左宗棠当年规划，“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但他尚未考虑成船后所产生的费用问题。对于这项养船经费，沈葆桢刚上任之始则已预见到了，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七日正式接事之日奏上《船政人事日期折》中就提到，“至于成船之后，一船又有一船之经费，非放开眼界，通盘筹划，虽竭帑藏，不足以供之”。当时朝廷接奏后，对这一问题先是肯定了沈葆桢的见识，褒其”清慎之怀，中外共见”，解决方案则是到时请福建地方官员“务当和衷商办”。转眼几年过去，养船经费凸显，船政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以福州、厦门海关“洋药（即鸦片）税款，用于“养船”；一是将成船分派各省海口，由各省承担部分费用。两个方案也曾试行实施，但因福州、厦门海关近年“洋药”进口量递减，税收减少，多有不足，而调拨各海口之船，如“湄云”号先拨浙江效力，因与当地水师关系没理顺，又退回船政，“万年清”号拟拨天津，因该船吃水过深，与当地海口“不甚相宜”，未能接收，此事就拖了下来。
沈葆桢开始丁忧守制当天，署理闽浙总督文煜会商沈葆桢后，在奏陈各号轮船制造情形折中，附片奏称：“再，闽省新造轮船，配拨弃、兵、舵、水人（水手）等应需薪粮、公费及煤炭经费，前经奏明，将福州、厦门两口洋药票税一款，截留专用在案。兹查洋药票税每年征银不过八万两，近来洋药滞销，票税尤形短绌。而轮船大号者每月薪费约支银二千一百余两，小号者每月薪费约支银一千五百余两。现成大号船三只，小号轮船两只，每月需银九千余两，又建威夹板练船，每月除洋员薪水外，需银一千一百余两，已不敷支给。”文煜附片中罗列了各种养船开支已大大超出原定的福、厦两口海关洋药税收，船政经费已难以应付，进而还指出“以后成船日多，经费动支更钜”，希望有个稳妥的解决办法，“不能不通盘筹及”。文煜所提的问题，亦是沈葆桢所思虑的，所以片中再次提出“伏查创造轮船，原为中国自强之计，沿海各省必须协办通筹，分拨应用，在各处洋面，既资巡缉，而往来港道，亦易熟谙。”请求朝廷能让船政成船由各省海口认领，以减轻船政负担。
文煜附片奏上之后，朝廷批给总理衙门，让“该衙门议奏”。总署奉旨，经与分管财政的户部往返商议，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浙江、广东、山东、奉天、天津各口认领船政所造之船，江苏一省则认领江南制造局所造的兵船。养船费用准许 “各该省洋药厘金项下，就近动支，仍核实支销，毋许浮滥”。同治十年（1877年）十一月初六日，总署将方案方上报皇帝，次日奉旨：“依议”。也就是说，在总理衙门协调下，船政养船费用支绌的难题，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正当总理衙门奉旨协调落实船政轮船分拨各省调用之际，内阁学士宋晋突然发难，于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上疏朝廷，奏请停造轮船。其奏文一开始就下了定论：“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其理由有三：一是朝廷已有议和之策，不必再有武力制夷之举，并认为这是“猜嫌之举”；二是自己造的船“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三是若“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洋本设有水师船只”，“何必于师船之外，更造轮船，转增一番耗费”；四是“将专用以运粮，而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所以，他主张“应请旨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办”，对已经成造的船只，拿去出租。
宋晋（1802—1874），字锡蕃，号雪帆，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清流派代表人物之一，喜欢说三道四。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时，他竭力维护清朝统治，屡屡上书指责各地剿战不力，曾以一年中上疏数十章而扬名。他一生任京官，在镇压太平军战争中，曾先后推崇曾国藩，举荐左宗棠、沈葆桢，名声不小，其言论颇受时人重视。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在福州马尾办船政，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制造轮船不可”的真知灼见，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肯定。上谕还特别强调：“中国之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当之急务……左宗棠务当拣派要员认真讲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方不致虚糜帑项。所陈各条，均著照议办理”。
如此一项国家级大工程，作为一个深谙官场游戏规则的封建士大夫，宋晋断不至于无端突发奇论。他敢公然反对新兴的造船工业，而当时倡导造船的都是地位显赫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以及皇室贵族恭亲王奕訢等洋务派，自是摸准了最高统治者的脉膊，也迎合一批保守派的心态。昏庸的保守派根本就看不懂闪烁着现代科技光芒的新生事物，对“师夷长技”十分反感，虽然鸦片战争后屡遭列强欺侮却不醒悟，依然偏执于昔日北方部落的“铁骑辉煌”，对于造船、建设新式海军等，都认为是“一片胡言”。基于如此背景，宋晋跳出来大肆反对船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来，一股落后的思潮，掀不起什么波澜。宋晋也不是什么得意的大人物，可出乎意料的是，清廷最高统治者却迅速批转宋晋奏折，谕令署闽浙总督文煜、两江总督曾国藩“通盘筹划，应否将轮船局暂行停止之处，酌量情形，奏明办理”。接旨后，文煜以模棱两可的态度答复朝廷。而曾国藩则委婉陈辞，认为“刻下只宜自咎成船之未精，似不能谓造船之失计；只宜因费多而筹省，似不可因费绌而中止”，坚持造船的态度还是明朗的。曾国蕃在奏议的最后，则更是坚定地表明：“趁此内地军务将竣之际，急谋备御侮，非好动也，仇不可忘，气不可懈，必常常有设备之实，而后一朝决裂，不至仓皇失措！”讵料，曾国藩奏上仅过5天，尚未得到朝廷回复，即于1872年3月12日因病辞世。清廷最高统治者似乎不遂心愿，又责成军机处发布上谕，命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就造船“应否裁撤”表态。一项事关中国新兴造船工业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严峻地摆在了左、李、沈诸人的面前。
左宗棠是福建船政的倡办人，此时他正在陕甘总督任上，虽置身西北边陲，仍心系船政和造船。1872年4月2日，他率先上疏，态度鲜明，力陈制造轮船“实以西洋各国持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窃维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他驳斥那些无事生非者，“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左宗棠还明确表态，若船政经费确实困难，可以把闽省应拨付西北的军费留给船政使用，全力支持船政继续造船。
李鸿章是江南制造局的开创者之一，当年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购回100余台机器设备，悉数拨归制造局使用，本意是制造枪炮，但也先行造船。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理应以维护造船大局为己任的李鸿章，在这紧要关头，却态度暖昧。他在1872年2月29日复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也认为：“闽船创自左公，沪船创议曾相，鄙人早知不足御侮，徒添糜费”。随后，在3月5日复曾国藩的信中，他态度有所转变，说兴造轮船虽为自强一策，但因造船花费大，一时尚不能御侮，易遭人口舌。表露了他的苦衷和疑虑。
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则旗帜鲜明。早在船政开办之初，本当鼎力相助的闽浙总督吴棠却囿于成见，胡诌什么“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并藉端打击船政提调等人，从中掣肘。沈葆桢十分恼火，专折上奏，据理力争。清廷不得不将吴棠调任四川总督，为福建船政的最初发展搬走了一块绊脚石。在沈葆桢掌管福建船政的几年中，虽不时有人冷言冷语，讽刺打击，无端干扰，沈葆桢均不为所动。他十分理解当年左宗棠所列的设厂造船“七大难”，其中“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看准了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之举，定当奋力向前。现在又有这么一股势力公开阻挠造船，且举理之歪，令沈葆桢深感气愤。
同年5月7日，他继左宗棠后立即上疏，言词激昂：“查宋晋原奏称‘此项轮船将谓以之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疑之举’。果如所言，则道光年间已议和矣，此数十年来列圣所宵旰焦劳者何事？天下臣民所痛心疾首不忍言者何事？夫恣其要挟，为抱薪救火之计者，非也；激于义愤，为孤注一掷之计者，亦非也。所恃者，未雨绸缪，有莫敢侮予之一日耳。”他接着痛驳宋晋的滥调：“原奏称‘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夫以数年草创伊始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诚不待较量可悬揣而断其不逮。旋亦思彼之擅是利者，果安坐而得之耶，抑亦苦心孤旨不胜糜费而得之耶？”，“外人之垂涎船厂非一日矣，我朝弃则彼夕取。……今无故而废之，一则谓中国办事毫无把握，益启其轻视之心；一则谓中国帑项不支，益张其要求之焰“。而后，他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微臣所以反复思之，窃以为不特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
沈葆桢疾言维护造船大计，决非出于对宋晋的私人成见，更不是担心自己的船政仕途半途而废。他在马尾工作数年，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思想和科学技术，看到先进生产力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建造舰船、建设海军，增强抵御外来侵略之国防实力，是重要的一面。若“停造”、“裁撤”势必“尽撤藩蓠”。不但于此，“外人垂涎船厂非一日矣，我朝弃则彼夕取，始也以借用为言，无辞以却之也”。如果这样，不但中国的海防建设无从谈起，船舶修造以及航运，又将操于外人之手。若按宋晋之言行事，正中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害怕中国强大的下怀。沈葆桢的新潮思想还不仅局限于此，他还以发展的眼光看到，中国还应当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造船的基础上，奠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基础。沈葆桢从不同方面剖析造船的得失、成败，坚决不同意停止造船。
有远见就有胆识。在5月7日的上疏中，沈葆桢不但反对“停造”，相反，而且提出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他主张，首先还得筹费，一是“海关五万，按月解给，且恐万万不敷”，最好再增加。若一定要减省，则要等五年限满后，将外聘洋人遣散才能谈起。但他又提出，辞退洋员省下的经费，还不能上交，应当用于人才培育，他奏道：“御侮有道，循已成之法而益精之耳。洋人来中国教习，未必非上上之技。去年，曾国藩有募幼童赴美国学艺之举，闽工欲踵而行之，以艰于筹费而止。拟限满后，选通晓制造、驾驶之艺童，辅以年少技优之工匠，移洋人薪水为经费，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较诸平地为山者又事半功倍矣。”二是要增加成船后的海军训练，“否则士卒不习，虽极精之船，亦块然一物耳”。此时，沈葆桢已在筹划建立海军舰队，“前蒙特简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俾常月训练，惟是训练不能无费，该提督索性廉介，必不思藉润乎其中，而缺瘠家贫，力不足以赔垫。臣旋即丁忧交制，未及奏请，应恳饬下督抚臣，按月筹解五百金，为该提督出洋操费”。
针对藉端“糜费太重”而引发的停造之争，沈葆桢非但不避人家攻击的锋镝，还针尖对麦芒地要求“但兵船为御侮之资，不容因惜费而过少耳”。他痛声疾言之间，并未一味强调多花钱多投入，而是多方说明，能省的费用应当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令人感慨的是，竭力倡导西方科技的沈葆桢，在极力驳斥停止造船谬论的同时，还不忘向上报告现代科学的重要性，尤其是数学这一学科，更要学习并普及。他奏曰：“西法虽千头万绪，要权舆于算学。中法与西法，派虽别而源则同。臣尝会同前督臣英桂，有请设算学科之奏，部臣因无人可以阅卷议驳。然闻京师同文馆教习李善兰，通西学者也，前任山西河东道杨宝臣，通中学者也，倘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
以国家安全为己任，无私才能无畏。沈葆桢慷慨陈辞，自然也鼓起一大批有识之士之勇气，附和者众，李鸿章也收起动摇之心。在这之前，李鸿章曾遣派幕僚盛宣怀到马尾实地考察，意在通过亲信调研，摸透船政底细后再表态。盛宣怀奉命来到马尾，沈葆桢不知其意，但与他晤谈后，对其评价甚高。《马尾港图志》记载，沈葆祯曾对随员林贺峒说：“今日觏一奇士，其将为国家任事之人乎。与之谈郡国利病，烛照数计，老于吏治，不是过对。使函答，顷刻逾十纸。”盛宣怀赞成沈葆桢观点，认为船政继续造船利大于弊，回复了李鸿章。1872年6月，李鸿章上奏《复议轮船制造未可裁撤折》，批驳宋晋等人，并讽之“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之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巨创而痛深。”李鸿章的表态颇有份量，最终扭转了停办船政之议。而李鸿章折中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名句，发人深省，为时人争相传诵。8月2日，总署大臣奕訢也上奏，谈到“造船虽费多而艰难，成效一时也难显见”，“虽将来能否临敌制胜未敢预期，惟时际艰难，只有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继而他又婉转地陈述：“臣等于船厂未经亲历，实不知其详，惟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诸臣虑事周详，任事果毅，意见现已相同，持论各有定识，且皆身在局中，力任其难，自必确有把握，其间造船以资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查看情形，妥筹办理。”清廷见诸臣力陈利害，见解合情合理，遂作罢议。一场危及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和海防大计的重大争论，就此平息。
百年老船政
在这场大争论中，沈葆桢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争取到又一个发展空间。现在，史学界公认，我国近代工业，以造船为先导，并且以其独特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工业的母行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沈葆桢为中国工业化社会的奠基和形成，立下不朽功勋，称之为“中国工业化之父”，亦足以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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