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都市柴门”中的布衣学者

2006年2月24日，我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张中行先生，因病在北京305医院病逝，享年97岁。张中行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等人被尊为“未名四老”（“未名”指北大未名湖）。也有人把张中行与季羡林、钱钟书、施蜇存并列，称之为当今中国的四位“国学大师”。

“文坛老旋风”

1909年，张中行生于河北香河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22岁的张中行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师从多位名家学者，诸如熊十力、周作人、胡适、梁漱溟、刘半农等，并与吕叔湘、叶圣陶等许多文人学者有过交往。

北大红楼的求学经历，让张中行获益匪浅。他涉猎广泛，打下深厚的学术功底。毕业后，他先后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任教。上世纪40年代，张中行曾参与编缉《现代佛学》杂志。1949年以后，张中行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张中行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他对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戏剧、文物、书法等学科的学识之渊博，文化界早有公论。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醉心于思索老庄、孙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

有人曾问张中行：“总结一生，您认为给您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适合？比方文学家、教育学、哲学家等等。”张中行回答说：“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顺生论》是张中行哲学著作的代表，它是张中行自认为最费力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有人把它称作“当代中国论语”。书稿酝酿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最终完成于1992年5月。整个成书过程约40年。张中行在书中易古人的“率性”为“顺生”，阐发自己关于“怎样活才好”的种种人生见解。已故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曾经说：“我那点儿学问纯粹是蒙事，张中行先生那才是真学问。”张中行与启功、季羡林等国学大师交往甚密。启功一度称张中行为“老夫子”，说他“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张中行则称启功为“元白上人”。对于张中行，季羡林曾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后汉书·边韶传》云：“腹便便，五经笥。”意思是说学者边韶的学问很好，肚子就像储藏五经的竹器，后形容学问渊博），并用“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来形容这位老友。

新中国成立后，张中行从事出版和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多部专著，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在佛学和其他方面也有建树。尽管他谨言慎行，“文革”中还是未能幸免于被放逐，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达观的性格。学识、阅历、人生，为张中行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化作他上世纪80年代如泉的文思。在散文创作上，张中行直到80岁才“暴得大名”，被称为“文坛老旋风”，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流年碎影》等。张中行文风古朴，大有“五四”遗风，所撰写的杂文一度被称作“新世说新语”。

张中行一生经历丰富，阅读广泛，其散文随笔也是天马行空包罗万象。顾炎武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可以作为张中行晚霞灿烂的生动写照。张中行的女儿张文说：“父亲晚年主要的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已经成为他最大的兴趣，甚至不写就难受。他经常早上散步，打完太极拳就回来写作，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下午就接着写。”

张中行从事散文创作，他的文章不拘形式，自然率真，视野开阔，纵横捭阖，信笔写来，妙趣横生。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季羡林先生说：“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特色的……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文章，只须读上几段便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罕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都市柴门

“文革”中，张中行吃了不少苦。1968年张中行开始离开正常工作岗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内扫厕所，干零活。他虽然出身清贫，成分却定为“富农”，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改造。在那里，张中行挨过批斗，因为他夜里看星星，别人说他想变天。还有一次，挑水的时候，水桶掉到井里了，没捞上来，被认为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也为此挨批。

1971年5月底，张中行刚从凤阳干校回到北京，就接到命令，要他回河北香河老家。此时，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去。但张中行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一个人回到香河。那时，张中行已经60多岁了。老家人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了粪送到生产队积肥。张中行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非常艰难，他用煤油炉自己做饭，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烧炕，所以冬天就非常难过。尽管如此，张中行还写了不少诗词。他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把整个人生都看得很透，不管有什么情况他都能接受和顺应。张中行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工资，女儿每月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去领。回香河以后，他就没有工资了。按照那时的政策，4摄氏度是一个界限，只要气温低于4摄氏度，他才能回北京，住在女儿张文的家里。张中行每次回来，女儿都要抓紧去办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要是超过了，必须当天去续。

1978年，张中行回到北京。回京后，他和老伴李芝銮长年借住燕园二女儿张文家。直到1994年85岁时，张中行才分配到位于北京祁家豁子华严里小区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张中行特为自己的简朴住所起名“都市柴门”，津津乐道地告诉来贺乔迁之喜的友人：“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全楼一百多户，没装修的仅我一家。”“那地面若是变得软腾腾的（铺了地毯），那墙壁、屋顶若是变得亮星星的（安了吊灯），怕是白日写不出文章，睡觉梦不见周公。”一位张中行的崇拜者要免费给他装修，张中行说什么也不干。

张中行的家具很简单，桌椅板凳都是旧的，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门厅上有一个老式挂钟。张中行说：“这钟要每7天上一次弦，大概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张中行兼作书房的卧室中堆满了书。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乾隆时期的砚台，桌上放着文稿、笔和一个小钟。一把他当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时买的藤椅，已发黄变黑，许多地方都缠绕着绳子。这些年来，张中行就是坐在这张藤椅上，写下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对政治、对人生和对百姓的深刻思考的一本本书。

淡泊名利

在女儿们的眼中，父亲张中行平生淡泊，疏于名利，没有给她们留下任何遗言和遗产。女儿张文这样谈父亲：“他最喜欢的是看书、做学问，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他还在看《聊斋》，他说要学文言文就要看《聊斋》，读完《聊斋》，文言文也就过关了。”

张中行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他从不趋炎附势，从不攀高结贵。他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任何组织。上世纪90年代正是张中行掀起的“文坛老旋风”席卷全国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托人给他送去了入会申请表。张中行考虑再三，决定放弃入会的申请。他的解释是，我这一辈子什么组织都没有参加过，现在快成入土的废物了，就不麻烦中国作协了。张中行就是这样淡泊名利，他对一切都看得很淡、很透。

张中行与老伴李芝銮育有四个女儿，长女张静1954年考上河北医学院，毕业后留在了张家口；二女儿张文就读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三女儿张采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直至退休才回北京；最小的女儿张莹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经历“上山下乡”，后来才调回北京。几个女儿的工作都与文学无关，张中行常跟她们说，你们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张采有时候开玩笑说，好多人想办法把子女调到身边，但是父亲从来没想过这个。在张静的印象中，父亲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她从河北医学院放假回来后翻看妹妹们的小人书，“父亲训了我一顿，‘都是大学生了，还看小人书，多少好书你不看？！’他平常不批评我们，但不好好读书就不行。”张静后来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来京看父亲，张中行总对她说，“你呀，说真话，说实话，给老百姓办实事，别想当官。”啼笑皆非的张静只好回答：“我们不是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张中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有一次临时照看传达室。期间来了一个人，说要找人，具体找谁也没说。张中行就说你等会儿，中午都休息呢。后来传达室的人回来了，那个人说我要找张中行，这个老师傅让我等着。传达室的人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张中行先生。说完那个人特别吃惊，哎呀！这就是我要拜访的张老啊！然后又说了很多尊敬的话。张中行回到家里对女儿说，你看这多好，人家把我看成个老师傅。

一次，与张中行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一位女编辑不小心丢失了1000元，自然很沮丧（当时这笔钱还不是小数目），众人好心相劝。张中行得知后，拿出500元送上去说：“只当是你丢了500，我丢了500，一个人的不快让两个人分担，不是可以减轻一半吗？”以后这位女编辑的丈夫在深圳做生意，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后曾执意要偿还这500元，张中行坚决不收，他说：“这个我不能要，因为是我送你的，不是我借你的。假使是借你的，现在你还我就收，但这500元我不收。”

张中行习惯每晚喝一两白酒，喜欢听京戏，最爱听老生的戏。他有一个习惯，吃饭时不会把饭粒掉在桌子上，总是吃得干干净净。这并不是张中行节省，而是在农村的生活让他深知“粒粒皆辛苦”。张中行喜欢喝酒，但是非常节俭，喝的多是“二锅头”，曾有人送了他一瓶“人头马”，可张中行没见过，随意地放在墙角。后来张中行从报纸得知一瓶“人头马”竟然要1800元，便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180元，张中行实在难以下口。

但张中行在待人处事方面非常慷慨。曾有个中学生给张中行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张中行就非常高兴地把书寄给他了。他总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生活向下看，学问向上看，多读书，读好书。对于向自己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张中行不但来者不拒，还常常自己装裱好了才送人。不但如此，他还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等名家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是不给人签名的，张中行就把笔硬塞到人家手里，“命令”他“签”！可是他从来不为四个女儿向别人索墨宝，他自己的字也不给女儿，他说他是天生的左撇子，字写得并不好，但别人向他要，他不能拒绝。久而久之，女儿们也知趣了，不找他求字画，所以到现在，四个女儿家里都没有什么名人字画。病重住院期间，张中行仍给305医院内三科主任陈士良赠送亲自签名的书籍。2006年1月7日是张中行的生日，他在医院度过，那天他格外高兴。

“青春之歌”

曾有记者问张中行，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情什么？张中行说，男女之情。记者再问，那对于一个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感情是什么？张中行说，还是男女之情。在《流年碎影》一书中，张中行写道：“什么样的女人是我的心上人，就是在我临终的时候执手相看泪眼的那一刻，那一个就是。”只是 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已经没有了能跟他执手相望的爱人。

张中行的婚姻世界中，有过三位女性。张中行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婚。1926年，17岁的他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

张中行为外界关注的，还有他与著名作家杨沫的一段感情。193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张中行与小他5岁的杨沫相识。杨沫当时因反对包办婚姻而离家谋独立。张中行回忆说，杨沫“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在杨沫的心目中，张中行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为了解决杨沫的生计问题，张中行立即给香河老家的哥哥去信，询问香河县立小学是否缺人。在得到肯定的回信后，1931年9月初，杨沫动身去香河教书，她与张中行依依惜别。在张中行的寓所里，杨沫感叹他的书真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了。在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杨沫很感激他，同时觉得他虽是北大的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重。此后，两人便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感情迅速升温。

杨沫在香河教书两个月后，母亲病了。母亲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劝她回北平，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此时母亲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1931年底，杨沫的母亲病故。父亲另有外遇，根本不管杨沫母亲的后事。迫于生计，杨沫和她的两个妹妹各奔东西。这时，张中行开始和杨沫在北京同居。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中行家里寄来的生活费，日子自然过得清苦。

一天上午，杨沫的妹妹、联华电影公司的演员白杨来看她。屋里非常寒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生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已经奄奄一息。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便问他们吃些什么菜。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还不是有肉有菜了吗？”杨沫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

尽管如此，这段日子还是给杨沫带来了许多快乐。张中行有学问，他经常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但杨沫是一个新女性，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杨沫曾向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杨沫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白杨劝杨沫：“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白杨的话在杨沫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据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中说：“有时候，母亲也想跟爱人张中行谈谈国家大事，可话不投机。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张中行与杨沫的这段恋情维系了4年多，到1936年，两人劳燕分飞。张中行和杨沫曾经生有一个男孩，孩子寄养在农村，一岁多死于白喉病。后来杨沫与革命青年马建民相爱。1985年，马建民逝世。1989年，经人介绍，杨沫与小她几岁的李蕴吕结婚。

1936年张中行与杨沫分手时，杨沫已经怀有张中行的第二个女孩子，她就是杨沫的女儿徐然。徐然一直认为她的父亲就是马建民，直到在“文革”中大挖“老底”时，40多岁的徐然才知道她的亲生父亲是张中行，她大哭了一场。1978年，徐然给亲生父亲张中行写信，张中行很快给徐然回了信，父女俩还在一起吃过饭。徐然现年近70多岁，在美国跟女儿住在一起。她听到亲生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伤心地哭了。

杨沫曾在一份材料中说：“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上世纪50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杨沫在《青春之歌》后记中明确说：“这书中许多人和事都是真实的。”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杨沫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是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张中行被杨沫的《青春之歌》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舆论认为其中的“余永泽”即张中行，张中行的答复是“没有在意”，最多只说“杨沫糊涂”。有人劝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张中行曾对人说：“大家都知道《青春之歌》里那丑化的余某是指我，其实我并没有很在意。那个时代的小说教程就是那样，人物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其实人不能这样简单地分成两类。她曾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听了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就不会这样写。至于我对她的看法都写到《流年碎影》中了，你去看书就明白了。”

《流年碎影》是张中行的自传体杂文集。在漫长的岁月里，张中行对杨沫有怨恨，但更多的却是怀念和谅解。他回忆同杨沫初次见面的情景，字里行间流露着眷恋之情。分离后，张中行说：“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能揭露杨沫的“罪行”，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后来看到这个材料大为诧异，沉默良久说：“没想到他会这样。”她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

杨沫曾请张中行到家里吃饭，送给他一些照片，还在背面题了词。后来，张中行陆续出了一些书。每出一本，杨沫都让女儿出面向张中行要来读。于是他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然而不幸的是，直到最后，他们不但没有达到完全的相互谅解，反而又生出新的怨恨。有人写文章谈杨沫当年感情，杨沫认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

1995年12月11日，杨沫逝世，享年81岁。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他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杨沫的子女曾请张中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拒绝。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